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革中央小组座谈会上 龙云、黄绍竑为自己的错误辩解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在民革中央小组座谈会上
龙云、黄绍竑为自己的错误辩解
本报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于15日继续举行。陈此生、于振瀛批判了否定肃反运动成绩的错误看法，朱蕴山、梅龚彬驳斥了反社会主义的谬论；龙云、黄绍竑对过去发表的错误言论作了辩解。黄绍竑认为他说过的“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已成为公式，这样就意味着夸大成绩，掩盖错误”这句话，只有语法上的毛病。龙云说他过去钦佩章伯钧等人的发言，是钦佩他们的精神，不包括内容。他认为他只犯了“盲目钦佩”的错误。今天的座谈会上没有对这些辩解进行批判。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民革中央副主席、中央常委、在北京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四十八人。
“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已成为公式，这会意味着强调成绩掩护错误。”
　　黄绍竑只承认他这种错误论点“有语病”
黄绍竑发言说，5月16日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说的“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已成为公式，这意味着强调成绩掩盖错误”的说法，并没有甚么错误。他只是认为，“把文字仔细检查一下，是有语病的，可能会引起误会或被反动分子所利用。”
黄绍竑对上次会上李世璋对他的批评感到颇为惊讶，同时又表示非常欢迎，认为是“有益的”。
李世璋在上次会上曾经批评他上述说法是颠倒是非。黄绍竑不同意李世璋的批评。他说他的那种说法是“想提高机关干部对偏差错误的警惕”。
李世璋在上次会上还批评黄绍竑的另一种看法，即黄绍竑认为“百分之二、三的错误案件，在全国范围内不知要造成多少人家家破人亡”，李世璋认为黄绍竑把司法方面的缺点所造成的后果说得黑暗阴森，十分可怕。黄绍竑辩解说，他没有说得那样可怕。
黄绍竑还说，李世璋“说我‘不满意国家经济建设有百分之二三（也是假定的）的错误，这是一种唯心论的观点’。”黄绍竑说，当然，作为一个人民或国家工作人员，希望政府的成绩做到百分之百或者更多一些，不然，我们为什么高呼五年计划要超额完成呢？难道我们很唯物地认定成绩只有九十七、八而不向前追求了吗？
　　邵力子说，鸣鼓而攻，不等于判罪处刑言者无罪，更不等于言者无过
邵力子说，他完全同意上次会上程潜的发言，接着他说，他觉得有些共产党员最大的缺点就是联系群众不够。有些党员不自觉地脱离了群众，就不免把三害或多或少地反映到工作上。这次边整边改的方针，确是对症下药。
邵力子说，目前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谬论在群众的正义呼声之下，驳斥得体无完肤，原形毕露，有些人已经低下头来。还有些没有低下头来的人，要好好地想一想，究竟要走到甚么地方去呢？他说，抱着“轮流执政”幻想的人，不是愚蠢，也是幼稚。
邵力子说，有人说：不是言者无罪吗？怎么围剿起来？他说，鸣鼓而攻，不等于判罪处刑，围剿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言者无罪，更不等于言者无过，说错了的话应该纠正，犯重大错误的话更必须予以严正的驳斥。
龙云说，他过去钦佩章伯钧等人发言的精神，只犯了“盲目钦佩”的错误
龙云说，他在民革中央小组第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因为简单，引起党外人士的批评。当时他曾说，整风不同以往，与三反五反不同，用不着顾虑，可以放胆揭发错误。他说他说那话，是因为见一般参加会议的人说话还有顾虑。他说，那次会上他说过过去“三反”“五反”是共产党整人，现在整风是整掉共产党的缺点。他说，后来朋友们提意见说，“整”字有毛病，因为共产党整人是整坏人。他说他听了这批评，是感谢的。
