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没有认真研究工农业余教育——访北京市工农业余教育局副局长关世雄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教育部没有认真研究工农业余教育
——访北京市工农业余教育局副局长关世雄
本报记者　孙祖年
北京市工农业余教育局副局长关世雄，在中共北京市委召集的非党局长、副局长座谈会上，批评中央教育部对工农业余教育的态度是“管儿子不管爸爸”。因为这个会议主要是对市委、市人民委员会提意见，他没有就这个批评作详细说明。会后，记者又走访了关世雄副局长。
教育部对工农业余教育是“管儿子不管爸爸”，这话应怎样来理解呢？我们的谈话就是从这个主题谈起的。他笑着说：“不单是教育部，社会上各方面都存在着重视儿子学习不重视爸爸学习的现象，关心职工子弟的学习，不关心职工的学习。工农业余教育是一项新的事业，问题很多，经验很少，如果不依靠管生产的人兼管文化，不依靠党、政、工、团各方面的支持和重视，只靠任何一方面的努力是搞不好的。”
“当然工农业余教育有其特点，不结合特点来办学必然会发生错误，这些错误，对我们从事工农教育工作的人，大家都有一份责任。但是作为全国教育的领导机关——中央教育部对若干重大问题缺少认真研究，因而在指导思想上和几项重大措施上产生了严重的问题。”“管儿子不管爸爸”，不是说教育部对工农业余教育，也就是对成人的教育没有管，而是管的不实际，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
工农业余教育工作，主要是两大项：一是扫盲，这是全民性的。二是业余中、小学，这是部分人参加学习的，主要对象是干部、职工、农民和手工业者。几年来，教育部对工农业余教育的领导，表现了脱离实际，摇摆性很大。当实际工作中发生了偏差，他们往往不是首先检查自己，改进和加强工农业余教育工作，总是批评下面不能领会他们的意图，好像教育部向来都是十分正确似的。正确与否，事实是最好的回答。
工农业余中、小学应该具有成人的、业余的、为生产服务的特点，它和正规的普通中、小学应有区别。但是，教育部把两者的要求混同起来了。到1955年底，教育部提出这样的口号，要工农业余中、小学“积极发展，力求正规，提高质量”。好事办坏最突出地表现在“力求正规”的方针上。
教育部对工农业余中、小学要求“力求正规”，不仅是要求教学制度的正规，也要求教学计划的正规。他们的理由是，“工农业余教育是普通教育性质”。这是对的。但他们忘掉了工农具有成人的特点，和为生产服务的特点，单纯规定工农业余中、小学，一律采用正规中、小学的课本和教学计划是错误的。这样会在教学上引起紧张和混乱。为了达到这个要求，过去北京市工农业余教育局根据工农不同的对象所编写的课本只好放弃不用。
在教学计划上机械搬运普通中小学的一套；工农业余小学规定五门课程：语文、历史、地理、自然、算术。中学是这几门课程：文学、汉语、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历史、地理。文学与汉语的突然分家也造成教师、学员的思想混乱。汉语是从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汉字、汉字改革、词义、字典、词类概要、句法概要、句子和句子的成分，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等一套。文学是诗经三篇，杜甫诗选，苏轼词，唐诗十首，文学作品结构分析，寓言等。关世雄副局长讲完了这些课程的内容以后，紧接着带分析的口吻说：“这些内容，实际上是从古到今的一些范文，是中国文学名著选读，有一些是要学的；但这不完全适合工农成人学习的需要。就是对普通中小学学生也不适当。工农学习语文的目的主要为了能看能写，因此他们要求有叙述文、说理文、应用文等。那些古典文太多、课文长，工农是学习不了的。但是编课本的先生们说讲这些文章没有文学味道，缺少艺术形象。工农教育的原则：应该是由浅到深，由易到难，巩固地掌握知识，并且学以致用。教育部对工农业余中、小学教材简单硬性的规定恰与此相反。事实上，有些课是大学才讲的，而现在在中、小学就讲了，这是不符合工农业余教育的原则的。我们承认这些内容有一部分是好的，但应加以区别，不能不分对象。不分对象就要闹出笑话，如讲文学课诗经三篇的第一首诗“木瓜”，学员们听了不知所以然，男职工说写情书也用不上，女的笑着说道，谈恋爱那有这事，还送木瓜，到那里去找这个“木头做的瓜，这不是故意同对方为难吗”。
