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落后社发生问题的时候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当落后社发生问题的时候
本报记者　古维进
到了环城乡，打算了解一些合作社的生产情况。工作人员小吴告诉我，最好到群模社去，因为这个社的生产搞得很好，受到了中共环城乡党支部的表扬。小吴还提高嗓音说：“当然，这些事情本来不算什么了不起，但是，在群模社说来，确实是了不起呀！你可知道，环城乡是中共黄陂县委的工作重点，群模社是区委机关的所在地，但是，落后一年多，成为全县最典型的三类社。现在转变过来，搞好生产，多么不容易啊！”小吴激动起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瞅了瞅我，补充刚才的话说：“当然，这个社落后，是经历了一段遭遇的；这段遭遇，是官僚主义者最好的写照；如果不是克服了官僚主义的话，领导与群众之间的矛盾就会越来越深，这个社就有垮台的危险了。”小吴的话，引起我的注意。我请他谈了谈这件事情的经过：
1955年冬季，群模社建立起来了。社主任张银阶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共产党员。开始他就发现工作的困难很多：塆子遭了两三年水灾，群众进社后就吵着要吃喝；十一个社委里，有八九个是中农，他们看见社员生活困难，不愿意积极工作；全社九十五户只有张银阶和一个社委是党员，而这个社委是不大安心工作的；两个共青团员能力很弱，不起什么作用……这时候，正处于农业合作化高潮，人们办社的情绪非常高涨，张银阶面临着这些困难，心里闷沉沉的。
张银阶曾经抱着一个希望——希望住在他们这个塆子里的中共高庙区委会加强对社的领导，但是，区委会对于这个社没有多少希望，正像一些区委负责人说的，这个塆子是实行和平土地改革的，群众的觉悟很低，现在办起八九十户的高级社，那是合作化的大风暴轰起来的；里面的成员多么复杂呵：有地主富农，投机商人，小贩小偷，管理委员会委员绝大部分是中农，贫农没有树立领导优势，财务工作操纵在投机商人手里。这样一个“五花八门”的合作社还能办好吗？在合作化高潮时期，区委要领导的社很多，哪里有功夫领导这样的社呢！
张银阶了解到区委这样对待合作社，很泄气，工作不带劲，加以缺乏办社经验，社里发生许多问题：小麦受了风灾，严重减产，社里采取了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办法，引起一部分社员不满；财务工作很混乱，有些社干部和中农社员超支生产费用，有的社干部私自挪用贷款，有的社员任意涂改工分账目；夏收不久，社员们就闹着没有吃喝；社干部互相埋怨，开会就吵架。
张银阶整天皱着眉头，不知怎么办。区委派老丁来了，张银阶自然高兴。但是，他哪里知道区委的用意呢。原来区委在这个社建立初期，曾经要他们和群星社合并，他们不同意；之后，区委批评这社不服从领导，落后！现在社里发生这么多问题，老丁根据区委的意见，要把张银阶整一整了。他公开批评张银阶把合作社搞成一蹋糊涂，有心不走合作化道路，变质了。他用包办的方式，把张银阶改选掉。社员很不满意。他们说：张银阶过去当乡长时，工作搞得不错，这次办社他没有经验，上级又不支持不帮助，这怎能完全怪他呢？老丁走了之后，他们打锣放炮的欢迎张银阶当主任。他们对张银阶说：“这是我们的社，我们要你干，你就干！”区委听到这件事情，非常气愤，说：“这个社的群众太落后了，无可救药！”
张银阶重任社主任不久，听说县委责成区委要加强对群模社的领导，心里想，这回区委可能会好一些吧。区干事老王来了，张银阶给他汇报情况，他又召集干部会、群众会了解情况，大家提出吃喝困难问题，分配不合理问题，财务工作混乱问题，劳动定额的计算不合理问题等，要求帮助解决。但是，老王一边听着，一边皱眉、摇头，不到两天，卷起铺盖走了。张银阶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问题复杂，无法下手。”“那怎么办呢？”“哼，你们瞧着办吧！”之后，断断续续的来过区委委员、区委副书记、区委书记等，他们和老王一样，光开会了解情况，不解决问题。群众非常恼火。有几次，群众拒绝参加会议，狠狠地把他们骂了一顿。他们又气愤愤地说：“这个社的群众太落后了，无可救药。”
区委不能帮助社里解决问题，张银阶等把希望寄托在乡支部了。哪知道乡支部的看法和区委一个样。张银阶发现乡支部好久不通知开会了，以为就是没有会议呢，可是一打听，乡支部经常开会汇报情况，研究工作，只是不通知他参加，据说是因为他们这个落后社谈不出什么名堂——一谈又无非是困难问题一大堆罢了。
张银阶想到区委和乡支部这样对待群模社，泄气、难过、悲愤，一齐涌上了心头，他没有情绪工作了。其他的社干部也非常消极。社里不断发生问题。有的生产队集体偷盗小麦，引起队与队之间互相猜疑、吵闹，全体社员先后有三十余天不参加生产，出勤率低到50％—60％。秋收到了，虽然是丰收年景，社里的农业生产没有达到原来的计划指标，副业生产也不大好。有一半社员比原来计划减少收入。年终结算时，有三十多户社员超支，他们责问社长为什么干了一年落得个超支，有五十多户社员该进钱的没有钱，他们责问社长钱哪里去了。张银阶因财务工作混乱，拿不出账本来，无法交代，整天躲在家里不敢出来。有五户中农社员退社了，有四十六户社员要求退社。
