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高等学校中的几个问题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漫谈高等学校中的几个问题
北京大学教授　王力
高等学校当前的问题很多，我
想谈的是三个问题：（一）知识分子改造问题；（二）党群关系问题；（三）党委领导和教授治校问题。
（一）知识分子改造问题
在某些单位的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领导上交代，在运动中应该着重讨论某些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思想改造问题。有人就说这是对群众恫吓，使群众不敢“鸣”。依我看来，这可能是领导上交代得不清楚，以致引起误解。实际上，既然是党内整风，思想改造问题应该是党内的问题；党员们犯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应该归结到思想的根源去检查一番，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以免重犯“三害”。至于党外人士要不要进行思想改造和怎样进行思想改造，那是另一问题。
但是，这另一问题也不能不讨论；因为如果知识分子需要改造的话，就不能不依靠党的领导和帮助，因而就不能说是和整风运动无关。
知识分子要不要改造思想？这个问题如果在一年前提出，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就是肯定需要改造。在今天党号召“百家争鸣”的情况下，这种认识渐渐模糊了。战国是一个百家争鸣的典型时代，庄子注意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庄子的结论是：“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这是否认天下有真是非。今天的百家争鸣，可以与战国时代媲美，“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理论颇多，令一般人不知所从。即以马克思主义而论，也容易令人产生“天之苍苍，其正色耶”的感想。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有人怀疑世界上还有真是非，从而怀疑甚至今天还有改造思想的必要。
从表面上看来，百家争鸣和思想改造似乎是有矛盾的。我们必须辩证地处理这个问题。争鸣是为了追求真理，明辨是非，不是为了抹杀真理，泯灭是非的界限。假使今天由于百家争鸣，就不能说哪一种思想是进步的或正确的，哪一种思想是反动的或错误的，那就不能再谈思想改造。固然，反动思想应该和反革命行为区别开来，人民内部的反动思想应该作为人民内部的矛盾来处理；但是反动思想到底是应该批判的。正确地处理百家争鸣和思想改造之间的矛盾，我认为这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的关键。
必须肯定：一切违反社会主义的思想都是错误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可以发展的；但是，发展和修正的严格区分，本身就是一个是非问题。肯定了天下有真是非，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就成为必要了。
不过，我个人认为：今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不能再作为一种运动来搞。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固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起了不少的副作用。在某些学校里曾经用相当粗暴的方式来对待高级知识分子。当时作为一种运动来搞，与其说是为了改造思想，不如说是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这一点上，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是有成绩的，因为敌我的界线划清楚了。但是，今天的情况不同了：今天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敌我的对抗性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就用不着沿袭1952年的老办法。我甚至怀疑1955年的肃反运动连反动言论都“肃”在一起是不是妥当。两种不同性质的事情同时做去，容易做出偏差来。如果反革命行为和反动思想应该区别开来的话，把反动言论“肃”在一起就是把敌我对抗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混为一谈了。在今天“鸣”“放”的过程中，反动言论比1955年更多了，将来要不要再“肃”一次呢？我看是不必要的。
大家知道，思想改造是长期性的。今天党内既然采用和风细雨的办法来整风，而不是“无情的斗争”；对党外人士的思想改造更应该让它细水长流，一点急躁不得。特别是今天党号召我们向科学进军，要在不长的时间内赶上或接近世界科学先进水平，就不能不让大家过一种宁静的生活。诸葛亮说过：“非宁静无以致远”。在今天说来，“宁静”就是在高等学校里少搞一些运动，“致远”就是赶上或接近世界科学先进水平。
我想可以让知识分子从科学实践和政治感受中改造他们的思想。当然，理论学习也是重要的。但是，如果说今天知识分子的思想一般都有了显著的进步，这首先是由于祖国的建设事业有了辉煌的成就；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不能不承认党的伟大。久而久之，大家更加靠拢党，向党员们学习。现在非党人士常常有和党员共事的机会，看见党员们分析问题能够全面深入（当然也有例外），无形中也就受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熏陶。我们不要低估了这种潜移默化的力量；这是政治课教员唇焦舌敝所达不到的效果。
政治学习是必要的，但是应该照顾到知识分子的特点。某些干部做惯了农村的政治教育工作，就把对农民那种耳提面命、反复叮咛的老办法用到知识分子的头上来。实际上，在高级知识分子当中，不乏闻一知十的颜回，更多闻一知二的子贡，报告何妨精简一点呢？我想：理论学习的时间可以多些，政策学习的时间可以少些，特别是有文件的就应该把文件印出来给大家看，不必再做大报告。应该指出：在北京的政治报告和许多有关政策的报告都是很精彩的，但是有时候工会组织学习，讲体会，谈启发，已经令人觉得是多余的了。至于其他地区，废时失业的情况可想而知。我认为政治学习的时间是可以精简一些的。珍惜知识分子的时间，于党于国都是有利的。
（二）党群关系问题