他们曾经算过一次账，按照这些内容学下去，一个工人、农民，从扫盲到中学毕业需要二十多年。有的中年职工学了这些课程后，开玩笑地说：“等到我毕业，毕业证书也就贴到棺材头上了”。由于工农原有文化水平低，而又是利用业余时间去学的，课程的内容份量重，难理解，事实上不仅学不好也学不完，教师只好压缩教时追赶进度，这样许多章节就不能学了。学员们很有意见，说这种学法是“十八亩地种芝麻，东一棵西一棵，什么也学不好”。
在扫盲工作的领导上，教育部也是摇摆不定的。两次大冒进，两次大冒退，搞得下面喘不过气来。1952年普遍推广速成识字法，教育部拨了大批钱，搞专任教师，连晚上识字点灯的煤油也给开支。他们作出一套办法：什么为了识字注意力集中，采用“攻堡垒、突破死角”等方法。干部到下面去推广，农民给吓得躲到床底下去。到了1953年教育部又突然来了个大整顿，大声疾呼地批评下面急躁、冒进，脱离生产，脱离群众，狠狠地泼了一大盆冷水。接着扫盲工作马上来了个冒退，进入消沉阶段。遗留问题教育部不管了，如北京配备的近四百多个专任扫盲教师，马上就没有地方去安插。我们只好自己设法；还有的一直到现在没有安插。随着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教育部的脑子又热了，又下去搞调查，很快地又向下面推广，证明一个乡、一个社两三年之内可以完全扫除文盲。1955年底，教育部又正式要求两三年内扫除现有职工中的文盲，具体规定：商业、纺织、重工业、轻工业、
电业、铁路系统的职工1957年扫除文盲；煤矿、海员、建筑、搬运中的职工，1958年要扫除文盲。1956年春教育部开职工教育会议。有一天，教育部突然给北京市工农业余教育局来电话说：“首都要带头，扫盲速度要加快，一下要求把1956年扫盲事业指标由原定的九万人增加到十四万人。这真是神话般的数字。但是1956年扫除文盲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又急躁冒进了，教育部批评的不是自己，他们说全国要求七年，没有错，错的是下面搞坏了：省要求五年，市、县要求两三年，区乡要求一年、半载扫盲。一层比一层要求急，要求紧，因此“足以证明”下面是搞错了。但是据我看来，一级比一级要求紧正足以表现工作的积极性，而全国要求七年扫盲是否可能却要重新考虑。总之，教育部对扫盲工作表现着：“一热起来不得了，一冷起来就没有人管，主观主义是非常严重的”。关世雄副局长最后说：我们的国家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可是奇怪得很，社会上偏偏对工人农民的业余文化学习关心不够支持不够。任意侵占职工的业余文化学习时间。我看包括我们中央教育部的部长同志们，他们恐怕也没有认真地、有系统地研究过工农业余教育。有一些领导人员始终没有把工农教育放在重要的地位，脑子里是没有工人和农民的，只是在向外国代表团介绍我们教育事业时，才冠冕堂皇地说说如何如何重视。实际上在工作中，他们一谈起来，就是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劳动的问题。重视这个问题是对的；但工农业余教育也是重要的，两者是同等重要的。学生的课余劳动应该与劳动者的业余学习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去。这才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教育的结合，这才是共产主义的全面发展的教育，轻视工农教育，那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在整风中希望教育部认真严肃地来检查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