龙云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曾经说过，他对章伯钧等人的发言表示钦佩。现在，龙云辩解说，他钦佩的是章伯钧等人在整风中起带头作用的精神，并不包括他们发言的内容。龙云说：他原来以为章伯钧的发言是有根据的，他最近仔细读了一遍宪法，才发现章伯钧的发言找不出一点根据，知道他犯了大错误，章伯钧的主张是超宪法、超政府的。
　　陈此生说：肃反对国家贡献之大莫可估计不能因为有些错误就痛恨肃反运动
陈此生的发言，着重地分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和肃清反革命运动遗留下来的问题，批判了对这个问题的错误看法。
陈此生强调说：我们不能笼统地说“有偏差”，应该是站在革命的立场去看这个问题。
进行镇反运动时的环境是：解放不久，有些地区还留存着反动武装残余和土匪，社会秩序还不很安定，人民群众的政治警惕性还很低，我们的军队和政府还没有摸清谁好谁坏，而反革命的活动又屡屡发现，在这样紧张浮动的局面中（那时我在地方工作，情况的确很紧张），为了保护革命的果实和人民的安全，把下面所说的这些人予以拘捕、管制和追查，是完全必要的，这就是：一贯顽固地反革命的；过去做特务工作的；直到解放前夕还在反动党团、军队、政府负重要责任的（又没有表明投靠人民的态度）；造谣诋毁革命的。试心平气和地想想，处在那个时候那个环境，站在革命的立场，把这等人镇一镇，压一压，又算得甚么过错呢？有些案件，在今天看来也许是不应这样处分，但在那时刻不能不这样处分。
关于肃反运动，的确，有些地方有些干部没有贯彻注重证据、注重调查研究的方针，而采取粗暴的手段，是斗错了或处分错了一些可疑分子的。是我们错误就承认，有错误就必须纠正。
但我们又必须站在革命的立场去看待这个问题。潜伏的反革命分子对我们的危害很大，稍一疏忽便会招致巨大的损失。为了保卫人民的建设成果，为了保证人民的幸福生活，就必须彻底地肃清反革命分子，为了要求肃得彻底，就必须严格审查一切可疑的分子。正因为这样干，就搞出了许多反革命分子，这对国家人民贡献之大是莫可估计的。肃反运动中的缺点和错误，是美中不足，是巨大成果中之一点损失。如果因为有一些缺点和错误而痛恨肃反运动是不对的。
有人把镇反、肃反运动中的错误说得太严重了，大有错误之多多如牛毛的样子，其实并不如此。（一）被斗过或被处分过的人老不甘心，到处写信呼冤，呼冤之信甚多，你也收到，他也收到，我也收到，实际上同是一个人的呼冤；（二）原来的处分并无错误，后来因为执行宽大政策，就减轻改判或提前释放，这种人以为就是前判错误，也到处呼冤叫屈；（三）有些人在当时当地是应该予以惩戒的，后来事过境迁就把他释放了，这些人也是到处呼叫的。
这些情况凑合起来，就构成了一种错误甚多的假象，根据这种假象去批评镇反和肃反运动，当然不会正确的。
于振瀛说：没有理由说肃反运动缺点是主要的，没有理由说肃反的案子都有偏差
于振瀛从他两次视察中所看到的截然不同的情况，说明肃反运动的伟大成绩，并对否定肃反成绩的错误言论作了批判。他说：1955年第一次视察，所有各地视察的代表，都看到在农村中的反革命分子，杀人，放火，放毒，抢夺，……等等破坏行动，使农民不能安心生产，人人自危；在工厂中反革命分子破坏机器，制造事故；在城市造谣，发传单贴标语，破坏了社会秩序。农民和工人向我们代表们提了抗议，问政府管不管，所以人大才作出了肃反的决定。
去年年底我到云、贵、川视察，今年到了河南、陕西，所看到的农村，农民的生产劲头很大，社会很安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新风气出现了。同时地主富农分子，有的改造的很好成了社员，大家都是一德一心的安心搞生产；工厂里也很少听到破坏事件，工人很安心的积极生产了，这些不能不说是肃反的成绩。这种成绩说它是主要的，我看非常公道。如果肃反不采取群众运动，胜利的取得是不可想像的。如果不肃反，我想农民真会拿扁担、工人要拿起铁条起来直接行动的。
肃反是一个群众性的运动，不是绣花，偏差是在所难免的，它的问题在于有偏纠不纠？有的偏差已经纠了，有的正在纠，有没有纠的，就要大家反映出来。没有理由说缺点是主要的，没有理由认为肃反的案子都有偏差。
　　陈其瑗同意李世璋对黄绍竑的批评，指出黄绍竑没有作深刻检讨
