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初民在民盟中央常委扩大会上发言　请看章伯钧的本来面目　兼斥罗隆基陈仁炳的谬论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邓初民在民盟中央常委扩大会上发言
　　请看章伯钧的本来面目
　　兼斥罗隆基陈仁炳的谬论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我们盟内有不少人，特别是负领导责任的人，发表了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乘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别有用心地来阴谋夺取党的领导权。我感到今天知识分子的问题比工商业家还要复杂得多，甚至于危险得多，不能不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几年来，我们盟帮助党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究竟收到多少效果？照这样的情况看来，我们盟对党不是起了助手的作用，而是从助手的作用起了对手的作用，甚至从对手的作用发展到敌手的作用，这真正是令人伤心的事。盟的领导人（指的是章伯钧、罗隆基等人）要负主要的责任。
截至目前为止，盟内有些人所发表的谬论，其严重程度是不同的，我在这里不能一一加以批驳。现在仅就章伯钧、罗隆基（包括储安平）陈仁炳等人的谬论，根据我的认识说一说：首先，我来谈一谈章伯钧的谬论的本质。一句话，他的反共是由来已久的。1928年我在上海，也曾参加过第三党，这就是现在的农工民主党。但是不到一个月，我就退出来了，而且跟章伯钧也断绝了朋友关系，理由就因为他反共。后来，跟着时局的发展，章伯钧变成了中间路线派，于是他就时而偏左，时而偏右，赶政治市场，搞政治讹诈。我从抗战时期，在北碚同他再见面以后，他想拿我作他的政治资本，又来跟我作朋友，我没有拒绝他。那时民主党派很多，我为着要推动民主运动，差不多什么民主党派我都参加了，周总理跟我说笑话，说我是六国封相，但我就是没有参加农工民主党。在抗战时期一直到全中国大陆解放的前夕，我跟他在朋友的关系上是这样的：他在政治上好，我就跟他好，他在政治上坏，我就跟他坏。在香港的时候，他曾经把我看做是他最讨厌的一个人，因为我说话常常击中他反共的要害（这并不是储安平先生“党天下”之说击中了共产党的要害），但是我还不知道他说过这样两句话，最近在报纸上才看到四川一位盟的同志赵一明揭露出来，章伯钧说，中国的民主党派只有两个是靠自己起家的，民主同盟是靠中间路线起家的，农工民主党是靠反共起家的。这充分证明我说他的本质是反共，一点不错。他已不打成招了（注意，这两句话是他在解放后说的）。1949年，全中国大陆解放我就病倒了，我看到章伯钧的政治地位一天一天在提高，我很高兴，我以为他一定在彻底改正他的错误了，不料他又想乘党的整风的机会来反共，来煽动人心一致起来反共，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带领少数知识分子及其他不坚定的中间分子跟着他走，从最近各界人士，特别是他直接所领导的农工民主党的同志们所揭发出来的事实，他的这种反共的主张，他企图走中间路线的路来达到他反共目的的主张，并丝毫没有改变，这是不足为怪的。
有人说：章伯钧现在不是承认错误了吗？但已经有人指出来了，他仍然是用两面手法。对储安平的反共谬论未有认真处理，也不想认真负责，而且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他的荒谬绝伦的所谓代论，我想，代论是代社论的意思，他的代论，好像是代光明日报说话。光明日报是各民主党派的报纸，代光明日报说话等于代各民主党派说话，好像他的错误是要由各民主党派来代他负责的，试问他荒唐到了什么程度。他把光明日报在一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时期引导到了资产阶级的方向，对储安平的反党谬论加以支持，而且认为“党天下”之说是击中了党的要害。这统统应由他负完全责任。有人说，他现在已经在开始负责任了，因为他已承认错误了，我在这里说一个不大适当的比喻：有人犯了杀人罪，被人揭发了，他说：我错了，我再不杀人了。可不可以？我想是不可以的。最后我要声明一点，过去我同伯钧总算是朋友，我再三反省，我对他是尽了我朋友的责任的。所有他过去所犯的错误和不正确的言论，以及我对他的希望，可以说，也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地步。他不唯没有接受我的意见，反而还有我所一概不知道的最错误最反动的言论，这恐怕他也懂得最反动的言论是不能同我讲的，我今天像这样沉痛的批评他，我也希望他自己反省反省，我在政治上是否帮助过他，而且像我这样帮助他的人还有没有第二个。关于章伯钧，我所要说的话，暂时到此为止。
