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公方代表之间——记一个私方人员的谈话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我和公方代表之间
——记一个私方人员的谈话
本报记者　叶剑韵
5月23日早晨，我到北京市电器工业公司去找裴仁。
裴仁是这个公司的经理，我找他为的是了解这样一件事情：原来他是公私合营朝阳电机厂的公方代表，听说他在公私关系方面搞得很好。打算请他谈谈这方面的经验。
距上班还有一段时间，裴仁来了。这人三十多岁，穿的蓝布衣服。他问明我的来意后，恳切地回答说：“完全是摸索，谈不上经验；有些自己也不满意，不值得一提。”
我在他的办公室里坐了两个多钟头，他告诉我的，尽是些别人的事情。譬如说，这个厂子在合营以后，职工们怎样积极地完成生产任务；私方人员几年来克服了那些缺点，有了那些进步；企业里的生产总值是在怎样直线上升……。至于他自己，只讲了几个缺点。他说，他刚进厂的时候，对团结私方不够主动，只相信工人的意见，对私方的意见还不大重视；后来，在某些工作上，又要求私方用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方法和原则来处理问题，要求得过高了一些。……
我正在为这种谦虚的谈话感到为难的时候，他却站了起来，慢条斯理地对我说：“我们的缺点很多，现在正在整风，还没有来得及检查；现在我们公司的副经理是朝阳厂的资方代表，我们是老同事。需要的话，你可以听听他对我的批评。”本来我是想告辞的，听到这个新的线索，又兴致勃勃地找副经理去了。
公司的副经理名叫柏岳，是私营朝阳电机厂的创建人之一，也是合营后的私方代表。他还是北京市的人民代表，又是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的常务委员，民主建国会的会员。
我们谈话的题目是：我和公方代表之间。
“提起过去的朝阳，”柏岳对我说：“我给它想了两句话：千孔百疮的厂，多愁多病的人。三十七万资金，到1954年5月合营前夕，差不多快赔光了；工资开不出，税款交不上，同人们认为没希望了，走的走散的散。我是厂子里的经理，为了把这个门面撑下来，不多久就搞出了肺病。”这位从二十多岁就投身于企业界的经理，先诉了过去一大堆的苦，接着又说：“私营的那几年，头上离不了‘愁’字；现在伴着我们的是‘欢’字。人精神了，肺病也钙化了。与合营前比较，现在朝阳厂从业人员增加了好几百，产值增加了好几倍。想起过去，比一比眼前，一个办工厂办了多少年的工商业者，看到自己一手扶养大的厂子这么欣欣向荣，心里能不乐不欢吗？这一切是合营的好处，是公方代表的功劳。
“我想，这几年来，公方代表给我们最大的好处是帮助我们进行了改造。”经过一番回忆后他继续说道。“拿我和裴仁的关系来说吧。他刚进厂，总务部门为他单独准备了一个办公室。这在我们私方人员看来，公方代表是领导人，免不了有些活动，同时还会有些文件之类的东西需要保管，给他一间房，也不为过分。可是，裴仁一进厂，就把桌子搬来和我坐在一起了。看来这是小事，却给我们私方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然我和裴仁之间，也不是什么时候都相处得很好的，大体可以分为这样几个时期。一开始，彼此之间没有共过事，互有戒备。公方遇事和我商量时，满以为人家早就准备好了，商量不过是聋子的耳朵装装门面，总认为公方不信任我们。原来我是分工管财务的，一次，为了试探一下，我突然向老裴提出自己能力不够管不了，要求不管财务了。裴仁见我管得好好的，为什么无缘无故提出不干呢？于是就找我谈话。我见他态度和蔼，语气诚恳，也就把心里话告诉了他。我说：‘管财务责任重大，厂子里的进进出出，全担在一个人身上，这样的事儿，应该让党员管。’裴仁严肃地对我说：‘你是副厂长，是厂子里的领导人，这里没有什么政府不信任你的问题，而是你不信任政府。’这话我回去想了好久，越想越感到公方代表说的对。事实上，合营初期，工人对私方人员参加领导是不服气的，什么事情都去找公方代表。裴仁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很大胆很果断。不是自己份内的事就顶回去，不管私方公方，该谁管就找谁。日久，工人们的看法也就慢慢的变了。
