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中央昨晚的座谈会开得特别热烈 要求民盟由右向左转 史良揭露章伯钧的两面态度 邓初民建议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民盟中央昨晚的座谈会开得特别热烈
　　要求民盟由右向左转
　　史良揭露章伯钧的两面态度
　　邓初民建议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
本报讯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小组座谈会昨天晚上举行了第四次会议。显然，某些民盟盟员，特别是某些民盟负责人最近发表的一些错误言论，以及民盟中央对这些错误言论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已经引起了广大盟员和盟的中央委员的异常的关切和极大的不满。因此，昨晚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盟中央的工作人员显得特别踊跃，人数差不多超过前一次会议的一倍。会议从八点钟破例地开到十一点钟，一直在非常热烈非常紧张的气氛中进行，到会议宣布结束，还有一些报名发言的人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会上发言的中央委员罗涵先、中央常务委员叶笃义、副主席史良、中央委员千家驹、候补中央委员陶大镛、中央委员罗子为、中央委员张毕来、中央常务委员胡愈之、邓初民、候补中央委员张纪域，都集中地对民盟副主席章伯钧、罗隆基、候补中央委员陈新桂、民盟盟员储安平等的错误言论作了批判，并且一致要求民盟中央应该对这些错误言论明确地表示态度，要求民盟中央和民盟成员必须和这种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在思想上划清界限。否则就不可能在社会主义这一基础上与共产党长期共存。因此，邓初民发言中建议，立即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来解决这一问题。最后，主持会议的中央常务委员郭则沉表示将建议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立即加以考虑。
会上还有中央常务委员叶笃义、候补中央委员陈新桂对自己发表的一些错误议论作了自我批评。发言的人对叶笃义所作的自我批评表示欢迎，但对陈新桂所作的自我批评仍极不满意，认为他根本没有从思想上认识自己错误的严重性，并对他今天的发言又作了批判。会上发言的还有中央委员鲜英。
罗涵先说：右派言论是向党、向国家、向社会主义进攻
罗涵先说，少数右翼分子的言论，无论就其性质、目的和提出问题的方法来看，是一个向社会主义挑战、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政权挑战，向共产党挑战、向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挑战的政治问题。有人认为储安平敢于作这样反动的言论，要是背后没有大力者加以支持是不可设想的。因此他主张民盟中央必须明确表示，和储安平划清界限。
接着他批评了储安平和陈新桂。他认为在这些荒谬的错误的和反动的言论中，这两个人是最突出的代表。
他说，认为共产党领导就是“党天下”和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少数右派分子在实质上是反社会主义的。他说，陈新桂在他的发言中列举了很多作为宗派主义事例的事实，例如，通过党员实现党的政策、通过积极分子发挥助手作用、任用干部讲究政治条件、选拔留学生注意政治品质、工人阶级培养本阶级的知识分子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事情，是贯彻和体现无产阶级专政所必要的措施。这些措施和我们所反对的宗派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罗涵先发言中最后批评了章伯钧等人。他说，章伯钧意见中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所主张的政治设计院和党的领导原则是有抵触的；这个设计院是介于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上的，因此是错误的。罗隆基意见中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所主张的平反委员会，要与原来的党所领导的三反、五反、肃反领导机构分开，表现了对于党的领导的怀疑；叶笃义同志的主要错误在于他的意见实质上取消了党在学校中甚至一切国家机关中的领导。这些意见性质上都是严重的。
叶笃义进行检讨，说他对自己的错误言论发生有害影响感到惭愧
叶笃义在会上对他自己的错误言论进行了自我批评。他说：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所发表的错误言论，在社会上发生了有害的影响，对民盟本身的威信也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我感到十分惭愧和痛心。
接着，他对自己的错误言论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批判。他说：
首先，我认为在学校、机关、企业中不宜强调党派关系，不宜强调发挥包括中共在内的党组织作用，这个看法是极端错误的。我一方面承认需要党在全国和省市范围的方针政策上的领导，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可以减少各个业务单位的党的组织作用。这实际上就把党的领导架在空中，着不了地。事实上，党的总方针政策是需要通过各个业务单位来实践的。因此，要使党的方针政策得到贯彻实施就需要加强而不是减少各个单位党的核心领导作用。
叶笃义用他自己工作岗位上的实例来说明这一点。他说：我在我的工作岗位上负一部分行政领导责任。我常常感到那个机关的党支部在保证行政任务的完成上缺乏力量，而除了党支部以外，我没有更好的依靠来联系群众，贯彻实施行政任务。因此我在我的机关整风会上向党所提的意见就是党组织太弱了，应该加强。这说明我自己业务上的实践就给我主观主义的想法一个有力的驳斥。