陈其瑗在发言中首先表示他同意李世璋对黄绍竑的批评。他认为黄绍竑今天发言时对李世璋批评他的几点没有作深刻的检讨。陈其瑗说，他不同意黄绍竑关于法制问题的看法。他指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上，黄绍竑有好多次发言，主张把三反、五反和肃反从头来搞过，说每次运动都有很大的错误（不是指某一案件的错误）。但是，黄绍竑手中有几件错案呢？黄绍竑只拿了几件错案就说根本搞错了，就提出“平反冤狱”的口号。他说，从黄绍竑的多次发言来看，好像我们无法无天，而黄绍竑却以保障人权自居。
陈其瑗认为，我国不是没有法，而是已经有了很多法。当然，现在还缺一些法，如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他说，三反、五反、肃反，如果用国民党的“六法全书”来判罪，不知要杀多少人，但三反、五反和肃反中，幸亏我们没有拿“六法全书”来判罪。我们是对可杀可不杀的人不杀，从宽判罪。这决不能说我们没有法。
陈其瑗还谈到，在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发言的第二天，民革中央小组开会，他因事没有参加。主持会议的李济深主席宣读了写在一张纸条上的意见，大意是说，陈其瑗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很肉麻。陈其瑗很激愤地说：“试问：我在统战部说的话有什么肉麻？我说，我在内务部和共产党员合作共事，关系很好，彼此之间没有墙、沟，这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难道我非要说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才不肉麻吗？”他说，“为什么李主席要宣布我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是肉麻？”他说，写这个纸条的人是刘斐。在陈其瑗发言之后，刘斐对这件事作了解释。
　　梅龚彬质问：章、罗、储是不是一串？
　　他认为民革中央对光明日报问题应有严正的措施
梅龚彬发言说，从章伯钧最近发表的文章和言论来看，他对他的错误仍然采取躲躲闪闪的态度。章伯钧为什么没有严肃地对待他的错误呢？这同他一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摇摆是分不开的。接着梅龚彬举出最近史良、吴承禧、杨清源等人揭露的事实，说明章伯钧是储安平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他的思想本质是资本主义的，是反社会主义的；他的政治态度是机会主义的。章伯钧的思想既如此反动，因此就不能不耍卑鄙的“两面派”手法。应该警告章伯钧，企图用空洞检讨来蒙混搪塞是枉费心机的。
梅龚彬认为罗隆基的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本质是与章伯钧一致的。罗隆基主张由人大、政协另外成立“平反”机构和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性质上是一样的，是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的。他问，章、罗、储是不是一串？他们是不是想捞一把？
光明日报是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报，报社的最高管理机构有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共同组织的社务委员会，社长在社务委员会集体领导下主持社务。可是受社务委员会付托担任光明日报社社长的章伯钧却没有尊重社务委员会的集体领导的地位与权力，独断专行，和储安平互相借托，把光明日报引导到可怕的危险道路上去，偷偷地改变了报纸明确的政治方向，一时竟成为罪恶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对于光明日报最近时期的错误，民革中央决不能分担责任。
同时梅龚彬认为民革中央对于光明日报问题应有严正的措置，向章伯钧、储安平追究责任。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朱蕴山、刘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