其次，我来谈一谈罗隆基“平反委员会”的实质精神是什么。很明显，他的平反委员会是不要共产党参加的，似乎有共产党参加，平反工作就做不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没有平反委员会，共产党已经作了很多平反工作，许多党委和许多学校党的负责人对斗错了的知识分子赔情道歉，这恐怕是任何阶级专政都不可能想像的事。蒋介石集团暗杀了我盟同志李公朴、闻一多及其他许多同志，明杀了杨伯凯、杜斌承、曾伟及其他许多同志，至于所有进步人士和青年被蒋介石集团冤杀了的更不止千千万万，谁来为他们平反过？至于无产阶级专政，是专门对反革命的，只要不是反革命，错了就认错，这就充分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同时是最彻底最高度的民主。即使在肃反运动中，党也是宽大与惩戒相结合的，走群众路线，宣布一个人不杀，甚至就是敌人，只要他放下武器，就会得到宽大处理。为什么还要搞一个不要共产党参加的“平反委员会”呢？这是不是根本上不信任共产党呢？而且在逻辑上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平反委员会有共产党参加就会搞不好，推论下去，就是任何国家机关，任何委员会有共产党参加都会搞不好，最后，就只有从根本上推翻共产党在一切方面的领导，才能搞得好。在今天敌我矛盾还存在的时候，肃反工作是纯洁党的内部、人民内部的最首要的工作。有些人专门强调肃反的副作用（罗隆基也在内），其后果一定要走到破坏肃反政策，取消肃反工作（“不要肃反了”，在政协已有人发出这种谬论），不肃反，那最好是让反革命分子公开活动。反革命分子遍天下，人民就只有死路一条。强调肃反的副作用，组织不要共产党参加的“平反委员会”，那就一定要助长反革命分子的气焰，使得执行肃反工作的人缩手缩脚，连在马路上大摇大摆的反革命分子都不敢去捉了，因为怕肃错，其结果必然是取消肃反工作。企图以不要共产党参加的“平反委员会”来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企图强调肃反的副作用来破坏肃反政策，取消肃反工作，试问居心何在？罗隆基就要从国外回来，必须作彻底的交代。
再其次，我来谈一谈陈仁炳的“算账”问题。已经有人指出了，他是要算新账，算解放以后共产党的账，要提出几个共产党员来处理处理。新账倒是可以算的，也不怕算，我看就是旧账算不得，而且也算不清。我们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应该把心肝捧出来说几句良心话。除了少数人以外，我们在旧社会里，究竟做了一些什么好事，干了一些什么勾当。解放以后，共产党把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及一切工作人员全部包下来，教书的仍旧请他教书，做官的仍旧请他做官，这种宽大政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对不起我们的地方。今天反转来还要向共产党算账，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用意，也希望陈仁炳交代清楚。
很惭愧，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我们盟内发昏第十二章的各级领导人物是不少的。在北京、上海的不必说了，据说在湖北武汉也有，在山西太原的有王文光，山西盟内外展开了对他的批评（此外还有也不可知），这里不能一一详说。但我们中常委必需对这些错误反动言论表示态度，同他们划清思想上、政治上的界限。个人的错误反动言论都应该由个人负责，我们全体盟员誓死反对的。我盟沈钧儒主席已经向全盟表示态度，有所指示了。我建议我们中常委要郑重作出决议，通知各省、市地方组织，进一步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站稳社会主义的立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必须明确认识对右派野心分子反社会主义行动的反击，不是对人民群众批评的压制，不是对鸣、放的阻碍，更不是收，我们还必须明确认识，这是一场社会主义路线和反社会主义路线激烈的斗争。要求我们盟员同志，认真学习最近人民日报的社论，遵循沈主席一边倒向社会主义的指示，坚持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仍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好好地帮助党内整风，严厉地批评和痛斥盟内外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此外我同意千家驹的建议，开始盟内整风，和暂时停止发展盟员。同时我还建议，章伯钧和储安平必须迅速地、严肃认真处理光明日报的错误问题。我盟中央对这一问题也要表示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