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同声捍卫社会主义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同声捍卫社会主义
本报综合消息： 福州、广州、昆明、鞍山、沈阳、武汉、黄石、成都等地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于9日、10日纷纷举行座谈，反击写恫吓信的反革命行为和痛斥各种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福州的海员说：卢郁文接到恐吓信的事件，使我们知道，不仅要注意福建对面的敌人，还必须注意内部暗藏的坏人。
福州第一机器厂钻床组组长连建华说：有人说资本家拿定息不是剥削，并说只拿七年是党“掠夺”他们的财产。我们工人要问那些资本家，你们的资财是那里来的，你们过去吮吸了工人血汗，现在拿七年定息还说不是剥削吗？我们工人绝对不主张让资本家拿二十年的定息，也绝不能像有些资本家要求的那样撤出公方代表，让资本家再来欺侮我们。我们欢迎那些善意的人帮助我们工人阶级政党整风，但是反对那些妄图反对和破坏党的领导的人。
刚刚远航归来的舵工江萍说：我们这个船队，一直是在战胜台湾海峡的敌人的重重封锁中完成运输任务的。从卢郁文接到的恐吓信事件中，更使我们知道不仅要注意福建对面的敌人，还必须密切注意内部暗藏的坏人。
广州西村水泥厂的工程师说：我们厂内有80％的技术人员不是党员，但我们没有碰到在国民党时代那种“家天下”排除异己的遭遇。
广州市各大工厂的工人、技术员、工程师十七人10日举行座谈。他们质问储安平道：你说“党天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不是有许多非党员的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为什么会有许多党外人士担任部长和副部长？广东是不是有非党人士当副省长，广州市是不是有非党人士当副市长？广州西村水泥厂工程师曹寿廷说：包括我在内，我们厂内有80％的技术人员就不是党员，但是党很信任我们，我们没有碰到国民党时代那种“家天下”排除异己的遭遇。五仙门发电厂技师颜昌辉举出一个有趣的事实：广州越秀山每一次举行足球比赛，山下整千辆自行车，那些不是工人是谁的？旧社会的工人连饭也吃不饱，能不能买自行车？有没有劳保的待遇，过去工人子弟能读小学、中学、大学的有多少？这算不算生活有了提高？他说：我们厂内已经有七十多个六十多岁的老工人退休，生活不用发愁。可是旧社会，六十岁以上的老工人就只有等死。他问：葛佩琦的说法究竟是代表谁的？
昆明的工人问章乃器：不劳而获的东西从哪里来的？
昆明机床厂工程师李瑞本说：党不能退出企业。我在这厂里很久了，可说是换了几个朝代。过去反动统治时代只能出产些小车床和小孩骑的小车。今天，我们厂已能制造很精密的机器，并且有十五种车床达到了世界水平。这些事实就说明了共产党的领导比过去不知好了几百倍。现在还有些缺点，那是党的领导不够，正应该加强党的领导。
工人李光宇说：章乃器说定息不叫剥削，叫不劳而获的收入，不劳而获的东西从哪里来的？不劳而获就是剥削。说剥削不痛苦，我们劳动出来的东西要抽一部分给资本家，我们怎么不痛苦？这些简直全是胡说八道。
昆明冶炼厂供销科职工杨若兰说：储安平说现在是“党天下”，但他身为光明日报总编辑，他却忘了宪法上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问问他人民代表大会是否是“清一色”？
鞍钢的工程师说：旧中国只有日产十五吨的炉子，现在有了一千五百吨的大炼铁炉，谁能说共产党领导得一团糟？
沈阳矿山机器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支秉渊说：我是个党外人士，经历了满清、老中华民国、伪满、国民党好几个朝代。我是学工的，从学校毕业后，一直梦想中国成为工业国，直到解放，我的理想才实现了。我梦想中国自己制造火车头、汽车、飞机，现在都已成为事实。这不都是由于共产党领导的结果吗？那些叫嚷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人，难道看不见这些事实吗？其实他们是看得见的，不过他们是别有用心，那就是想把共产党推下台，不要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决不允许这样做。