工人们要求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工人们要求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
刘甲
记者访问了好多工人和工会工作者，征求他们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执行情况的意见。他们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就电影和戏剧方面发表了许多意见，主要是对戏剧工作的意见。他们要求文化主管部门在整风中进行检查，逐步改进这方面的工作。“领导人应该下来看看……”
最近到包头工业区作了一番考察的全国总工会的一个同志说：“如果不亲自去看看，对于工人文化生活的贫乏程度，就很难想像得出。”他说在包头的一些工人集中的区域，没有剧院、电影院，一些流动的电影放映队，带的都是些旧片子。”我问工人们今年看了些什么电影，他说，听听工人自己的说法吧：“在那‘难忘的一九一九年’，我站在‘金银滩’上，眼望着‘六号门’。”这就是他们今年看过的几部片子。戏就看的更少。他调查了十五家工人家属，在一年当中，看过电影的只有六人。
这种情况，在西北各新兴工业城市如洛阳、西安、兰州、西宁等地也存在着。这些地方的工人是从华东、华北、东北等地去的，青年工人多，文化程度较高，对这种情况就更加不满。他们有这样的呼声：“无聊的礼拜六，苦闷的星期天”。
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工人的文化生活状况要好的多，但也不是没有问题。像北京的东郊工业区，也没有影剧院。上海有四个工人新村，连家属共二十万人口，也没有影剧院，虽然这里的住宅很漂亮，青年工人们往往因此不愿搬进去。
工人们要求领导文化工作的人应该多到他们那里去看一看。“空着”、“闲着”、“窝着”……
工人说：干部们老向我们解释，说国家目前经济困难，文化状况落后，不能修过多的电影院和戏院。这道理我们懂得。可是实际情况不是完全如此。在大城市里剧院空着（北京各戏院上座率平均是40％到60％），剧团闲着（许多剧团因没有场子不能演出），演员窝着（有些剧团人员过多，演员没有机会演出），观众急着（许多人被挡在戏院外边，看不上戏）。人常说：“人挪活，树挪死”，这些剧团为什么老挤在大城市里，不挪动挪动，到工厂、工地来演戏呢？包头工业区的工人要求北京的剧团多作巡回演出，西北的工人也要求上海的剧团多到西北各工地去演出。
“越提高离我们工人越远”，“剧团越大越下不来”，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工人们要求中国评剧院去演秦香莲，一连请了七次都被拒绝了。主要的理由就是：“光布景就有八卡车，你们那场子装得下？”那么他们究竟准备给什么人服务呢？
工人们对票价太高有意见。西北工人作了打油诗：“物价稳定全下降，唯独戏票升万丈。”工人们知道专业剧团在搞企业化，他们说，“一化还好受，两化受不了。”就是说：“机关化”（剧团的扩大和浪费）加企业化（经营方面），工人就受不了。
工人对影剧院都集中在市中心有意见。据统计：兰州市解放至今，人口增加了三倍，增加最多的是工人，大部集中在郊区；影剧院只增加四分之一，而五个影院四个在城区，九个剧场都在城区。远在郊区的工人就无法进城看戏。西安市的原有影剧院都在市中心，新建的又都在市中心，而东西部工业区却没有一个影剧院。
北京郊区的工人说，城里场子空着，我们却进不去。进城看戏，一是交通困难，车子挤得坐不下；二是经济困难，带个家属进城看趟戏，连车费、票价带饭钱，就得好几块钱，那受得了；再说时间也有困难，来回一整天，累得够受，第二天上班就差劲了。因此“千思万想，只好不去”。
架子大、“条件”多
有人说：农业生产社对社员实行五保，现在有些下厂演出的剧团要求“四保”。一要保台场：台要多高，台口要多宽，台身要多深，还挂多少条这，吊多少条那，灯光要一万多瓦。不答应这些条件，就说“不适合本团演出”，不来。工人说：我们的场子是“食堂、礼堂、俱乐部，临时车间兼仓库”。那里能像大剧团要求的那么齐全！那为什么不能把条件放低些？
二要保多赚钱。剧团在城内卖座是40％到60％，到工厂包场就要按满座算。国营剧团都分工负责维持一个国营剧场的收入，因此有的下厂演出的国营剧团，除了本团的收入外，还要求工人们把原剧场的收入也赔出来。北京市一个京剧团到石景山钢铁厂演出一次，包价高到一千一百元，其他费用还在外。这比在城内卖座演出实际收入高的多。包场价高使票价增高，大工厂观众多，还好些，小工厂就更加请不起了。
