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景山钢铁厂职工 反对离开社会主义的谬论 痛斥匿名恐吓的卑鄙手段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石景山钢铁厂职工
反对离开社会主义的谬论 痛斥匿名恐吓的卑鄙手段
本报讯　报纸上登载了卢郁文接到恐吓信的消息，激起了石景山钢铁厂广大职工的愤怒。7日下午七时，石景山钢铁厂工会召开包括工程师、职员、工人共十七人的座谈会，会上对这种写匿名恐吓信的卑鄙行径，表示强烈的抗议。同时，对于连日报上发表的种种离开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进行了驳斥。
炼焦部工人赵景文说，报上发表卢郁文接到恐吓信的消息，我认为这正是说明了有肃反的必要。卢郁文说了拥护社会主义的话，就有人给他写恐吓信；我们肃反肃了这么久，还有人胆敢这样作，要是过去不肃反，这还了得么？接着他气愤地驳斥了葛佩琦的错误意见。他说，解放以前，我就在石景山钢铁厂作工。那时候光杆一人住在这里，到市场上走走，总能看到店里挂着猪肉。为什么？许多工人和我一样，买不起嘛！现在，我一家四口，每月工资八、九十元，一天吃得起半斤猪肉，市上的猪肉怎么能不显得少了？那些说现在生活坏了的人，顶好到工厂里来看看。他说，我是一个工人，文化水平很低，看了那些错误意见，又恨又气，可是写不成篇文章反驳它。我主张多开这样的座谈会，说说我们心里想说的话。
总机械师室技术员顾士澄说，我赞成帮助共产党整风，开展批评。可是，我感到有些人的发言离题越来越远。储安平提出的“党天下”，这是封建社会的说法。封建社会是家天下，刘邦打下天下，一代接一代，总是姓刘的当皇帝；国民党反动统治时候也是裙带风。现在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呢？当然不是。毛主席现在是国家的领袖，可是，下面的领导人并不是他的亲戚，而是从战斗中生长起来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他说，有人给卢郁文写恐吓信，这件事情太卑鄙了。这和国民党特务的手法一样。可是，现在是人民的天下，这样手法保险行不通了。他还说，从某些人的发言看来，他们和人民的距离还太远。我们应该下个请帖，请他们下来逛一逛，和我们坐下来谈一谈，思想对思想，争鸣一番。
总动力师室工人李义乾说：我是个普通工人，我要把我的意见在人民日报上登一登。葛佩琦说人民的生活没提高，这是睁着眼说瞎话。现在我们厂里的生产量比解放前提高了几倍，工人生活都改善了。解放前金顶街什么都没有，现在盖了那么一大片工人宿舍。解放前我下了班就和大伙一块去拣煤核，现在大家吃的、穿的都很富裕，这是明摆着的事实，谁也不能不承认。
炼铁部副主任刘正五说，我看了储安平的发言，大吃一惊。他说，储安平说现在是“党天下”，可是，究竟什么叫“党天下”？解放以前，我整天愁吃愁穿，到哪哪不要；那时候没有门路，你就别想找到工作。那才是党棍子的天下呢！现在，拿我自己来看，生活不知好了多少倍，这是不必说的了。就说工作，我这个非党员、车间主任，有职有权，有意见可以充分地提，怎么能说非党员没有发言权，怎么能说“党天下”呢？他说，储安平身为光明日报的总编辑，竟有这种思想，怎么能办报呢？我不晓得储安平承认不承认共产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不是还有怀疑。他说，给卢郁文写恐吓信的事情，一定要弄清楚。这是甚么手段？是不是有反革命分子在作祟呢？
炼铁部工人张志说，葛佩琦说“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这是没有根据的诬蔑。我亲眼看到许多党员是联系群众、帮助群众的，怎么能说监视群众呢？比如，有一次，工人任振海的媳妇生病了，党员非常关心她，向领导上汇报了这件事，她马上得到帮助，把病治好了。他说，葛佩琦说现在人们的生活坏了，我看就不是这样。以我自己来讲，我从十一岁起，就在这个厂里捡矿石，一天只挣一斤三两棒子面；那时候，工人得了虎烈拉，还没有咽气，就被活埋了。现在，我已经是个五级工，一个月有八十多元钱，全家七口，不断大米白面，和过去怎么能比？
炼铁部职员赵成林说，他看了报上登载的发言和意见，认为绝大多数意见是正确的，一部分意见是不正确的，极少数意见看来是别有企图的。他以葛佩琦和储安平的意见为例，说：葛佩琦说1949年北京人民欢迎解放军进城，跟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一样，这是什么意思？过去的改朝换代，改来改去，总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现在是绝大多数人对极少数反革命专政，这怎么能相比？他说，储安平说现在是“党天下”，可是，我们国家的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里面有各个方面、包括资产阶级的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几位副委员长是民主人士，这怎能说是“党天下”？他说：现在“百家争鸣”，我们工人阶级是一大家，要鸣起来。我们要开座谈会，要写文章，要参加辩论，我们不许只让少数人鸣。
