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放”大“鸣”之后还必须大争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大“放”大“鸣”之后还必须大争
邓初民
我早些时就有这样一个看法：认为“放”起来了，“鸣”起来了，还没有争起来。到现在已经是“大放”“大鸣”，但还没有大争。甚至有人认为对于某些人的意见引起争论（实际上也就是批评），就会妨害“放”与“鸣”，就等于在边“放”边“收”，我以为这是值得考虑的。在大“鸣”大“放”的时候，必然会有正面的意见与反面的意见，正确的意见与错误的意见，但正确的意见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正确，错误的意见也不一定是百分之百的错误。要尽量减少错误，达到接近正确，这就需要大争。真理愈辩愈明，这是不可否认的一条客观规律。问题在于争的方式和争的态度怎样，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在孔子看来，“射”是争的最好方式，也是争者所应有的态度，“射”就是射箭，射而中的者胜，射而不中的者败，事实昭然，争者不能不服。礼、乐、射、御、书、数，古称“六艺”，射是“艺”，同时也是“礼”，古人在比射的时候，都是彬彬然有礼的。所以争虽然是要争，而却是有礼貌的争，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和风细雨的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进一步团结的目的。难道这种争也不应该有吗？也会妨碍“鸣”与“放”吗？当然更不是“收”。
目前已经存在着许多争的论点，例如：定息应不应该延长到二十年、公私合营企业应不应该撤除公方代表、高等学校应不应该取消党委制，等等。总之，应该争的论点是很多的，我以为有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必须把它争论清楚：
这就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以下简称三个主义）所由产生的根源问题。有人说：这三个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党员干部缺乏应有的知识和必需的经验，加之任务多，问题复杂等等，这是有他的理由的。有人说：错误、偏差多发生在下面，而其根源则在上面，这也就是说，下面上面都有三个主义，这也是有理由的。但问题在于都只接触到了产生三个主义的现象问题，并没有深入到产生这三个主义问题的本质。假如说党员干部没有应有的知识和必需的经验，就要产生三个主义，殊不知对于愚昧无知给以第一次打击的完全是劳动人民的双手，并不是什么知识分子的知识（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做什么事都不需要知识）；假如说下面的三个主义是从上面来的，那么，上面的三个主义又是从那里来的呢？仍然没有解决问题，也就是说没有深入到本质问题。三个主义所由产生的本质问题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三个主义所由产生的必然的内在的因果联系是什么呢？乃是由于党员干部或上级领导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因而处理问题就没有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因而作风生硬，态度粗暴，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产生了三个主义。也就是说在本质上是一个立场问题。
无产阶级的立场，也就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它是要解放自己，同时也解放全人类的。这样，它就必然会要实事求是，依靠群众，热爱全人类。这样，就无从产生脱离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脱离广大群众的官僚主义，排斥别人和别种集团的宗派主义。这是对于任何问题的阶级分析方法，也就是对于任何问题的科学分析方法。
但本质与现象并不是没有联系的，本质必然会要表现为现象，现象却不是完全显现本质的，所以不可不争，不可不辩。孟子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遇着一件事必须明辨是非的时候，这种“不得已”的心情，是人人应该有的。
对于以上这个问题，还有人持另外一种说法，这种说法，也可以说是一种解释，党外党内的人都有，但其来源好像是根据党内人的说法而来的（这里说的党当然是中国共产党），例如个别党员同志或上级领导作风生硬，态度粗暴，不大与党外人士交朋友、通声气，特别在“三反”、“五反”、“肃反”的时候，没有严格地执行党的政策，甚至根本没有好好体会党的政策，以致发生了某些偏差，党内负责人士，往往作如下的解释，说：我们过去在对敌斗争时，在山沟里，在农村中，在地下，深受敌人（包括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摧残、压迫，养成了极为深刻的阶级仇恨，经受了长期阶级斗争的锻炼，从而也就不自觉地有了一套独特的生活习惯。这好像说三个主义就从这里产生了。殊不知阶级仇恨、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立场，不惟不会养成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仇恨任何人的独特生活习惯，而且只有更加接近群众、依靠群众，养成与群众同甘共苦的生活习惯，从而领导群众最后消灭敌人。事实也正是如此。所以有人说：在解放前，共产党员是站在群众中间，领导群众。在解放后，却是站在群众头上，统治群众（这当然只是个别党组织与个别党员）。问题也就正在这里。三个主义，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成了全国执政的党，同时，又由于党内拖了一条很长的小资产阶级尾巴，新的环境与先天弱点却成了产生三个主义的肥沃土壤。
我们只有把这个论点弄清楚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清除为害人民的三个主义，帮助党内整风，才找到了根子，才有下手处。
因而在某些论点上，必需展开争论，大放、大鸣之后，还必须大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