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的体会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我对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的体会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赵承信
我和党的关系总的说是好的、愉快的，但也有不好的、不愉快的一面。这里我着重谈谈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方面的问题，供有关方面整风时参考。
1948年12月中，燕京大学全体师生职工以愉快的心情欢迎了解放。1949年我以燕京大学法学院院长的职位负责组织政治理论课程。因为有了教育部和学校党支部同志的大力支持，政治理论课程是开得有成绩的。当时学校的许多教学制度是需要改革的，法学院的课程就更成问题了。有关这些事情，几位朋友曾给当时学校党支部负责同志反映过不少情况，并提过不少建议，但学校党支部书记不但没有给我们以积极的支持，反而说我们在搞宗派主义活动。我们有几位同志曾直接给教育部汇报过同样情况，提过同样建议，但教育部的张宗麟司长在燕京大学礼堂讲话时则以“将相和”比喻劝导我们一番。显然，教育部负责同志是受了当时学校党支部意见影响的。后来，“三反”教师学习运动时证明搞宗派主义活动的不是我们。
院系调整总的说是成功的，但调整过程中高教部有过主观主义等作风
自从解放以来，我对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是积极拥护的，而且对教学制度和课程改革是费过一番心思的，但毕竟由于自己理论水平低，思想问题多，思想方法不对头，1950年秋身体终于搞垮了，直至“三反”教师学习时，身体健康才开始好转。
“三反”教师学习对于我是一次很大的教育，不但有机会端正了立场，而且从此我的思想方法起了很大变化，从根本上否定了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初步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三反”教师学习总的说是好的，但在狂风暴雨中，有些年龄较大的同志或多或少是受了伤的。在这次帮助党整风谈起“三反”时，有些同志的情感还是很激动的。几年以来党没有及时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给他们以帮助，不能不说是党统战工作中的一个缺点。
紧接着“三反”教师学习的是院系调整。总的说，院系调整是成功的。它把分散在原有几个大学的各系和专业的力量集中起来，这不但便于高教部领导，而且更利于发挥原有教师的作用。院系调整后，政法和财经各专业开设了一系列新的课程，这些课程的内容，虽然有可批评的地方，但是一般说来，它们是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的。但高教部对原法学院的调整工作是很被动的。当时比较合理的办法应是北京几个大学的法学院并入中国人民大学，但是，当时没有这样作，而是被动地成立了中央财经学院和北京政法学院。不一年，中央财经学院终于并入中国人民大学了。
整个院系调整过程反映出高教部负责同志有过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作风。就拿劳动专修科的设立来说吧，在院系调整前课程改革期间，辅仁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在原社会学系里就曾设立过劳动专业组，而且其后在燕京大学里还将劳动组改为劳动系。这一切都曾经过教育部（当时高教部还没成立）批准的。在院系调整商谈的初期，教育部建议在北京大学经济系成立劳动专业组，在教育部宣布初次方案时则建议取消劳动专业，最后方案又提出成立中央财经学院，并在中央财经学院内设立劳动专修科。据我们后来了解，教育部的初次方案建议取消劳动专业，事先是未征求劳动部意见而自作主张的，后来劳动部知道了，提出不同意见，才成立劳动专修科。整个变化过程都没有很好的跟学校教师商量过。
在中央财经学院的一年，劳动专修科的同志热烈盼望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当时，我们除了高教部发给我们参考的一纸莫斯科经济学院的劳动经济专业教学计划外，什么也不晓得。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机会好像要到来了，高教部那时有位张司长参加一个教育视察团去苏联视察高教情况，当时科主任通过院领导向高教部请张司长给我们带些参考资料来。可是张司长视察回来了，我们通过院方催促几次，最后的答复是张司长到武汉就任校长去了。我们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热望就是这样落了空。
劳动专修科在它的成立时已是个难产的婴儿，但到中央财经学院合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时，它更变成了像封建社会里没有人愿意承认的私生子了。听说经过多次的推诿，人民大学才勉强接受了这个私生子的。这里，人民大学领导同志应当检查一下究竟是什么“主义”在作怪，找顶合适的帽子戴上，会对今后工作有好处的。
1953年秋，劳动专修科搬到原中央财经学院新址。在表面上，上级领导总算注意到有个劳动专修科了，但通过中国人民大学或高教部来学习苏联劳动经济学的内容还是落了空。这个问题直到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来了劳动经济学专家之后才解决，但那已是1954年秋天的事了。1955年秋劳动专修科并入中央劳动干部学校。劳动经济专业也就这样离开中国人民大学，在自己的生命中开始了新的一页。在直接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中国人民大学里得不到苏联的先进经验，不能说不是个很大的讽刺，这是值得学校领导同志挖一下思想根源的。