总机械室职员王魏辂说，葛佩琦、储安平这些人的意见，受不起事实的驳斥。他说，我知道，我们理想的东西并不是他们要求的东西。共产党整风，是为了纠正错误，改进工作，加强团结，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我们应该本着这个精神给党提意见。他们提的那些意见呢？一句话，唯恐天下不乱。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绝不应该歪曲事实。事实怎么样，最好请他们下来看一看。他说，在这广泛开展批评的时候，我们不该沉默，可是过去太沉默了。我们应该积极起来，反击那些错误的意见。
副总工程师高润芝说：这次整风的目的，是依靠党内党外人们的帮助，克服缺点，改进工作，使党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这证明共产党是诚心诚意想把工作做好。一个政党公开征求群众对它的意见，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做为一个非党的知识分子，我是拥护党这样作的。党过去为人民做了很多工作，不可否认，在工作中也有错误和缺点；个别党员工作做得还很不好。正因为这样，党才发动整风。我们是为了爱护党才给党提意见，我们的批评必须实事求是，与人为善。我们完全能够判断正确的意见和不正确的意见、善意的批评和恶意的攻击。最近报纸上登载的葛佩琦的意见，我认为是不正确的。怎能说广大群众的生活没有改善呢？解放以来，广大群众的生活是不是改善了，只有过去受过痛苦的人感觉得才最清楚。拿本厂的工人来说，过去的痛苦生活大家都说过了，现在大家穿得干干净净，吃的大米白面；过去成年不看电影，现在一星期能看两次。过去子女不能上学受教育，现在都上了学。我自己的生活也是这样，解放前通货膨胀，钱拿的不少，可是维持不住生活，往往今天发了薪，明天就打折扣。现在的薪金维持一家生活绰有富裕，所以能在银行存款。
这不是生活提高是什么？储安平把共产党的领导说成是“党天下”，这是很错误的。我们要看清一个大前提：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社会主义的利益。不能说党的领导就是党的包办。而且，任何一个单位都有党外人士参加领导，只要你的意见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党就会采纳，只要你有能力，肯工作，党是很重视、很依靠的。我在本厂就是一例：刚解放时，我是炼铁车间的工程师，后来做了炼铁科长、高炉技师、车间副主任，现在是厂的副总工程师。我不明白储安平说的一个部门安插一个党员负责有什么坏处。我们厂里几个部门的党员负责干部和非党负责干部都能团结合作，目的是把工作搞好。现在提出排斥党员干部负责，用意究竟何在呢？
医务主任陈登堂说：我觉得报纸既然让葛佩琦、储安平这些人鸣，也应该让我们鸣一鸣，把我们的意见发表发表。储安平一会儿承认党的领导，一会儿又说不让党员领导，这叫人怎么做？这是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储安平还说：“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他这话完全歪曲了事实。我们可以算一算：在工厂、机关、学校里，究竟是党员领导干部多？还是非党员领导干部多？我是个医务工作者，拿我们卫生部门的领导来说吧：卫生部长不是党员，北京市卫生局局长也不是党员；市立医院的领导人，有多少是党员，有多少不是党员，也可以算一算，这很能说明问题。储安平说，党员领导干部的才能和他们担任的职务不相称。这种情况很可能有。但我们还可以看看，非党员领导干部的才能，难道没有和他的职位不相称的？储安平说，现在是“党天下”，我看不是这样。古今中外有那个政党，能够这样发动大家提意见？光这一点就能说明储安平的看法是错误的。
技监科副科长曹修仁说：这次帮助党整风，大多数人的意见都提得好，但是葛佩琦、储安平、李康年这些人的意见离开了社会主义的利益。我们工人懂得，共产党领导人民，经历千辛万苦，争来了这个社会主义，这多不容易。我们拥护共产党，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有人说，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不必再改造了。可是李康年想把利息拿二十年，又想摘掉资产阶级帽子。章乃器说定息不是剥削，是不劳而获的收入。就凭这些话，正说明他们还得好好地改造一下。储安平表面承认共产党领导，实际是想取消共产党领导。他过去是干什么的，他为社会主义事业作过什么贡献，我不知道。可是，他今天竟攻击起共产党员做领导干部来了。这成什么话！我们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就是通过自己的政党，通过党的负责干部来领导的。他不让共产党参加各部门的领导工作，那么谁来领导呢？我看党员们的领导绝大部分是称职的。解放以来，不论工业、农业、文化教育工作，都有很大成绩，几年作了反动统治时期几十年、几百年做不到的事情，有良心的人谁都不能否认这个事实，我们为什么不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呢？
百家争鸣好的很，我们工人阶级也要鸣一鸣。今天是个开头，我们还要继续鸣，直到把真理鸣出来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