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在上海 谈周总理对交大迁校问题的意见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在上海
谈周总理对交大迁校问题的意见
新华社上海18日电　新华社记者17日就交通大学迁校问题访问了正在上海的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他告诉记者：6月初国务院曾召开交通大学和各有关部门、上海、西安两地有关高等学校的负责人，讨论了交通大学迁校问题。会上，周恩来总理对交通大学迁校问题作了全面和详尽的分析，并对解决交通大学迁校问题提出了处理方案。目前上海和西安的交通大学师生，正在对总理提出的方案，进行广泛讨论。
交大迁校问题应该周密考虑
杨秀峰扼要地向记者转述了周总理提出的关于解决交通大学迁校问题的方案的主要内容。他说，总理首先指出了交通大学迁校问题的复杂性，认为这个问题，已牵涉到四面八方，好些部门和好些学校。因之考虑交通大学的迁校问题，应该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四面八方都考虑到。
院系调整是必要的
总理从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问题谈起，他说，院系调整这一方针是由于旧中国高等教育不能适应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要求而来的。中国落后，办高等教育的历史不过几十年，经过学校教育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数目是很小的。根据共同纲领和宪法对教育工作的要求，旧中国高等教育的底子是不相适应的。有许多学科的缺门必须补充，许多专业必须发展。再者，过去高等学校的设置安排也不尽适应新的经济部署的要求。旧中国工业的布局和教育的部署是不平衡不合理的。假如看不到这些基本情况，就无法理解解放后各项改革的必要性，也难于理解在高等教育方面进行院系调整的必要性。院系调整是教育上的一种改革，我们应将这种改革对新中国的需要肯定下来，否则从不同的眼光看，就容易过分强调缺点的一面，甚至否定一切，引起思想混乱。
总理说：过去确定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方针和方案是有根据的。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在国际上美国帝国主义不甘心我们的胜利，国内尚未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因之在1956年以前，我们的工作不能不照顾到两方面的情况，即国际形势及对国内存在的旧的弱点的注意。工业内迁和交通大学内迁就是根据西北工业基地建设的要求和国防形势的要求下提出来的。西北过去是落后的，但将来必须成为我国巩固的后方，那里有丰富的资源，有条件成为我国的乌拉尔。但是，西北区以及另一工业基地西南区的建成，如果不靠沿海先进地区的支援是不可能设想的。为克服文化教育的畸形发展，从沿海方面作适当的调整和内迁，也是必要的。上海高级知识分子较多，技术条件较好，从上海调动多，是很自然的事。
根据以上要求，才有交通大学迁西北，电讯系调整到西南，航空学院也移向内地发展。
总理指出应肯定院系调整的积极作用，这是主要的一面。但也不是说院系调整一切都弄对了，也有缺点，有安排不当的。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也有两种情况，有些是可免的，有些是难免的。没看到没料到的问题对任何人来说总是有的。事先考虑周到些，缺点就少些，但不可能什么事情都能预见得正确。
总理说1956年是转变的关头，当时国际紧张局势趋向缓和，国内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由于情况改变，为了更有利于建设，需要重新部署，因而去年5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十大关系问题。但工作转变并不是容易的事，尤其国家大，转弯也慢。交通大学内迁也正处在这转变的关头，所以产生了这个问题，很难说那个人“一意孤行”。
　　上海支援外地义不容辞
