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韬奋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想起了韬奋
　　任晦
在报上看到“可注意的民盟动向”这个标题，我又猛然地想起了韬奋。在遇到重大政治事件的时候，我总会很自然地想起他，在他逝世十周年的那天，我曾在一篇短文中写过：
“这十年是天翻地复的十年，这十年世界形势和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十年的历史，是中国人民用血、汗和眼泪来写成的。我想，我们这些和韬奋共过事的人，是最容易体会和想像到他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的、发自衷心的喜爱、兴奋、和苦痛的。在日本法西斯无条件投降的那一天，我在沸腾的重庆市区漫步，忽然想起了他；1946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大举发动内战，中共代表团决定飞回延安的那一天，我从南京的梅园新村出来，蓦然想起了他；1949年第一次人民政协开会，当我看到政协代表名单的时候，我又忽然想起了他。”
今天，我又想起他了，要是他在，多好啊！因为，他永远是中国人民的最真实、最可靠的朋友，他永远是一切反动分子、野心家、革命队伍中的逃兵降将们的不调和的敌人。
和我们一样，韬奋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在第一次大革命的大风暴中，他还是一个充满了天真幻想的改良主义者，1926年接办“生活周刊”，他提出的政治纲领也还是“振兴实业”，和“力求政治的清明”，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解决要救中国，必须依靠什么人的问题。假如他还在，今年也已经是六十三岁的人了，和他同年辈的人们比较起来，他不能说是一个先进分子，可是，由于他的诚实、无私、力求接近群众、从不宽恕自己，他就逐渐地从群众抗日运动中受到锻炼，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影响。1935年他游历了资本主义的欧洲和社会主义的苏联之后，他变了，思想变了，立场变了，感情变了，他从不讳言这个重大的转变，他从不讳言这个和自己的思想作斗争的过程。1941年在香港，他不止一次和我谈过他自己从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经历”，谈过当他下定决心和自己的出身、教养、旧的思想感情诀别时的、出自内心的痛苦和欢乐。韬奋是一个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可是在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我很少看到过像他那样的纯洁、天真与无我。韬奋是无我的。他关心祖国，关心人民，关心全世界进步人类的命运，可是他从不关心自己。对于自己，他是一个“心不在焉”的人，他不认识路，他不会管钱，不会照顾自己，甚至出门一次要带几个车钱也要他夫人给他准备。他的心在哪里？在时局、在人民。
无我，他才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工作，无我，他才能痛痛快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和自己的过去斗争，他才能心口如一地不斤斤计较于个人的得失。让我们拿韬奋的这种品质来和他的那位口口声声说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盟友”对比一下吧，一个是真诚的人民的勤务员，一个是伪善的个人野心家，想到这里，虽则值不得如陈仁炳所说的“痛哭流涕”，我还是禁不住“长太息”了。
韬奋的另一个特点是诚实，就是老老实实的治学和为人的态度。不懂，力求其懂，不通，力求其通，一旦懂了、通了，就奋不顾身、不辞艰险地去实践，去贯彻，这一点，特别显著地表现在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关系上。“旧中国时代，知识分子思想发展上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对于工农劳苦群众以及对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态度问题。是依靠工农群众并相信共产党的领导呢？还是鄙视和害怕工农群众并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呢？有第一种思想的人，就会觉得自己有力量，有智慧，有依靠，有前途，敢于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且可能逐步改造自己的思想，逐步达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有第二种思想的人，如果不改正，必然会相信和依靠帝国主义，走上完全反动的道路”（注）。韬奋是具有第一种思想的人，他认识了这个道理之后，坚定地走上了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坚决相信共产党的领导，决心改造自己、逐步达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而那些顽强地不相信共产党领导、不愿意依靠工农群众的人，却终于在隐藏了本来面目多少年之后，在今天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时期暴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来了。
在半个多世纪的风狂雨暴的大时代中，中国知识分子走着的是一条极其艰险的道路。韬奋，是找到了路，走对了路的人，是中国知识分子胜利地走向进步、走向革命道路的一个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人。但是，且不讲那些两面三刀、心怀贰志的野心分子，就是在今天已经不反对、乃至拥护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中，对于“依靠谁”的问题，对于跟着什么人走的问题，也似乎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那么，在重大的政治事件前面感到“糊涂”的时候，回想一下韬奋，读一读他的“经历”，应该是会有益处的。
夜深了，望着“可注意的民盟动向”这个标题，我想起了韬奋。要是韬奋在，多好啊。
想起了韬奋，我心疼。
（注：见“韬奋文集”代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