1956年过去了。张银阶想起一年以前合作化高潮的时候，自己是多么兴高采烈地离开乡长的职务来办社啊！当时也曾经向党保证把社办好，可是现在……他不敢想下去。在静静的夜里，他编了几句顺口溜描写自己的处境：
办了一年社，问题堆成山；
开会难说话，见人不好谈；
上级不相信，群众不喜欢；
耕作推不动，有苦对谁言？
1957年到来了，春耕生产快要开始了。今年的日子怎么过呢？张银阶感到前途茫茫。
这天，张银阶看见中共黄陂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张怡如和工作人员小吴等来到群模社。从他们的谈话里，他知道他们要帮助社里解决问题，以便迅速投入春耕生产。但是，他没有心情听下去。他想起过去区委和乡支部对待群模社的态度，不相信现在有人会帮助群模社解决问题。再说，社已经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还能挽救吗？他已经作好打算了：辞掉社主任，当个普通社员，要是社散了，参加别的社去，反正一个共产党员总不能不走合作化道路呀。张怡如和小吴等不完全了解他的这个心情，但是，他的处境困难，他们是清楚的。他们同情他。他们这一次到来是决心帮助群模社解决问题的。为了做好这个工作，在不久以前的县委会上，张怡如和县委书记等首先检讨了过去的官僚主义：光是责成区委和乡支部帮助群模社解决问题，当区委和乡支部以官僚主义的方法对待群模社时，也没有及时加以处理，以致问题越来越严重。……现在他们研究了这些教训之后，明确认识到怎样帮助群模社解决问题了。……
这天夜里，社里召开了管理委员会。屋子里烟雾腾腾，除了一阵阵咳嗽的声音外，大家在默默地想着——想着刚才张怡如提出总结一年来合作社的优越性的问题。这真是一个难题啊！现在合作社快要垮台了，哪来的优越性呢？张怡如望了望大家，把视线集中在张银阶身上。张银阶无精打彩的蹲在一个角落里，微微地摸着瘦削的下巴，苦笑说：“唉，优越性，从何说起呢？”大家又沉默了。张怡如望着天花板，半晌，慢慢地说：“去年社里的生产比建社以前增加还是减少？”张银阶低低地说：“要说比单干的时候，自然增产，比丰收的1953年还增产9.8％哩。”“怎样增的产？”“密植、施肥、抢季节等都比单干的时候搞得好。”“全社八九十户里，有多少户增加收入的？”“有三四十户。他们是贫农，底子空，劳动勤。”张怡如微微一笑说：“这不是合作社的优越性吗？……这样看来，你们的社还是有成绩的，你们没有把社办坏！区委和乡支部口口声声说你们落后，无药可救，是不对的。”屋子里起了一阵骚动。人们的脸上浮着笑容，蹲在角落里的张银阶，不知什么时候走近张怡如的跟前，语调激动得不大连贯了：“说的对……这……这才是……碰上一次明白人……上级对我们的社这样看法，社还是有希望的了！”“当然有希望！”张怡如肯定地说：“现在的关键是要集中力量解决社里存在的问题。”屋子里响起一阵嘈杂的声音，人们以多半夜的时间讨论一年来社里发生许多问题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会议在鸡叫的时候结束的。月亮从树梢上涌出来了，张银阶迈开大步往家里走去。今天晚上，他的心情迥然不同。他兴致勃勃地想着刚才会议的一切：社的优越性，……当然问题是相当复杂的，但是正像大家讨论的，尽管问题复杂，主要还是生产没有搞好；而搞好生产是存在有利条件的：水利条件良好，塘泥等肥料充足，还有二十八个生产积极分子，加上十多个社委，每人带动一户搞好生产，就可以把合作社八九十户带动起来了……他越想越高兴，又想到他们怎样讨论把社来一次整顿，而当提起这个问题，张怡如等又怎样在会上带头检讨过去县委对他们帮助不够，他们社委之间也检讨过去对工作没有尽到责任，要向群众检讨，以改进干群关系。……
大清早，张银阶和一些社委爬起来了。社员看见他们那种精神焕发的样子，有点诧异，一打听，才知道县委派人来帮助社里解决问题。他们半信半疑。但是事实使他们解除了疑虑：社里先后召开了各种会议，张银阶等在张怡如和小吴的协助下，帮助三四十户增加收入的社员总结了增加收入的原因，这对于社员是一个很大的教育，他们都认识了合作社的优越性，一些减少收入的社员，经过会议的正确分析，也认识到减少收入的原因，不是合作社不好，而是工作上的缺点，同时，会议决定贷款帮助困难户解决生活问题，他们的情绪都稳定下来，想退社的人不退社了。张银阶等又在会上首先检讨了过去的工作缺点，有些社员也检讨了过去不服从领导等。为了把社办好，社员根据民主办社的精神，积极提出整顿社的意见。选出了以贫农为核心的管理委员会，组织新的力量清理财务账目，整顿财务工作，民主制订了1957年的生产计划，制订了劳动计划和财务计划，同时决定推行“三包”制度。社员都热情充沛地投入了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