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官僚主义　加强党的领导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反对官僚主义　加强党的领导
　　西安市第四医院眼科主任西安军医大学教授 张锡华
西安解放一年之后，1950年4月，我抱着为祖国建设事业起一个小钉的作用的心情，从国外回到了祖国和我的家乡——西安。几年来，我亲眼看到在党的领导下，各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我深深体会到党的伟大、正确和英明。我在同将回国的留学生朋友们写的信中说：“我可以指天发誓，以我所知，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伟大而得到人民拥护的政党！除非亲自体会是不能想像解放后短短几年中祖国建设成就于万一的！只有跟着党走，才有胜利！”据我所知，这也是所有具备起码常识和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共有的认识。
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国家长期的方针。近来西安“鸣”、“放”之声初步展开，但是我觉得人们还是有些顾虑的。我认为要群众“鸣”得好，首先要领导上“放”得好，而不是给人们以半放半收的印象。只有把问题真诚地摊开来，才能得到正确的处理。任何怕放乱了的顾虑，都是不了解广大群众坚决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愿望，不相信群众的表现。
1950年，西安市第四人民医院眼科成立了，那时一间小房，一桌一椅，病人少，设备谈不上。我们以从头做起的精神，争取党的支持、同志们的合作和群众的舆论。在1954年眼科发展到病床四十三张，加床到四十七、八个病人，门诊最高接近每日三百人次，成为西北最大的一个眼科。但是，在我们积极进行这一工作的过程中，曾经触犯过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领导者，他们当时找不出反对正确要求的理由，结果就在运动中乘机颠倒是非来打击我们。
例如：学习苏联先进角膜移植成功以后，全国各地渴望重见天日的瞎子，都纷纷来信询问就诊事宜。有一次我到北京开会，回来后就堆积了三百多封信没来得及处理。在教学任务和诊疗任务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我很需要找个助手。我把意见提给领导方面，但始终未派人来。为了不使患者久等，我只好自己口述，由我爱人执笔写复信。谁知领导上质问：“她凭什么资格回信？”（因她不在我们医院工作。）于是我只好自己起信稿，交办公室去抄复病人。不料在几个月内，病人接连来信说：“前信没有得到答复”。后来我才发现他们的来信被压，并没有回答。我曾大胆地批评了这种不许别人作而自己又不作的官僚主义作风。
再如：几年来卫生部曾调了青海、甘肃等省眼科医师（很多是主治或主任医师）来我科进修。我们认为替国家培养干部是个光荣任务，因此叫他们深入病房和我们一起负责治疗工作。但是医院一直不给找地方住，以致病人晚上痛苦时找不到大夫，而大夫晚上关心病人进不了医院里来。后来我建议让他们晚上在门诊部搭一行军床，白天就收起来，但是医院领导上还是不答应。后来西北卫生部党的负责人来交涉，也没效果。整整一年学习的时间过去了，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这样的事情还有。为了更好的作好人民事业，我本着知无不言的精神，曾经向九三学社、统战部、党报和上级负责同志反映医院里需要消除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情绪，因此领导上受到了上级的批评并作过检讨。谁知他们记恨在心，待机发作。在1955年，他们杜撰了一种奇怪的逻辑：对个别党员的看法有不同意见的人，就是反领导、反党。因而得出结论：说过领导有官僚主义就是反领导和反党，说我们为实习大夫找住处是有意叫他们对领导不满，也就是带领他们反党。我们科内同志在几年中建立了一个比较有群众信仰的眼科，他们就说是独立王国、小集团。木工、理发师、牙科技师和电工等帮助我完成一些科学性研究，我请他们吃过一次牛肉泡馍。这事也被说成为搞小集团，一直追查一年多。1950年到1951年，在卫生局叶局长邀请下，我担任过医务院长，后来因为自己是党外人士，执行职务有职无权，困难重重，就坚决辞去，专心致力于业务。但他们说我居心破坏！