接着，他又批判了他提出的：“在国家机关中，有了党派组织活动，多一层身份就多一层关系，也就多一层产生矛盾的机会”的错误说法。他说，这个看法也是极端错误的。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事物内部存在着矛盾是一种普遍的永恒的现象。在当前这个伟大的整风运动中所出现的错误言论——我的言论也是其中之一，少数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论调，和极少数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进行的乱发匿名恐吓信件的卑鄙的反动行为，这一切都说明矛盾是存在着的，而且表现得相当激烈。阶级斗争，尤其是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当然，除了极少数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而外，应当说大多数都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党派的存在是反映现实的，是为的更好地解决这些矛盾的，而绝不会产生矛盾。
叶笃义还批判了他提出的：民主党派可以不必建立基层组织，不必过组织生活的错误论调，他说，这个想法既不符合党派成员的要求，也违背社会主义类型民主党派的精神实质。社会主义的民主党派对它们的成员有进行教育、进行思想改造的重大责任，使它们的成员们都能顺利地过渡到名副其实的劳动人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假如不建立基层组织，不过组织生活，政治思想教育的工作通过什么来进行呢？
叶笃义认为：从旧社会出身的知识分子，旧的反动的那一套资产阶级思想随时都会冒出头来。我的错误的思想和言论充分说明这一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因此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就成为民主党派的首要的而且是长期的任务。我一方面要加紧自己的自我思想改造，另方面也热烈地要求盟组织给我帮助。
叶笃义最后对章伯钧所提出的政治设计院的主张、罗隆基提出的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以及储安平、陈新桂等的谬论进行了批判。
邓初民认为必须根本解决民盟中存在的问题，才能与共产党长期共存
邓初民在发言中说：人民日报以“可注意的民盟动向”为题的报道，和民盟上海复旦大学支部要求民盟中央对民盟成员最近不少的错误言论表示态度，都值得我们注意。邓初民说，民盟成员的错误言论在各民主党派中占了多数，但这要发表错误言论的人自己负责，他们的错误言论不能代表民盟。否则，他认为其他民主党派可以与共产党“长期共存”，民盟就不能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了。因此，邓初民建议，立即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这些错误言论究竟是代表个人，还是代表民盟的问题。
邓初民接着说：这次整风运动开始还不久，可是，知识分子的缺点暴露的却很多。社会主义要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我看这些改造的问题都不大，就是知识分子改造还成问题。而民盟是对知识分子作工作的。因此，我建议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从根本上解决民盟中存在的问题。
邓初民最后说：在帮助共产党整风中一定会有敌人钻空子，这是绝大多数人民与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斗争的问题，我们民盟必须加以注意。
千家驹说：储安平代表了某些想在整风中“捞一把”的人，民盟中支持他的大有人在
千家驹说，陈新桂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了以后，非但没有很好地改造思想，反而找来些教条作为反对社会主义的根据。陈新桂的错误在于把无产阶级专政同共产党专政混为一谈了。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无产阶级先锋队即共产党的领导而实现的，但决不等于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专政。如果是共产党专政，那就是共产党员对非共产党员的专政，是工人阶级中的共产党员对工人阶级中的非共产党员专政。马列主义从来没有把这二者等同起来，这是资产阶级诬蔑共产党的话。而陈新桂却居然拿起资产阶级的武器来反对我们。
千家驹接着解释了人民民主专政为什么在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说明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还不多，有些错误是难免的，但决不能因此就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按照陈新桂的逻辑推论，反对三个主义，就必须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同时，过去的专政即资产阶级专政、封建地主专政都是不会产生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我们说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吗？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消灭三个主义，没有哪个执政者敢于公开号召人民来揭露三个主义，共产党这样做，这证明无产阶级专政有无比的优越性。
陈新桂在今天会上的发言中说，他向来不作违心之论，千家驹揭露他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千家驹说：陈新桂在社会主义学院发言中曾说现在大家是“苟全性命于乱世”，“邦无道则隐”，过去还可以隐到田园去，现在不行了。全国人民的解放在陈新桂看来是“乱世”，是“无道”这两句话可作为他的思想本质。按照他的说法，变“乱世”为“治世”，变“无道”为“有道”，就只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了。而今天他却说他不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不反对共产党，这不是违心之论是什么？接着千家驹反问陈新桂：既然现在是乱世、无道，到底要怎么办呢？是否恢复地主、资本家、美帝国主义蒋介石的专政呢？千家驹说，陈新桂今天的发言完全没有认识自己的错误，而这在他是一贯的。
最后，千家驹又批判了少数右派在整风中混水摸鱼，假借整风反社会主义、反共。他说，为什么要批判储安平的错误思想呢？因为他有代表性，他代表了某些想在整风中“捞一把”的人，而且民盟中支持他的大有人在。千家驹说，长期共存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如果对这条道路三心二意，就共存不下去，更说不上长期共存了。他希望民盟中和储安平的思想有共鸣的人要向全盟同志有所交代。千家驹还对叶笃义的检讨表示欢迎。