“第二个时期，双方接触的机会多了，一般说顾虑是打消了，但心里还有许多地方不服气。我们这些人，在旧社会多读了几年书，文化上是强一些，也有一些老经验老包袱，有时感到自己很行。老裴只念过四年书，长期在农村工作。可是他的原则性很强，很注意方式。如我在管财务的时候，一次一个工人来向我借钱，我说，这是制度，不能借。后来这个工人把我骂了一顿。当时我又气又恨。心想：千不怪万不怪，只怪自己头上戴了这顶资本家的帽子，如果是公方代表，你们就不敢这样了。后来裴仁一调查，说这件事我只做对了一半，还有一半是不对的。我心里想不通，为了执行制度，错从何来？裴仁说：‘工人无故借支，为了遵守制度不借这是对的，可是，不久以前，有个私方向你借支，你却借给他了，这就不对了。’我仔细一想，原来工人骂我是有原因的，首先是自己破坏了制度。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老裴对我进行了批评，也对工人进行了教育。他虽然批评了我，可是我们的关系却比过去密切了。此后，我遇事也就不像过去那样自信了，有问题首先检查自己。对老裴也就更加信任了。
“第三个时期，是积极要求学会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时期。民主管理、群众路线，这在私营企业来说，经理或厂长是不可能去考虑这些问题的。然而，合营以后，企业的性质变了，不学会这一些，就不能当好企业的领导人。在这方面，老裴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我在厂子里兼管总务。我管伙食，自己却宁可下小馆子也不在食堂里吃饭。有时老裴也陪我去吃一两次馆子。他吃馆子并不是只为陪我，而是借吃饭之便说服我，要我关心职工的伙食，并建议我在食堂吃饭，以便随时了解饭菜的质量。后来，我在食堂吃了几次，亲身感到工人们反映伙食搞得不好的意见是正确的。这时老裴建议抽出得力的干部下厨房，具体帮助，并指名要抽总务科李培治。当时，我心里大为不满。李培治是个大学生，工作又积极肯干，叫这样的人去搞鸡毛蒜皮的事情，不是浪费人才吗？后来，这个同志下厨房去了，没几天，伙食搞好了，工人们很满意，纷纷写墙报写信表扬李培治。通过这件事，我学到了两点。一点，我平常把群众观点看得很抽象，其实，把群众最关心的事情搞好了，就是很好的群众观点。另一点，过去我总认为做轰轰烈烈的事才是光荣的，现在才体会到不管任何细小的工作，做好了，群众拥护了，都是光荣的。
“老裴经常下车间，但是他并没有给我们分派下车间的任务。我是负责原材料供应的。一次在交谈第三分厂材料供应情况时，我肯定地说材料不成问题。当时老裴没说什么，拉着我的手说：‘咱们下去瞧瞧吧！’一进三分厂的门，分厂长就说：‘厂长、副厂长来啦！材料问题可大啦！’我弄得莫名其妙：材料早就批拨给他们了，为什么还在闹停工待料哩？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把送给三分厂的材料错送到一分厂去了。事后老裴对我说：‘我们领导人仅仅守着办公室，工作是搞不好的，今后得多下车间。’老裴这人，每逢刮风下雨就披上雨衣到工人宿舍去转一圈，看看那儿漏雨，那儿需要修理。冬天，越是刮风下雪，他跑得越勤，看炉子的烟囱装好没有，会不会出问题。老裴曾说：‘越往工人中间跑，和工人的感情就越深。’当时我领会不了这个意思，后来自己下去了几趟，认识到了它的好处，从此就主动下去了。
“向公方代表学习的东西可多啰，和老裴相处，也确是学到了不少的东西。有一次，我们厂子接受了一批配电箱的生产任务，图纸是我厂设计的，也经过甲方看过同意了。后来出厂的产品甲方说不合用，要求返修。这时，私方人员认为责任不在我们，不愿意修，老裴却对大家说：甲方是外行，我们是内行，错了我们也有责任；何况我们生产的目的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甲方不好使，对建设也不利。他就说了这么短短的几句话，可把我们合营企业的优越性全说出来了。把大家的认识大大提高了一步。”
最后，我们的谈话快结束了，柏岳告诉我说，裴仁正在跟他学算术，他们还一道在学习政治经济学。
在分别时，他概括了以上的谈话说：“几年来，在工作中我个人碰了不少的钉子，回想起来，碰一回钉子就等于破一回资本主义，也就是立一回社会主义。这些破和立，如果没有公方代表的帮助，不是不破不立，就是有破无立。合营这几年，我们私方人员等于上了一堂大课。党和政府给我们讲了课，公方代表就是课堂上的辅导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