党一再号召专门人材要多培养干部，应当从事教学工作，这也是每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志愿。几年来，我一直兼作医科大学和市第四人民医院两处工作，自己身体不好，常感到身体精神都不能支持。市卫生局领导上邀请我到第四人民医院工作时，我曾说明愿意搞教学工作。当时医院领导上因工作需要不同意我走，因此上级领导和院长曾在聘书之外，附有一封作为聘书附件，说明“关于你的去留问题，以后不受任何限制”。但后来他们又说：“你是怎样混进医院的？”作为一个高级领导人员，这样出尔反尔的捏造是非，真是令人寒心。这和党的正确教育简直是完全背道而驰。特别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利用职权，强迫群众替他说话。当一位外科主任和近六十岁的群众不愿按照领导的指使来昧心说话时，一位党员院长竟然大叫：“我们掌握了粮食，即或你是什么留学专家，叫你饿死你就得饿死。”这种恶劣的思想作风能给党建立威信吗？当然不能。
幸而党和毛主席是正确的，最后组织上对我几年来的工作结论为：有主人翁观点和“独立思考”。群众还选我为市、省、全国卫生先进工作者（实在说，我自己觉得是不配的）。这是党和政府对我的培养和教育。但我认为那些人的违反党的思想作风是不能容忍的，应该予以揭露。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用和风细雨的办法来解决，我完全赞成。很多好的领导同志，他们有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他们的本质和愿望是好的。看到他们的辛苦，我们觉得就是“和风细雨”对他们也有些重了。但是对有些一贯利用职权，违法乱纪，以公报私，甚至侵犯人权，破坏宪法等行为的人，如果不加查明处理，或以和风细雨待之，就不能令人心悦诚服。目前，上级党、政虽也处理了个别的人，但主要只是调换一个更高的领导位置。这说明还有些认识不清，甚至还有些“碍面子”的宗派情绪。这种情绪，容易直接造成下面群众的不安心和不敢大胆鸣的顾虑。
为了说明领导正确和不正确之分，下边举个例子。
用人工晶状体治疗眼睛失明患者，是世界上近几年来新的科学发现。在西安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没有用国家的钱，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在1954年国庆前三天作成功了，治好了一位失明十多年的农民
（至今已将三年视力仍好）。以后我又给九只失明的眼睛作了手术，其中一例完全恢复正常，六例能看到报上的字。做手术的过程中，我曾向市第四人民医院及卫生局领导上汇报，还请他们来指导手术，也写过书面汇报。但他们却向上级党委说：“未得许可私自开展新手术”，使我得不到领导的支持。最后东北一位技术工人，不远千里来要求治疗，但因领导上不去看，不研究就决定不准作，并让这个工人出院。西安军医大学的同志们说：“张教授为什么不到军大作，我们也好有机会学习。”他们就呈请军大负责同志批准那个工人住了院，但临作手术的前一天，卫生局又追到军大不让作。当时我想卫生局既不让瞎子的眼睛复明，不作也罢，但须向军大领导上说明情况。出人意料，军大校长没等我说完，就要我陪他亲自去研究检查病人，证明这只失明的在东北医大无法治疗的眼睛，非人工晶状体手术外不能治好。军大的校长立即鼓励和支持我说：“我支持你作，市里不同意，我去答复他们。”就这样，经过手术，这位工人同志的远近视力完全恢复了正常（现在恢复工作已两年多了）。谁知这样更得罪了西安市卫生局领导，在这事后四个月，他们召开了一个对新科学研究的斗争会，会上局长总结说：“就是99％的成功率，我们也不答应你作！”这那里是一个领导科学工作的人应当说的话？试问最常见的盲肠炎手术谁能作到99％的成功？何况一种新的复明手术？这种态度实际上就是扼杀科学研究！不错，我们的效果还没有达到99％，但当时在苏联还在试作阶段（现已初步成功）。不仅如此，这些领导者还曾对其他一切科学研究进行打击（像角膜移植，活动义眼等），想从里面找“医疗事故”，以达少数人预定“惩办”的私谋。但是在党正确的领导之下，他们没有完成愿望，现在这些事却被当作先进事迹展览了。从对人工晶状体研究的反对与支持来看，领导是有正确与不正确两种，假如没有像军大校长——一个令人钦佩的领导者的支持，我相信那位东北技工的眼到现在还是失明的。
为什么一种新的研究会遭到阻碍，甚至追击？为什么自己亲眼看到手术和书面汇报，还说别人没有汇报过？这难道是一般的“思想”问题么？有人说过去的西安市第四医院领导上对干部吹毛求疵，我觉得说的更确切些是有意颠倒是非。他们的职权是非常特殊的。
现在西安市第四医院已经换了新的领导人。这说明市委对上述情况已有所了解。有人告诉我不要再多说话，但是我的话绝不是对某些个别人而说的，乃是借着事实说明党在今天展开整风是必要的，也是适时的。从团结的愿望谈出来，希望同志们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只有整掉恶风，才能叫大家更好地从事社会主义建设。我还要提出：现在反对三害（三个主义），首先要反对与党中央意图相背的宗派主义，因为它是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保护者和培养者。我们还要向任何取消党的领导的倾向作斗争，因为反对宗派、官僚、主观三个主义的目的，是为加强党的领导，领导我们六亿人民更好更快地走向幸福的社会主义。
（原载陕西日报，本报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