陶大镛说：民盟中央小组的讲台给一些奇怪的理论家占领了
陶大镛在发言中首先说：从报纸上最近发表的言论看，过去我们民盟中央小组的讲台，给一些奇怪的理论家占领了。昨天师大支部委员会开会，有人说：为什么盟中央小组尽发这样的言论？今天人民日报也发表了复旦大学民盟支部要盟中央表示态度的消息，我认为很值得重视，这对盟中央是个考验。
陶大镛说：陈新桂刚才的发言，并没有认识到他的错误的严重性，在他看来，宗派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相关联的，要消灭宗派主义，只有消灭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中最根本的问题还不是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最中心的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主义的核心、基本问题和出发点也是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毛主席也曾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而无产阶级专政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基础，因此，没有了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根本就谈不到社会主义。陈新桂已经经过几年学习，今天仍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竟然讲出如此荒谬的言论，实在不可原谅。尽管他主观上不是别有用心，但是很容易使人感到他是别有用心。我说得很激动，因为，在民盟中央的讲台上竟然出现这样荒唐透顶的言论，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这不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而是牵涉到我们国家制度的根本问题，我们必须严肃地正视这个问题。
陶大镛还说：现在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还在进行，这个斗争对我们知识分子是最大的考验。为什么工人阶级的想法和知识分子的想法就不同呢？为什么有些人口头上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又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呢？这归根到底，还是站不站在人民的立场的问题。
最后，陶大镛又一次谈到盟中央必须表示态度的问题，他建议盟中央要对民盟今后工作重新安排。他说：今天看起来，盟中央仍须对盟员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今天早上，有些盟员来找我，他们说：盟中央如此，我们还有什么脸见人呢？所以，我和许多盟员一样，都热切盼望盟中央对一些原则性的问题赶快表示态度，划清是非。
罗子为认为章伯钧的某些言论符合反对党的领导的一些人的口味
罗子为发言中说，他欢迎叶笃义的检讨，但是他的思想在民盟中是有相当代表性的，例如学校中有些盟员就要求取消党的领导。罗子为要求民盟中央警惕这一点，要求重视这个问题。
他说，他对章伯钧的言论怀疑两点：（1）国务院的会议上不该拿出成品；（2）章伯钧身为国家领导人之一，好像国家大事还不能参与。
罗子为说，最近有人说机关党组提出问题的时候没同大家商量，因此企图否定党组的领导。他说，当然党组事先可以征求意见再把问题拿出来讨论，但事先没商量而拿出来同大家讨论研究，这怎么就能说不民主呢？难道党组连这个权利都没有了吗？他说，我们应该对各种各样的反党思想加以分析。
还有人借口个别党组领导人作风不好就想否定党组的领导。
从这许多方面来看，今天有一部分人通过各种隐晦的提法，企图否定党的领导，他说，我们要提高嗅觉。章伯钧不同意拿出成品来讨论，这是什么意思？这说明章伯钧在这些方面的言论是符合一些反对党的领导的人的味口的。
罗子为又说，许多国家大事的讨论章伯钧是参加了，甚至中共召开“八大”以前，都邀请党外人士征求意见，那里还有这样民主的政党？章伯钧的意思好像国家大事未能闻问不知是什么意思？
胡愈之从一封来信谈储安平罗隆基发言的危害性
胡愈之宣读了一封来信，信面是寄给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信里却注明是写给“储安平总编辑”、“罗隆基副主席”的，信上对罗隆基储安平表示十分感谢，称他们为“善良的人”，要求为他“伸诉冤枉”。而对共产党却进行了恶毒的污蔑。如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强盗行为”，说“共产党快到坟墓”等等。胡愈之认为：现在有些人利用整风，散布对党的不满，储安平、罗隆基二位的发言，其危害性从此可见。因此胡愈之同意史良副主席的意见，请发表错误言论的同志弄清是非，也同意复旦大学民盟支部要求民盟中央表明在大鸣大放的立场和态度。
陈新桂一面承认他最近发言是错了，但又继续为自己的错误辩解
陈新桂发言中一方面承认他最近的发言是错了，但并没有说明错在什么地方；另一方面还在继续为自己的错误作辩解。比如他强调说，他并没有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在历史上的作用；他也承认毛主席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可以克服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些弱点等等。
陈新桂在民盟中央小组座谈会第三次会议上除表示完全同意储安平所说的共产党的党天下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最后根源而外，还认为储安平大概是怕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不敢指出党天下的思想根源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而陈新桂在昨天发言中却完全不顾与上次发言的尖锐矛盾，在为自己作不能自圆其说的辩解：他说现在我认识到我跟储安平的说法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因为“党天下”与“无产阶级专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是在肯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之下，指出它有产生宗派主义之类的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