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看“宋景诗”有感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重看“宋景诗”有感
　　秋耘
我第一次看“宋景诗”，是在1955年的残冬，这回重看修改后的“宋景诗”，已经是1957年的初夏了。修改的地方虽然不多，其间却整整经历了一年又半，而且重拍了两次，可见编导者们是经过反复探索，费了大劲的。
不能说“宋景诗”这部影片根本没有修改的必要。影片的初稿的确有些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例如宋景诗究竟是跟胜保“讲和”，还是向胜保“投降”，就没有交代清楚。修改后的“宋景诗”，对这一点倒是交代得比较清楚了。但由于在修改过程中过分强调要对“投降”进行严格的批评，一再强使宋景诗作一些义正词严的“自我检讨”（这样的检讨实际上是远超过一个百年前的农民的认识水平的）；同时又过分突出了宋景诗底权谋机智和英勇顽强的一面，忽视了他底内心矛盾和忧伤痛苦的一面，因而就使宋景诗这个人物显得“理想化”和“简单化”了。这样一来，反而冲淡了这部影片的悲剧气氛，也削弱了这部影片的感染力量。
历史上一切农民起义都不免于悲剧性的结局，宋景诗自然也不能例外；要想不违反历史的真实，就只有把这次失败了的农民起义写成悲剧。写悲剧，并不等于传播悲观主义的情绪。正如罗曼罗兰在“弥盖朗琪罗传”中所说：“我们不能够只赞扬欢乐，痛苦也应该赞扬——因为两者同样是神圣的。”对于这个善良正直而勇于战斗的农民英雄，他底优点，他底欢欣，他底胜利，我们固然应该歌颂。他底错误，他底痛苦，甚至他底失败，我们也不必回避和加以掩饰。因为它们同样也能够给予我们以激励和教训。宋景诗的一生遭遇之所以能够深深地吸引着我们，激起我们的共鸣同感，并不只因为他底卓越的军事天才，他底强烈的阶级仇恨，他底战斗的热情和迈进不屈的勇气，同时也因为混和在这些当中的他底一些弱点和失败。如果这位农民英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一帆风顺，万事如意，他底事业没有遭遇到挫折和失败，他底道路不是那么迂回曲折，他底内心没有充满着矛盾和痛苦，他也许会显得更伟大些。可是，他底生活命运恐怕就不会这样感人肺腑，这样使人荡气回肠了。
经过修改后的影片，在这一点上，不但没有能够弥补原作的缺憾，反而更加减弱了黑旗军受降前后的沉重气氛，简化了宋景诗的内心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复杂的情况和历史的真实（黑旗军受降后确曾被迫参加过“剿回”战役，有如梁山泊的英雄们被迫去征方腊，同样都是深刻的历史悲剧，但影片对这一点是有意回避了的）。而在某些场合，却掩盖了宋景诗的弱点，掩盖了他的弱点。所有这些，都适足以损伤影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自然，在这里，我们也应该体谅到编导者们的苦衷，当时在教条主义的压力下，为了使这部影片不至胎死腹中，他们也只好委曲求全，在艺术的真实和“批评家”的要求中间寻求一种折衷和妥协。教条主义者不能理解，对于一百年前的起义农民来说，投降固然是悲剧，或者可以说是错误，但决不能看作是不可宽恕的罪恶，特别是当他们被围困了一个多月，兵尽矢穷、人瘦马乏的时候。一个伟大的起义农民领袖，犹如宋公明，尚且把受招安看作唯一的正当的出路，而张献忠也先后两次投降过“官军”，宋景诗又怎能完全超越一切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如果一定要用现代无产阶级的革命气节苛求于古人，那么，要么就得修改了历史上宋景诗的真面目，要么就只好否决影片“宋景诗”的命运了。
长久以来，我们文坛上流行着一种理论：写英雄，写正面人物，就不能写他的弱点，不能写他的动摇、彷徨、苦闷和悲伤，不能写他的性格上的矛盾和冲突，否则就是“在英雄的脸上抹灰”，“歪曲了正面人物的光辉形象”。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创造出来的“英雄人物”，实际上只能是一个理想化了的“神祗”，或者是一部毫无感情的“革命机器”，而不可能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宋景诗”的编导者们，虽然没有完全为这种理论所俘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这种理论的束缚，因而不敢充分刻划出宋景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不敢放胆揭示出这一历史事件的悲剧意义。这部影片经过一再修改，仍然未能达到更高、更深、更完美的艺术境界，说句公道话，教条主义者的干预是难辞其咎的。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尽管有着某些美中不足的地方，“宋景诗”毕竟不失为一部优秀的历史影片。影片中有些场面是处理得非常动人的。例如宋景诗从母亲手里接过父亲遗留下来的宝刀，离家出走的场面；宋景诗屹立在黄河边上眺望故乡，听将士们慷慨悲歌的场面；黑旗军撤出小刘贯庄的前夕，宋景诗跟母妻泣别的场面……。热情的观众们，看到这些场面，恐怕都免不了会热泪盈眶的。这些场面之所以特别激动人心，正因为它们表现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的英雄的形象，使我们看到英雄底“人的一面”和我们一样，他也有着平凡的牵挂，矛盾的心情，以及由于个人所遭遇的重大不幸而引起的悲伤苦恼。但纵使有这些心灵上的弱点，他终于凭着自己坚强的意志，克服了它们而完成了崇高的任务，成为一个配得上“英雄”称号的人。为了这，他必须经常不断地进行自我斗争。斗争越酷烈，就越能显示出英雄的高贵品质和光辉人格。可惜影片中的其他部分，并不是全都能够充分体现这一点。
就其整体来看，宋景诗这个人物形象虽然还不够十分丰满，但基本上是写得比较真实、比较成功的。影片并没有把他渲染成一个神机妙算的“天人”，也没有把他写成一个叱咤风云、雄才大略的名将，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显得非常淳朴谨严，完全符合于一个来自群众中的农民领袖的身份。例如写宋景诗在劝止群众散伙时，对大家说：“咱们散不得，散了别说粮食、银子，脑袋都是人家的！”又如写宋景诗在打了胜仗后，边看戏边对弟弟说：“娘要是能在这儿，那多好啊！”等等这些看来似乎是很简单的对话，是无关重要的小动作，却很传神地表达出这个农民英雄的精神面貌。扮演宋景诗的崔嵬同志，也能够恰如其分地掌握到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
影片对于一些次要人物的塑造，也有值得称道的成就。例如杨殿乙的豪迈英勇，张崇德的质朴耿直，胜保的狡猾阴险，僧格林沁的刚愎自用，……在影片中都表现得活灵活现，有声有色。在一部影片中写了这么多的人物，而每个人物都有独特的性格，不落入公式化、概念化的窠臼，这是难能可贵的。
影片的摄影艺术也具有独特的风格。如对于大规模战争场面的处理，自然景色的描写，人物的特写镜头，在国产片中，可算达到相当高度的水平。又如黑旗军受降后被迫渡黄河与二次起义后回师渡河的对比，前一个场面气氛沉重，使人悲愤；后一个场面阳光明丽，大风拂旗，使人神旺。前后呼应，形成强烈的对照。从这些场面，可以看出编导者和摄制者们在艺术创作上精雕细琢的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