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高等教育的几点意见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我对高等教育的几点意见
　　北京大学教授　邢其毅
自从整风运动开展以来，北京大学教职员工们采用了各种不同的方式，向党提出了许多意见，虽然不一定都正确，但总的精神却是治病救人，并没有夹杂了很多个人的恩怨。在整个提意见的过程高潮中，除极个别的外，没有发生什么很大的偏差，这一点最足以说明共产党的威信和力量，在知识分子的广大群众中，是有基础的。有些人曾经有过种种的顾虑，现在事实说明，这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在这些意见中，有正面的，有反面的，因此也就有的是对的（占绝大多数），有的就是错的，因此今后要更深入的争辩，才能判明是非，究竟那些是错的，那些是对的。我现在要提出几个问题加以讨论，并表示我的意见。
关于“教授治校”
我首先觉得“教授治校”这个名词就不妥当。在国民党时代，怕一些官僚和党棍子们混入学校，把学校搞糟，才采取了这种制度。但其结果，许多教授会还是操纵在少数人手中，间接地为统治者服务。在多次的会议中，很多教师都对“教授治校”这样一个制度怀有戒心。有的同志声色俱厉地反对，他们说“假若恢复了‘教授治校’的制度，这些年的革命算白革了”；也有的说“假若是‘教授治校’的话，许多教师们又将要打着灯笼去找饭碗了”。很可能“教授治校”在旧的时代，也起了一些好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许多人也吃过亏。因此对此制度，深恶痛绝，一看见这四个字，即认为旧的封建把头又将复辟了。我个人认为几年以来，高等学校中，工作上虽有很多的毛病，但总起来说，我们现在的制度是一种和以前基本不同的民主制度，它是进步的，断不能遭遇到困难，即下乔入幽，把历史的车轮退后十年，走到旧的途径上去。
绝大多数的教师们在解放以前，除少数的学官及统治者外，都是生活穷困，受着压迫的人。他们象征着一群穿蓝布大褂，提着破书包，挤电车的朋友。他们除受生活压迫之外，由于他们有了知识，还认识到他们所以贫困的原因。因此他们自发地靠近了共产党。解放前后，知识分子曾以热烈无比的心情，欢迎着共产党，以庆祝他们自身解放的到来。近几年来，个别的党员对知识分子的改造采用了粗暴的手段。例如有个别的人采取谩骂的方式对待知识分子，很多人觉得难以容忍，好像是知识分子和共产党渐渐的疏远了，二者之间有了一层阴云，但这是不是就是说知识分子变了心，把他们的希望不再寄托于党的身上呢？我想完全不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很清楚，共产党领导了全国的人民打倒了强大的敌人，使国家重新站了起来，几年来国家建设的成就，国家地位的提高，使得知识分子从理智上自然而然地认识到：共产党不领导中国，谁领导中国？党要是垮了，真是不堪设想。
知识分子既然把复兴国家艰巨的任务都交给党了，难道他们还不信任党会把这几个大学搞好吗？而一定要把这个任务交到几个教授的手中吗？至少我没有这种想法，我也敢说，除了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外，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也没有这种想法。上月我在人民日报曾谈过党能不能领导科学的问题，我想我的意见也能适用于党能不能领导大学的问题。肯定地说，不但可以领导，还要加强领导。以往就是因为领导不具体，界限不分明，而造成今日许多的不良好的后果。
所谓党在学校中的领导，是从思想上保证党的政策的完成，至于具体政策如何实施则应由校务委员会讨论，然后再由校长通知执行。我个人觉得三方面配合好了，是一种很民主的制度。譬如以学习苏联来说，这个大原则是党的政策，学校党委就要在思想上对同学、职工灌输一些有关苏联教育和科学的成就，使他们对于苏联有一深刻的认识。至于在学校中，是否推行苏联的五分制或口试制，党委就不要直接做决定，而需由多数的校务委员决定，倘若通过，再由校长实施。在以往几年中，党委作了许多超越职权的事，作了许多他们所不懂得的事（例如不可能要求党委来决定口试是否应当实行，只有由有经验的教师结合具体情况决定），因此就造成了混乱。有些人难免对这种情形有点不满意，发两句牢骚，说“他又不懂，又要管”，这本是很自然的事，但有那么一小部分自命为“爱党”的人，从中挑拨，就说成了党不能领导科学，不能领导学校等等，其实大多数发牢骚的人，何尝有过这种想法。学校党委还犯了一个大毛病，就是群众路线走得不够，本来党应向行政反映群众的意见，然后再经过综合研究，布置施政的方针，假若意见是由群众中来的，再回到群众中去，就应当如顺水行舟，毫无困难。所怕的是政策和群众要求不对口径，硬用力量往下压，结果就是行不通，碰钉子。拿这两年来高等学校施行工作量的制度所得到的教训，就是一个明证，假若事前稍微向群众摸摸底，也不致造成这样的错误。
关于政治课
这次运动中间，同学中有一个普遍的意见，就是对政治课不满，很大一部分人提出了免考的要求。我觉得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考虑。解放以后，无论学生教师，都体会到这一次是一个翻天复地的改变，因而对新社会的革命历史，政治经济等等问题，自发地要求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知识分子对政治学习以及思想改造等都是在自愿的原则上进行的。许多人把三反时知识分子的检讨，看成是硬压出来的或是伪装出来的，我觉得这种看法是不很正确的。诚然知识分子中也有一小部分和党有一些距离，但绝大多数的，都认为党员们具有一种高贵的品质，并且以这种标准，衡量自己，相形之下，自然会感觉到以往所过的一段生活，空虚无物，对于人民没有尽了多少力量，在这自惭形秽和自求上进的两种心情下，才勇于揭露自己，批判自己，以表示从那时起，要跟着党走，真作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人民。
