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代表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公方代表
本报记者　曹葆铭
1955年12月，黄其家去公私合营大中绸布店报到，担任公方代表。有的私方人员就在私下讲：“咳，店里来了个小孩。”因为黄其家当时才二十四岁，而店里最年轻的也比他大。但是，就是这个“小孩”和大家共同工作一年以后，这个店成了武汉市的先进单位之一。店里七个私方人员，有三个因为工作有成绩被评为区里的先进工作者。私方人员普遍反映自己在合营后工作愉快，进步很大。
黄其家对绸布零售业务不熟，而私方人员都有一二十年的业务经验，因此他在工作中很注意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他们店里的主任原由私方余智琛担任，负责全面领导，他和私方刘士诒作副主任，分工负责人事、财务和业务工作。他们首先建立了几个制度：上级行政召开的会议，同谁负责的工作有关，就由谁去参加，然后回来传达，共同研究。上级行政发的文件，除个别绝密件外，都由有关主任先看，签署意见，然后大家传阅，再共同研究。店里的工作，都先在主任办公会上讨论，作出决定，由有关主任负责执行。
最初，职工不信任私方主任。余智琛向黄其家讲：“你布置工作，大家都作笔记，认真讨论。我们布置工作，大家讨论时不发言，有的还去作别的事。还是你去布置好些。”黄其家又单独召开工会会员大会，向职工们讲解赎买政策，说明发挥私方人员积极性的重要意义，并告诉大家：“私方主任布置的工作，都是经过主任办公会研究决定的。”开始几次，私方主任布置工作，他还陪着，有时并加以补充说明，表明公方代表是同意这样作的。等大家信任私方主任后，各种事情在主任办公会作出决定，就各自分头负责执行。
店主任余智琛是市工商联的常委、同业公会的副主委、市区政协代表、市人民代表，在外面的社会活动很多。有的职工就怀疑他是在家睡懒觉，不进店工作。有的私方人员也说：“我们出的资本，尽让他在外面替自己挣地位。”因此余智琛也有了顾虑。他说：“我在外面搞几天以后，都不好意思进店门。大家在家都很忙，尽望着我。”碰巧市工商联这时还要他去搞公债推销工作。黄其家了解这个情况后，便向他讲：“社会工作和店里工作都要作，看那个工作紧急些就先作那个。”同时向职工和私方人员作了解释。他们还想出了一个解决社会工作和店里工作矛盾的办法：余智琛每天到了那里，就先挂个电话回来，店里有什么重大事情，马上就能找到他。晚上，他回家路过店里，三个主任就开个碰头会，用十多分钟，各把当天的情况说一说。这样，店里知道他每天在外作什么，能支持他，他也了解店里情况，能安心工作。他在公债推销工作中，受到了市工商联的表扬。后来，社会活动少些，他又负责商店的经济改组工作，了解商业历史经验，改革机构、制度，研究销售特点，等等，也搞得很好。他说：“我从学徒做到资本家。只有现在才是我最痛快的时期。”
为了加强对私方人员的教育，这个店还建立了一个月一次的私方人员生活会。在休假的日子，黄其家和几个私方人员一起去滨江公园或其他地方，一边玩，一边交换意见。在职工们检查竞赛条件时，他们也让私方人员参加，检查自己的立功条件。私方人员对公方代表和职工的隔阂渐渐减少，也肯谈心里话。余智琛在家同他爱人吵了嘴，也向黄其家谈了，要黄帮助他的爱人。
私方人员的积极性提高以后，也还不断出现新的问题。有一次，黄其家开会去了，有很多复员军人来买布，刘士诒为了多销货，就将一些卧单布、被面布的布头子免票卖了九百六十六尺。黄其家回来时，布已卖了，也没有注意。后来，市公司来追查这个问题，说他们“违反国家规定，是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当时，余智琛还认为这是业务员卖的，责任在业务员。但黄其家分析了情况，认为是行政主任政策思想不明确，使大家真正在思想上接受了教训。此后，这个店去年一年就只发生了两笔布票与账面不符的差错，在贯彻布票制度上成了全市第二名。
