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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伯钧的错误思想受到批判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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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57-06-13
第3版()
专栏:

  在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座谈会上
  章伯钧的错误思想受到批判
  王忱心张申府不同意大家对章伯钧的批评
  章伯钧希望对他的错误慢些作结论
本报讯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扩大)昨天下午继续举行座谈会。会议由章伯钧主席主持。在会上发言的有黄琪翔、杨清源、严信民、罗任一、李伯球、王忱心、张申府等七人。除黄琪翔的发言以外,其他发言都是同章伯钧过去发表的言论有关的。多数人对章伯钧过去的一些言论作了批判,同时,也有人提出了支持章伯钧的意见。会议结束前,章伯钧在会上表示了对于反批评的态度和意见,并宣读了张云川给李伯球的一封来信。
杨清源认为章伯钧从工作方法上反对共产党领导,储安平从人事安排上反对共产党领导,错误同样严重。
在黄琪翔发言后,杨清源首先对章伯钧的错误言论提出了批评。他说,章伯钧的言论有修正主义的倾向。章伯钧参加过国家各项政策的讨论和制定,却说共产党对一切重大措施未经过民主党派讨论,是不合事实的。他认为,章伯钧是从共产党的工作方法上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与储安平是从人事安排上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同样严重。接着,他对章伯钧提出了两点意见。他说,章伯钧所谓“政治设计院”的提法,是否有排斥和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思想?是否有旧民主主义思想,应该自己检查一下。其次,章伯钧这种错误思想由来已久,不是从现在开始。今年他从国外回来以后,在言谈中就流露了认为共产党不民主的意见。他在3月间党的会议上说:对一个人,只让他住洋房、坐小汽车、穿呢制服、吃山珍海味,不许他独立思考,也会引起革命的。这也充分表示他对党的不满。
严信民说:章伯钧多少年来在言谈或思想上常常表现动摇。
接着发言的是严信民,他说:章伯钧在今天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要大家站稳社会主义立场,服从党的领导并坚决对右派和极少数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这是完全正确的。遗憾的是他对自己过去的错误言论的严重性重视不够。由于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民主人士,他在民主党派、中央人民政府以至光明日报,都居于领导人的地位。尽管章伯钧说话的动机是好的,但是错误也是严重的。然后,严信民就章伯钧所说的“政治设计院”、国务院会议上讨论事情时先交出成品的问题以及文字改革未经大家讨论等问题,都列举事实,进行了批判。并说:任何政治意见上的错误,都不会是偶然的。农工民主党在章伯钧同志领导下从抗战期间一直到现在,在政治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政治路线上没有犯过大的错误;但是,章伯钧个人,多少年来在言谈或思想上,却常常表现了动摇。如不久前他曾常谈到的改人大和政协为“两院制”,那是追求英美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制度。严信民认为,这种动摇的根源,一方面是阶级根源,即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思想;另一方面是历史根源,即农工民主党在历史上曾经走第三条道路或中间路线。
罗任一在批判储安平的“党天下”的怪论时,提出两点要大家注意。他说:第一,储安平的话是以“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身份讲的;第二,有人讲,储安平的话不只是他个人的意见,他背后有人支持。章伯钧同志是“光明日报”社的社长,对这应该特别小心。
李伯球说:在一些政治关键问题上章伯钧常常助长或符合右派分子的活动。
李伯球在发言中,对章伯钧所说的“政治设计院”等问题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如果是从在共产党领导、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前提下,提出改进工作的方式方法的角度来看,是值得讨论的。可惜章伯钧的发言对这一点说得很模糊,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李伯球说:章伯钧过去领导我党同共产党合作,进而接受共产党领导,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今后还要进一步引导我党在共产党领导下对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从爱护社会主义事业、爱护我党的领导人出发,我们应该忠诚地对伯钧同志提出批评。在我们党的工作中,伯钧同志一向是朝社会主义走,但是,他从理论上钻研问题的时候少,他有“两院制”思想;在处理实际问题时过于凭主观感情出发;在立场上、基本观点上也有二元论的成分,对革命群众的意见不够重视,对革命群众的主流常常估计不足;对右派估计过高,照顾、纵容太多,没有同他们从思想上、政治上划清界线,没有采取又斗争又团结的办法,在一些政治关键问题上,常常助长或符合右派分子的活动。
王忱心说:章伯钧的发言没有一条是原则性的错误。