鞍钢炼铁厂副厂长、工程师张钺说：作为一个技术人员，我可以来一个新旧对比。从生活方面来说，在旧社会我有一个时期曾经靠卖东西维持生活，现在生活是稳定的；从工作上来说，过去只有日产十五吨的炼铁炉，现在有了一千五百吨的大炉子了；从政治上来说，过去说一句牢骚话就要坐牢，现在连葛佩琦那样的话都登报了。根据上述三点，凡是正直的人，谁能说共产党领导得一团糟呢？鞍钢炼钢厂工程师范重模说：葛佩琦认为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也不会亡。记得解放前流传一句话：“中国不亡，除非天亮”，如果没有共产党，中国现在不变成日本帝国主义的附属国，也要变成美国的附属国了。就拿鞍钢来说，要是没有共产党，恐怕早就像日本帝国主义者失败时预言的那样变成高粱地了。
大冶钢厂的工程师说：几年来的事实证明，只要能为社会主义出力，无论党内党外的干部都能作领导者。如果硬要说清一色，我们就是社会主义的清一色。
大冶钢厂电炉炼钢工丁云阶说：“我在黄石市住了十几年。国民党从1945年就叫着要修建五十万吨的钢铁厂，到1949年才从别处搬来个小高炉和小贝氏炉。小高炉一天只出二十来吨铁，小贝氏炉两天才炼一炉钢。现在呢？我们又有了平炉、电炉，炼的都是优质钢。原来的小高炉也提高到一天出一百多吨铁，贝氏炉也是每天炼一百多炉钢。如果没有党的领导，能做到这样的成绩？
消防队员沈兹贵提到1954年的大水灾说：那次我家乡受了灾，最初被水困着没吃的，党和政府就派船送粮，人病了，就派医生治病。水退以后，又贷款救济，帮助人民重建家园。那年，我们黄石市缺粮，党和政府在别地以一角七分一斤买来大米，运到这里卖一角三分一斤，除了我们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哪个政党能办到这样的事？
办公室秘书董肖说：“储安平只谈到有的党员做了头儿，他为什么不谈还有许多党员在做炊事员、清洁工呢？”总机械师室的工程师陈伯英谈到自己的体会说：“这几年的事实证明，党对党员和非党员都是一样看待的，只要能为社会主义出力，正确执行政策，无论党内党外的干部都能作领导者。相反，谁要不走社会主义的路，哪怕他原是党的高级干部，像高岗、饶漱石和一些堕落腐化分子，也被党清除了。如果硬要说清一色，我们就是社会主义的清一色。在谈到匿名恐吓信时，陈伯英说：“这是国民党特务一贯的手段。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们就采用这种卑鄙手段，先写恐吓信，再就是暗杀。李公朴、闻一多就是这样给杀害的。我们要抗议，要警惕！
武汉长江大桥的工程师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都是有各党派参加的，储安平“党天下”的论调根据何在？
武汉长江大桥工程管理局一桥处计划室主任易宠荣说，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论调毫无根据。作为全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各党派参加的，政协也是各党派参加的，就说我们一桥处吧，总工程师、副处长、有些科室主任和分队的工长等都是非党人士。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论调完全是从党派角度、争权夺利出发，不是从人民利益出发。工程师刘喜田说，有人说党团员在群众中是便衣警察，这是对共产党的污蔑，是挑拨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和人民的关系。党员向党反映群众的政治思想情况，反映群众的要求，倾听群众的意见，有什么不好？除非敌人才觉得这样作不好。
成都刃具厂的工人说：葛佩琦、储安平等错误言论提高了我们的警惕，说明有人在和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
成都刃具厂量具车间主任白良生说，写恐吓信和特务在广州放定时炸弹一样阴险，这种行为使我想起过去国民党特务在重庆所采取的手段。他说，帮助党整风，应该实事求是。储安平说共产党是“党天下”，不符合事实。中央到地方都有党外人士参加工作，我就是个例子，我虽然不是党员，还是有职有权。工人马兴贵说：不要共产党领导谁来领导？叫蒋介石来领导吗？全国人民一定不答应。这些错误言论提高了我们的警惕，说明有人在和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