在工资改革以前，有些私方人员叫生活困难，要申请补助。黄其家和大家分析了余仲川（私方）一月收入五十多元，负担八口人生活，是真困难，由企业给予补助。杨晓青（私方）夫妇一月收入七十多元，五口人生活，并不很困难，就没有补助。黄其家向他解释这个问题时，他也同意了，但事后很有意见。
这时，店里正了解职工的生活情况，黄其家便约上杨晓青和工会代表一起去访问职工家庭。他们去的第一家是个新进店的工人，过去长期没职业，当时连锅都揭不开，他们便当场给补助了四块钱。他们去的第二家是一月收入四十七元，七口人过活，但这家的主妇想法替人洗衣服，叫孩子课余给人糊纸袋，生活也勉强维持了。接着，他们又去一个私方人员家里访问。这家有九十多元收入，五口人过活，比职工们强多了。杨晓青一访问回来，就向私方人员讲：“看一看职工的生活，我们的生活还是好得多。我过去真不知道职工生活这么困难。”
他们店里一共三十多个从业人员，行政工作不多。黄其家便邀私方主任一有空就下楼参加营业。最初，余智琛下去只是站站看看，有的职工就反映：“是不是还像过去一样监督我们？”黄其家又同私方主任研究：如空余时间长一些，就在柜台里卖货；时间短一些，就在柜外拿货，招呼顾客。本来，上级规定要先收布票后扯布，有时惹起顾客反感，有的业务员也嫌麻烦。黄其家等人售货时，就首先带头遵守制度，使先收布票的制度得以贯彻。
据今年1月到职的店主任马小庵（私方）谈：这样抽时间参加营业后，能直接了解顾客的要求，对作好销售计划，改进业务，都有很大好处。
马小庵也谈到最近有人主张取消公私合营企业公方代表的问题，他说：“取消公方代表是不恰当的。”
他首先分析说：“合营企业有公私关系、私方与职工的阶级关系、私方与私方的关系，很复杂。就以我们与职工的关系来说，初合营时，双方思想都有距离，一方面固然靠自己守职尽责争取职工的信任，一方面也得靠公方代表作好双方的工作，才能做到双方信任共事。过去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还会不断出现，光靠私方人员，是很难解决的。”
他接着又谈到他自己是在努力学习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但还得公方代表不断帮助。他举了最近的一桩事说：“店里私方人员罗宅明生病休假两个月以上，按照国务院规定薪金要打折扣，我同黄其家同志研究按60％支付，如罗宅明生活确有困难，再由行政补助一部分。但补助多少呢？我代表私方利益，认为应再补助30％，连薪金一共发原薪金90％。黄其家同志研究了劳保合同，认为工龄较长的职工生病期间也才支付薪金90％，这样补助罗宅明，就使劳保合同的优越性不能体现出来。大家又讨论决定为80％，既照顾了罗宅明，也贯彻了政策。虽然只是10％的差别，但这就反映出我们对政策学习还不够，还是公方代表能全面看问题。也许有的人以为经过一年多的合营，自己的水平已经差不多了，没有公方代表自己也能行，这是不合乎实际的。”
黄其家说：“我初来时，同私方的关系并没有这样好。我当时就只注意掌好印把子，管好钱袋子和作好人事工作，事事自己搞，私方主任有职无权。后来我听了团中央统战部长的报告，读了文件，私方主任又一再侧面提意见，我的思想才明确起来，注意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后来在执行中，我因为干事情图快，也曾经有两次没有同私方主任商量，自己就作出决定。私方主任事后提了出来，我也作了检查。他又说：“目前的问题是我们对担负行政职务的私方人员比较注意，对私方的一般从业人员作的工作少些。工商联和民建对这部分人也很少作工作。这些人在情绪上不够积极，有的还说私方主任：“我们抬轿子，你坐轿子。我们把你抬出去了，你就丢下我们不管。”因此还需要加强对这些人的工作。接着，马小庵说：“要谈到有权的问题，我认为公方代表有的权，我现在都有。目前要解决的是基层企业的权的问题，现在规定十元以上的费用就得报上级批准后才能开支，无论大小商店都是如此，这就不大切合实际，弄得工作很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