这里应该指出，在劳动专修科的几年，几位同志经常谈到劳动经济专业的发展前途问题。我们相信劳动经济专业是必需的，因为随着国家工业化，劳动工资组织问题会日愈显露。同时，我们还认为劳动经济是一个既有政策性又有技术性的专业。因此，为着很好地培养这个专业的人才，高教部还应聘请苏联专家来指导。可惜，当时我们的意见没有被重视。
正确估计老教师的工作能力，发挥老教师的积极性
1955年9月初，我们四位年龄较大的同志没有去劳动干部学校，而是留在中国人民大学听候高教部分配工作。学校人事处长告诉我们可以先选个教研室，在那里学习。我们当时感谢学校的好意，但初时却没有想到等候了两个月才进教研室的（李景汉同志因病休养了半年才进教研室的。）。两个月的时间虽然不算长，可也并不算短，而且当中还催促过好几次。在这里我想提出的问题是：学校领导对老教师工作能力和工作的积极性是不是有些低估了呢？是不是对老教师有背包袱之感呢？这样的问题也可以给高教部提出：在院系调整的时候，高教部有没有对法学院的许多老教师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积极性作过具体分析呢？如果当时很忙，其后几年是否有点时间作这种分析工作呢？如果没有这样作，又是为了什么原因呢？在整风时，高教部领导同志想想这些问题不是没有好处的。
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发表以后，中国人民大学的领导方面对老教师的看法是有了改变的。但是，一般的说，对生活待遇方面的改变多些，对老教师的思想和业务具体帮助还是很不够的。总的说来，原法学院的老教师经过“三反”教师学习后，对自己业务的信心大大丧失了。要重新培养自信心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还要有个物质基础。统计理论教研室的几位同志（包括党员与非党员同志）费了一年多的时间来帮助和鼓励李景汉同志，其后邹副校长又添了一把力，但直到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调查研究报告后，李景汉同志才真的重新有了自信心（李景汉同志曾说过到现在自信心还不是很足的。）。
我们应当说，老教师是有潜力的。许多老教师懂得一种或几种外国语，阅读外文书籍比较容易，而且其中不少人还有外文写作能力，这对国际学术交流不能不是一个巨大力量。解放以来几年，老教师或多或少学了新理论，其中还有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这样，兼有新旧知识的老教师在学习外国经验时就会比青年教师更有批判的能力，这就便于帮助青年教师克服教条主义。无论在实际调查研究工作中或理论分析研究工作中，他们将能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是每个老教师的潜力不同，这里需要作细致的分析研究工作。既要跟老教师本人多商量，又要从老教师的朋友那里多了解，因为老教师既然失掉了自信心，对自己潜力的看法就会摇摆不定的，甚至，会不相信自己还会有潜力的。
这里还须指出，对老教师不能过分鼓励，做得过分了，鼓励就会变成压力，而对压力老教师是吃不消的。同时，对有了一些成绩的还不能过分表扬，过分表扬会使人冲昏头脑，以后就不易进步，不易发挥更大的潜力。这对老教师本人和对国家都是不利的。
讲师级的教师是目前学校教学中的主力。不能说学校领导方面对他们有足够的重视，对他们的发展方向、培养前途有确切的认识。根据最近所反映的意见，学校领导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和提拔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对这些缺点应当迅速地采取措施加以克服，以利教师之间的团结。
中国人民大学应该发展成为一个多科性的社会科学的大学
几年以来，中国人民大学对专业发展是缺乏明确方向的，这对青年教师的培养不能没有消极的影响。今后应积极的展开讨论，广泛征求意见，早日决定发展方向。这里我仅提出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供领导参考。我认为中国人民大学应发展成为一个多科性的社会科学的大学。这个社会科学的大学不仅要有四个政治理论专业，而且还要有财经专业。财经学科是以政治理论为指导的，而政治理论学科则是通过财经学科的帮助来联系实际的。目前各个专业已有相当基础并已取得一定的成绩，这是好的。但各教研室之间很少来往，形成各搞各的，因之，大学就不能发挥有机整体的作用。要及早改变这种作风。为了办好这个大学，高教部应将原北大、清华、燕京、辅仁等法学院图书资料的一部分转交给中国人民大学。
大力开展社会经济调查研究工作
几年以来，各学科的教学中存有不同程度的教条主义。我们要分门别类地深入检查。为了克服教条主义，政治理论专业要给非党老教师开门。这对青年教师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和扩大知识领域会有好处的。但更重要的是要大力开展社会经济调查研究工作。可以考虑在北京市建立包括有工厂、农场、商店、基建单位的调查网。待时机成熟时，还可以考虑对北京市作一次规模较大的综合性调查。这就会帮助教师与学生面向实际，跟工农群众交朋友。这样就会使理论联系实际，而且教师的思想水平还会得到提高。
为了让教研室领导同志更好地领导教学与研究工作，应使他们从目前许多事务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由教研室主任来做事务性工作是极不合算的，是很浪费的，而且还剥夺领导同志提高和向科学进军的机会。这当然也是不合理的。
党中央、毛主席及时地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只要大家在整风运动中学会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方法，我们的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