王忱心在发言中对会上某些人士的发言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一,章伯钧关于国务院讨论事情先拿出成品是形式主义的意见,我认为是不完全妥当;可是,杨清源说,他提这样的意见就是旧民主主义思想,我也不同意。什么是旧民主主义呢?是假民主,欺骗人民的民主,实际上人民没有民主权利。章伯钧提的意见,并不是要这样的假民主。二、章伯钧说文字改革没有经过讨论,也有人说这不是事实。其实,讨论过的是改革文字的文字方案,至于“文字要不要改革”,的确是没有经过讨论的。三、有人说,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有脱离共产党领导的思想,我也不同意。设计院是参谋机构,并不是领导机构。铁道部和其他各部都有设计院,难道这些部就是脱离共产党的领导了?四、有人说章伯钧说话太随便,我也不同意。同志间随便谈的话,不应该引为批评的根据。同志间谈话本来就不该摆出严肃面孔,使人莫测高深,就像有些人批评某些共产党员的那样子。章伯钧有缺点,这是事实。他是我们党的最高领导同志,树大招风,随便谈话是有些不好。但是,也不能把这缺点提得太高。五、罗任一说,有人说储安平背后有人支持,要章伯钧同志小心。我认为:人家可以那样说,我们可以不理。储安平身兼数要职,又不是三岁小孩,说话还需要谁来支持他,那就太可笑太幼稚了。六、李伯球说章伯钧摇摆不定,我也不完全同意。章伯钧在小事上是有些随随便便,在大事上是从来不动摇的。他举出章伯钧在抗日时期曾拒绝蒋介石的引诱,作为例证。
他说,我个人看,章伯钧同志的发言,多少有些问题,可是没有一条是有原则性错误的。因此,应该和风细雨地商讨,不可一下子提高到原则上来看。如果不实事求是,一切都要乱了。
张申府说:章伯钧的发言太随便,说话不太多考虑。他认为章伯钧的立场不够百分之百坚定,但也够百分之九十五的坚定;关于章伯钧所说的组织“政治设计院”的意见,他认为还是值得考虑的。
  章伯钧的发言
在座谈会结束前,章伯钧作了发言。他说:“我今天是第一次参加农工民主党的座谈会。昨天我就考虑了各方面的朋友对我的批评,想作一次发言,作个检查。今天上午约黄琪翔到我家里问他开会的程序,问我可否发言。黄琪翔让我先听听大家的意见。
“9日我在中国民主同盟的座谈会上有个谈话,今天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代论,另外还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民主同盟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谈民盟动向究竟是什么。稿子已送光明日报,因写得不十分周到,又抽回来了。
“我的精神如此,欢迎所有爱护我的朋友,从思想上、作风上对我批评,让我知道错误到什么程度。我的地位不同,在党内服务很久,欢迎一切善意的批评。今天所有的同志对我都有批评,非常感谢。我不是文过饰非,而是要学习民主,要有“动心忍性”的风度。
“我过去发言有三次,一次是在交通部谈话,人民日报上已登,在公路报上也登了;另外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有两次谈话,一次是代表民盟谈话,一次是发表我个人的意见。我认为在这几次会议上曾经谈到‘政治设计院’、国务院会议程序拿出成品和文字改革问题,此外提到国务院机构下的各办各委应当改变,权放在各部会,多发挥管理机构的作用。谈这些问题主要是个人想对国家提出贡献;可是有些朋友们指责我说错了。
“对这些问题我是有意见的,不是凭灵感和一时高兴;但是语焉不详。可能是犯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违背党的领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但这错误要等我加以说明以后再作结论,这才比较合乎民主精神。我在民盟小组会上也说过我犯错误可能很严重,也可能不那么严重,但不作辩论。因为,马上就辩论,就等于抗拒批评,不合民主精神。打球有球规,你打来,我打去。
“政治设计院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自己还没加以说明,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因此还希望同志们继续提意见,我要考验自己,用‘动心忍性’的功夫,克制自己,锻炼民主风度,请老师。今天会上只有黄琪翔没有涉及我的问题,美中不足。”(这时黄琪翔插话说:“没想好。”)章伯钧接着说,政治设计院到底是什么还没有说出来。(这时黄琪翔又插句话:“所以我不能提意见。”)章伯钧接着又说:“我那个政治设计院可能是有代表性的错误。最近有朋友告诉我,有许多的学校和机关的一些人提出来要参加‘从设计到施工’,要党退出学校这一类荒谬的言论,恰与我所说过的政治设计院问题,看起来有相似处。等大家谈完了,我思考成熟了,再谈或者写文章。”
章伯钧说完话,又宣读了正在郑州为农工民主党发展组织的张云川寄给李伯球的一封信,信上并指明要给章伯老看一看。张云川的来信大意说:“看到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登着农工民主党中央座谈的消息,一看内容,不是对共产党提意见,帮助整风,却变成了对张云川提意见,成为农工党整风,甚觉稀奇!你们要求我来郑州干事,在我不在座没有机会发言的情况之下来批评我,也令人很觉得那个。”
章伯钧说,“对于张云川的来信,我想解释一下:第一,不是农工民主党党内整风,是帮助中共整风。他也有回来说明的机会,有民主的平等权利,请秘书处写信告诉他:安心工作。第二,我们党内整风的问题,仍然按照各民主党派同中共协议的精神,只帮助中共整风,我们党内暂不整风,将来再说。现在批评我,是纠正帮助中共整风中发生的偏差。像打球,一次只能打一个球,如果同时又打一个球,就打乱了。谢谢大家发言,对我的指教。”
在这次座谈会上,黄琪翔、李伯球、严信民、罗任一、张申府等还对如何帮助中共整风,并且对一些错误的言论进行了批判。黄琪翔说,对于葛佩琦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希望人民大学和教育部门的领导人吸取足够的教训。黄琪翔还说,储安平和陈新桂的荒谬说法,是找不到市场的。他着重对陈新桂的谬论作了批判,并表示不同意张云川的错误言论。
李伯球、罗任一和张申府、严信民等对储安平和陈新桂的怪论也提出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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