三保接、送。服装、道具、布景用大卡车，演员要用客车，还得每人有个座位，正副团长和主要演员要用小卧车。北京市的那个京剧团去石景山钢铁厂演出，还要了两辆小车，厂子里只来了一辆，结果又租用了一辆。工人们说，凡是包场的，汽车就要的特别多，反正剧团又不出车钱；凡是由剧团自己卖座，汽车就要的少。
四要保吃，厂内要招待一次夜餐。有些剧团的领导人和主要演员还不肯同一般演员一桌吃饭，得另席招待。在西北某工地巡回演出的一个剧团，还要求吃西餐。
以上这些条件，就使许多工厂和工地无法请国营剧团来演戏，有些合乎条件的，请一次国营剧团也很不容易。石景山钢铁厂的工人们说：有名的剧团请不来；有时死求活恳请来了，有些名演员却不来；有时指名请求，名演员来了，只唱一小折亮亮台，其余的戏都让一般演员去唱。工人说：“这是烟袋锅一头热，你想看他，他不想看你。”
工人们普遍要求剧团“多卖点力气，少摆点架子；多带点戏来，少带点布景”。
工人们认为国营剧团所以脱离工人群众，首先因为剧团本身过于庞大，演出和布景过于复杂。由此产生了“看利过重”的观点。工人们认为应该去追查指导思想和经营方针。文化主管部门不从精简剧团、克服浪费入手解决这个问题，就只有提高票价。有些剧团愿意把对工人的演出票价放低些，用多卖座的办法增加收入，文化主管部门却不答应，生怕影响其他剧场的上座率。上海虹口区一个剧团到一个工厂去演出，工厂方面要求剧团放低票价，同时保证多卖座，使剧团总收入增加。剧团同意了，但文化局坚持“国营牌价”不能随便降低，结果只好作罢。包头和西北的工人说：北京、上海的剧团到那里去演出，路远旅费多，票价自然要高。国家可否给剧团适当补助，鼓励他们下厂巡回演出？这样总比白窝在城里好。
缺乏依靠群众的观点
石景山钢铁厂的工人认为：只靠专业剧团来演出，无论如何满足不了各地工人的要求，只有靠工人业余剧团的活动，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石景山钢铁厂每周都有周末晚会，演出的节目很多，都是由工人的业余剧团来演出。石景山钢铁厂工人们有京剧队、话剧队、评剧队、乐队、说唱等，都是业余的。其中京剧队最活跃，成绩也很好。原因是中国京剧院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特别是对演员的辅导。提起中国京剧院来，工人们至今称谢不尽。青年艺术剧院对石景山钢铁厂的话剧队给了许多帮助，工人们也念念不忘。
可是一般工人业余剧团大都因得不到辅导，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工人们对这很有意见。他们说1954年以前，专业剧团的人对业余剧团的辅导挺积极，现在都不管了，都说没有这任务。通过组织手续根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通过私人关系，却能解决一部分。例如北京市西单区一个业余评剧团，请不到人辅导，后来知道有一个评剧团的导演张菊荣家就在附近住，上门一请，就解决了问题。西单区一个业余剧团，请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帮助辅导，被拒绝了，后来通过西单区文化馆一个工作人员，才把他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的爱人找来帮助辅导。
现在业余剧团活动有两大困难：一是没人辅导，一是缺乏剧本。辅导问题只靠专业剧团也不能全部解决，还得靠文化主管部门认真考虑解决这个问题。关于剧本供应，有些专业剧团有适于业余剧团演出的剧本，却不肯供给。天津一个工厂的业余剧团，向一个剧团借用剧本，剧团不给。这个工厂就派了四个人去看戏，一面看一面记场次和台词，回去凑成剧本演出。工人们也要求文化主管部门注意组织创作，解决对业余剧团的剧本供应问题。
文化部门并没有充分利用工会方面的文化设施。北京市有十三所工人俱乐部，都能演出戏剧。但北京市文化局在分派剧团时，为了照顾国营剧场的收入，对这些俱乐部采取了限制的方针。不但国营剧团很少派来，就是民营专业剧团也很少派来。原因是俱乐部对工人票价实行优待，说这会拉国营剧场的座。据西单区工人俱乐部的负责人说：5月份文化局没有给西单区工人俱乐部派一场戏。4月份原也没有派，说是剧团全派好了，以后再说吧。后来这个同志知道有些民间专业剧团窝在家里没有场所演出，就先去和这些剧团商量好，再去找文化局，这才派得了两场戏。
工人们要求文化主管部门在整风中，围绕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一方针来进行检查，着重检查两个方面：一个是为群众服务的观点如何？一是依靠群众的观点如何？通过这些检查再进一步揭发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