关于党群关系问题，大家谈得很多了，我恐怕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在北京大学党委会召开的座谈会上，有一位党员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从前他认为党员和非党人士的语言不同，要团结很不容易。最后他批评了他不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而没有批评他的“语言不同论”。我觉得“语言不同”这四个字很有研究的价值，因为出自党员之口，就反映了一部分党员对党外人士怀抱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看法。
我们常说，我们和兄弟国家的人民有共同语言，甚至说我们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有共同语言，其实他们讲的并不是汉话。现在呢，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非党人士同在一个国土上住着，而且大部分都讲汉话，然而，唉！我们之间却没有共同的语言！
如果说我们和蒋介石集团之间没有共同语言，犹有可说；现在说人民内部还没有共同语言，那未免太奇怪了！
党八股的语言，的确是一般人所不擅长的，甚至完全不会说，完全听不懂。但是，人民所不爱听的也正是这种语言。毛主席的话我们完全听得懂，毛主席和我们有共同的语言。
也许这位党员说，所谓语言不同是指思想不同。如果真的是这个意思，问题就更严重了。思想有各种不同的类型，这是不错的，但是思想的类型和入党与否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我们不能说，昨天你没有入党，思想属于甲型；今天你入了党，思想就变了乙型了。“语言不同”的想法是党群隔阂的一种根源；如果说党群之间有一道墙，它就是这一道墙的一部分基础。
这里我不想谈什么宗派主义，我只想谈一谈关于党群关系的认识问题。我个人觉得：党群之间不应该有一道墙，但是还应该有一条线。否则党员和非党人士就没有分别了。这一条线的保留，并不妨害党群的团结，问题在于如何了解这一条线。
据我个人粗浅的了解，党是一个政治集团，它有它的党章，党员们承担党章所规定的义务，享受党章所规定的权利，这是非党人士所不能干预的。除此之外，我看不出党员和非党人士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分别。因此，目前党员和非党人士之间的远距离完全是人为的，是可以改变的。我们也知道，党群关系只能逐渐改善，不能希望党群之间完全没有矛盾，而且这种矛盾还会继续下去，直到政党本身消灭为止。但是，应该指出，目前的党群关系还是不健康的，不正常的。如果不肯承认党员和非党人士能有共同语言，这种矛盾不但不能调和，而且还会扩大的。
（三）党委领导和教授治校问题
我看这个问题很简单：在高等学校内，党委会和校长的关系等于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系，党委会和校务委员会的关系等于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
必须肯定党能领导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需要，唯有高瞻远瞩的党知道得最清楚。如果说只有党中央能领导，高等学校里的党委会不能领导，那也是说不通的，因为党委会正是受上级党的领导的。从来没有人主张过党委干涉到图书仪器的设备，干涉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如果有那样的情事，那自然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党根据社会主义的科学需要，从原则上向学校行政方面提出若干建议，像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五年计划草案一样，那应该是合理的。
目前许多人所反对的不是党委会的领导，而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无论如何是不好的。为了补救这个缺点，我认为应该扩大校务委员会的职权。但是我不赞成“教授治校”。
“教授治校”这一个口号的提出，意味着什么呢？依我看来，“教授治校”是作为“党委治校”的对立物而提出的，同时，教授治校还意味着讲师、助教不能治校，甚至校长也不能对重大问题作出决定。
我们知道，党委会中并不排除教授；相反地，将来教授入党的人多了，党委会中的教授也就逐渐多起来了。将来再也不能说领导科学的人不懂科学了。我们要变更一种制度，应该把眼光看远一点，至少要看十年八年，不能单看着脚指头走路。
现在许多高等学校已经成立了校务委员会，今后应该充分发扬民主，使校务委员会发生应有的作用。同时，应该适当地吸收有代表性的讲师、助教参加。盐吃多了，不一定经验就丰富了；头发白了，不一定七窍玲珑，比青年人更能全面深入地考虑问题。特别是在这个过渡时期，让新老两代坐在一个会议席上，让存在着的新老矛盾暴露出来，共同寻求解决，比较让老年人和青年人形成了在朝和在野的对峙局面，情况要好得多。所谓“教授治校”，顾名思义，就没有这个优点。
校长负责制这个制度是优越的，必须坚持下去。单就这一点来看，“教授治校”的口号也是不恰当的。这里顺便说明一下：如果校长同时是一个党员，他是以校长的身份来处理校务，不是以党员（或党委书记）的身份来处理校务的，正如周总理是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来处理国务一样。反对党委以党代政应该是反对党委会对学校行政作出决定，而不是反对校长本人对学校行政作出决定。如果因为反对“党委以党代政”而反对校长负责制，那就不对了。
提出“教授治校”的先生们喜欢举出解放前清华大学的教授会为例。我在清华大学当过十二年的教授，我明确地知道，清华的教授会正是没有讲师助教参加的（抗战前的专任讲师参加了，因为清华的“专任讲师”等于副教授）；由教授会产生的评议会好像资本主义国家的责任内阁，而当年清华的校长几乎等于今天英国的女王。
“教授治校”只是空洞的一个漂亮名词，事实上是行不通的。假定一个大学有一百多位教授，又假定他们每一个人都肯牺牲一部分科学研究时间，一百多人坐在一起，对于许多具体的行政事务怎样进行讨论呢？清华当年设立评议会，就是要补救这个缺点。但是，毛病从此产生了：由教授选出的评议会逐渐脱离了群众，成为寡头政治。教授会所讨论的往往只是每年学生的毕业名单，关于学生体育不及格该不该毕业的问题常常争论半天；至于一切大政方针和重要措施却完全掌握在评议会，教授们不便过问。这种资产阶级的“民主”，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效法的地方。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应该先肯定下来。一个制度不完善，我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要求做到更加完善，而不应该一味留恋过去，让大家后退一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