目前政治课发生了问题，是不是就意味着知识分子对于政治冷淡了下来呢？我想完全不是的。我个人感觉到这几年来，教员和学生的政治空气的确很不浓厚，这是一个事实，但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求进步的心情，并未稍减，而感觉到几年以来，在学习上花费了很多时间，作了相当的努力。我亲眼看见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们参加了政治课的考试及讨论，同学们常为一次小组讨论，花费了几小时的时间。他们自己计算一下，劳力付出很多，但是没有什么代价。因此他们心里不禁要问，我们的学习的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呢？目前的学习方式是不是一种正确的方式呢？我们的政治教员，虽主观地作了很大的努力，但限于自己的经历和修养不足，不敢轻易地发表自己的意见，结果在上课时，只能谈一些条文体会，会很自然地使人们感到为什么要上课，这和看书有什么不同。除此以外，再加上各种的清规戒律，如结合实际，教学计划，遵守进度等等，本来是很好的东西，结果反而受了束缚，变成了十足的教条形式。因此有一个时期，同学们对马列主义教研室提的意见最多。听说有个别的政治课教师提过意见，认为政治课是活生生的东西，必须结合目前的现状编写教材，我看这意见很对。
通过这次运动，等于向全国的高等学校政治课提出一个强有力的警告，政治课是新社会的教育不可缺少的一环，它的作用应当高于其它的课程之上，但以目前的效果而论，虽不等于完全失败，至少是效力很不高。政府假若再不注意此事，不调出一批水平很高的人来通盘研究今后政治课的办法，而只把这桩事情委托给学校中的几个政治教员，这就会使新社会的教育失去灵魂，因此我觉得这是目前高等教育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些年来的革命历史和政治经济的变化，应当是一系列最生动的材料，里头有说不尽的内容，是最有意思的一门课程，而其结果恰恰相反，使人感到空背教条，空无一物。这和我们的教材和教学方式很有关系。例如在政治经济学上，我们只听到一些“剩余价值”等等名词，但就没有一篇关于我国农民经济在解放前后的一篇生动的报告。教员只在那兢兢业业地想今天讲那一章、明天讲那一章，完成他的教学计划。恐怕也就没有想到，是否应当组织一批人和农民谈谈或组织一个调查队，或者开一个辩论会讨论一个问题。政治学习的提高不在于空谈大道理，而在于对于围绕我们的小小事物有一比较正确的认识和分析。为什么政治课一定要上大课，刻板地讲四门课，才算是完成了政治学习？亲身体会体会农民生活的提高，看一看我们工业的增产，这不是更好的政治教育吗？
学制的改革
许多人批评了高教部的学制改革。我认为改革的企图总是好的，但任何一种改革，不可能马上会见功效，必须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得到结论。几年以来，高教部很多的错误不在于颁布改革的命令，而在于朝三暮四，一个命令接着一个命令，而彼此往往是互相冲突的。例如大学由四年制突然改为三年制，然后不久又改为五年制。几次改革，使教师们莫知所云。任何一种改革，首先必须要有自己的看法，然后还要坚持下去，以求得最后的是非。经过这次教师们提过意见以后，高教部似乎是要一改以前的作风，想把从前的事情，一齐否定，我觉得这未免操之过急。例如以往行政权太集中，现在主张下放了，但下放是不是就一蹴而就呢？集中是否完全一无可取之处呢？我觉得这些高教部考虑得很不够，还是忽而天，忽而地的办法。
在学制改革之中，高教部的领导人只沉醉在一些数字之中，自鸣得意，一遇见困难，又马上收兵。例如几年来，只听见高教部谈新学校增加了多少所，专业有多少个，教学大纲有多少种，研究题目有多少等等。这只说明领导上好大喜功，讲排场，不求实际的一种具体表现。我觉得自解放以后，进城以来，有些党员沾染上了一种很不好的习气，就是摆排场，讲面子。往往一个工作人员还没找到，就修起来一座大楼，这和实事求是、勤勤恳恳办事业毫无共同之处，而是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在那儿作祟。
不但高教部门如此，各个机构，都或多或少地犯了这个毛病。举一桩小事来说吧，我每当晚间走过北京饭店时，心中不禁一喜一惧。喜的是北京饭店在解放前是一个荒淫无耻的地方，今天还归人民手中，作为招待宾客宴会之所。惧的是当华灯初上，小汽车如流水，据说宴会动辄就是数十桌或数百桌，这是否是过于铺张了。我常在想，这样大规模的宴会，是否完全必要。我固然不懂招待的礼节，也许酒会香槟等等是必要的。但我们的朋友，假若是真同情我们的话，即使酒差一点，人少一点，他们也不致见怪，或者更会感动他们。交际礼节，想来也不是一丝不变的，也可以动动脑筋。听说有少数的工厂，由于计划过于庞大，以致长期不能开工，是否也是犯了摆排场的毛病。我想在此顺便提一句，用修建大型水库根治黄河，虽然是一个伟大的计划，但是否是当前唯一的办法（例如上游水土保持等）似乎值得仔细地考虑一番。听说有许多水利专家，并不同意这种办法。
我双手赞成目前提出的节约运动。在今后的一段时间中，必须靠我们节省，积累一部分资金，来完成我们的工业建设。因此，物质不会过于丰盛，粥少僧多，恐怕是一个长期的现象。知识分子们不仅要献出他们的知识来完成伟大的建设事业，还要节衣缩食主动地和广大的工农分子携手共同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