总理在将上述各方面情况作过分析之后，就谈到交通大学迁校本身问题。总理认为：1955年决定交通大学内迁是对的，为了支援西北建设和考虑沿海形势，是必要的。当时也不是没有想到交通大学内迁的困难。为什么不以扩充西北原有高等学校来解决西北文化教育建设的需要呢？因为当时设想的工业建设速度快，要得急，交通大学搬去，可以收效快些。交通大学搬去虽有困难，但既是国家需要，就要设法克服困难。因之这个决定是对的。总理认为：1956年情况是交通大学可搬可不搬，也可以由交通大学去支援一部分力量来解决问题。“十大关系问题”提出后，按照新的形势，作重新安排，交通大学可以不搬。但另一方面，从西北建设需要来说，从西安校舍已建，学生已招了两千多，要在上海发展有困难，造船学院又要建校来说，又可搬，所以仍决定搬，搬了一半。当时虽经过商量，但商量得不够广泛。到了今年，产生了困难，形成了如有些人所形容的“骑虎难下”的局势。这个困难是由国内外和校内外等等原因造成的，对各方面的影响也很大。从所发生的问题看来，已经影响到有些学校对过去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怀疑，我们必须肯定院系调整这一方针。并要确立一切为了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原则。如果因为交通大学不搬西安了，而所有调整的学校都要回老家，就不可能很快建设起西北、西南新的社会主义工业基地。院系调整的缺点要克服，但不能否定这一正确的方针。今后还会有必要的调整，但已取得了经验，会更加慎重。
总理提出了解决交通大学迁校问题的方针和方案。认为着眼点必须要根据从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一切为了更好地动员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出发。考虑交通大学问题不能离开这一原则。
总理提出从大的方面讲，不外：一是全搬西安，一是搬回上海。
交大全搬西安虽有困难，但好处多
坚持搬西安，少数不能去的教师不勉强，只要有大多数教师去，作到交通大学的老底子仍保存，那对西北建设很有利。其缺点是当前在进行教学和科学研究条件上同校外结合条件较上海差，但从远处看，过几年还是可以的。大西北包括山西、河南七个省区，西安是中心。西北地区是需要交通大学的。西北党的领导是欢迎交通大学的。西北建设正在发展，建设速度虽比过去计划稍为放慢，但仍是积极的，工业发展的前途是广阔的。但西北不是一切都好，困难还很多。作为工业基地，劳动力少，森林少，水利少，沙漠多等等，都是很不利的条件。东南文化高一些，但有弱点，要看到，要警惕。能到西北去锻炼是很有好处的，尤其是青年，条件太舒服了，是不能锻炼人的。交通大学已去西安的师生员工经历一年风霜是好的。今年交通大学毕业八百多学生，其中也将有一批要响应国家号召到西北到艰苦的地方去参加建设。现在上海余下来一千多学生和几百位教职工，如果能够接受去西安，我并不放弃全搬的可能。年老体弱不能去的可以不去，有时去讲讲学。
当前迁西安有很多困难，可以逐步改善。但我也不愿太勉强。如果经过动员劝说，仍有不少教师不愿去，那就考虑搬回上海。交大搬回上海有好处，也有不少困难，但支援西北的方针不变
总理说为什么可以考虑搬回上海呢？因为搬不动，就不可太勉强。同时，形势也许可，沿海和内地兼顾，上海也还有需要，交通大学在上海有六十多年历史，同上海各方面关系密切，在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方面有许多有利条件。所以搬回上海的方针，也有其好处，也是为了需要。交通大学即使回上海，也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支援西北建设。否则无以对西北人民。
总理说搬回上海可考虑三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多留些专业在西北。我设想所留专业：一种是新的专业，包括尚未招生及已招生的无线电、高压工程、热能动力装置等几个专业；另一种请交通大学考虑是否还有其他的专业或系也去西安，使西北得到较多的帮助，请大家研究不可勉强。
第二个方案是全部搬回上海，一个不留。这怕不好，交通大学师生恐也于心不安。
第三个方案是折中方案，师生愿留西安的留西安，一、二年级学生愿留西安学习的也可转专业，新专业设西北。这样对支援西北也有很大好处。总之，要从团结出发，即使交通大学西安师生走了以后，也使西北人民感到交通大学到西北来一趟，对西北人民还是有好处的。这样做就照顾到各方面，对全国人民的团结有利，对交通大学也有利。我相信将道理讲清，会有些人愿在西安的。
如果搬回上海，无论采取那个方案，都必须讲清，回去以后困难很多。首先在校舍问题上同造船学院有矛盾，也涉及到南洋工学院许多问题，要统筹兼顾。如全部搬回，即使今年不招生，也摆不下。因此搬回上海是有许多困难的。对交通大学今后的发展也将受到局限，上海不能大扩建是国家的方针，基建投资不可能多，因而交通大学规模要受限制。在上海，大规模的企业工业不会搞，交通大学校外条件配合上也有局限性。当然可以着重提高质量、求精。
迁西安，回上海由交大师生研究考虑
总理着重指出，问题都摆在大家面前，请交通大学全体师生自己好好讨论，全面考虑，经反复讨论后，由交通大学校委会作出选择，报送高等教育部批准。
杨秀峰说，总理再三强调：总的原则是求得合理安排，条件虽然变了，但是支援西北的方针是不能变的。总理自己是不偏于那一个方案的，目的是爱护交通大学，要交通大学搞好。并且指出，所有到会的各高等学校和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在处理交通大学这一问题中必须一切从团结出发，照顾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