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生活比过去如何？天上地下 农村是不是万事大吉？还有问题 一个知识分子写信给朱德副主席，报告川北仪陇县马鞍乡琳琅村的情况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人民生活比过去如何？天上地下
农村是不是万事大吉？还有问题
一个知识分子写信给朱德副主席，报告川北仪陇县马鞍乡琳琅村的情况敬爱的朱副主席：
我在重庆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工作，4月中旬来到仪陇县马鞍乡琳琅社体验生活，住在您老人家的故居。不久，我就要回重庆去，现在把我在仪陇所见所闻向您报告一下。
从重庆动身，经过北碚（锦绣的花园）、合川（川北的粮仓）、南充（天府丝城）、南部（川北的盐场），整整坐了两天的汽车，到达了仪陇县。首先印入眼帘的是九层白塔，接着就看见金城寨、金城公园。仪陇县建筑在山腰，城墙已经拆了，城内只有三条街，丁字形。有两条公路穿城过，一条通巴中、南江，一条通马鞍场。城内新建筑有医院、剧场、中学校、车站和机关宿舍。街道比从前宽阔，但许多民房还是原样。城内有了电灯、小型火力发电厂、自来水。老百姓说：“过去的仪陇，赶场狗咬人，街仄、人少、冷冷清清，白天都要打灯笼（太黑暗）”。“现在的仪陇，赶场人挤人，街宽，人多，热热闹闹，世界光明”。
仪陇到马鞍，三十七公里。马鞍场老街还是原样未变，街内石柱上有红九军在1933年刻的标语，现在还依稀可辨：“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红九军政治部制。”从前的苏维埃办公处“文昌宫”，现在是中共区委会和区人民委员会。
马鞍场口，一条新的市街正在形成，新建的卫生所、粮库、供销合作社都在场头。附近，还兴办了一所马鞍中学。
琳琅寨下边就是琳琅村，这儿青松翠柏，绿荫夹道。寨下有一所小学，现在有九十多个学生。据说，从前这里是一所私塾，是您老人家读书的地方，现在，孩子们很爱护这儿的一草一木。
这儿的人们，同祖国各处的人民一样，正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
人民的生活，与过去相比，天上地下。糠菜半年粮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现在真正是家家不缺粮，户户有吃穿。
这儿的农民，特别勤俭。长寿的老人很多，如朱世璧、朱世禄、朱世益、朱代文等都是七十以上的老人。朱代文七十四岁了，去年还在社里做了一百多个劳动日。今年还很健康，我向他学挖土，还挖不赢他。前天种地，他挑土粪，一次挑一百多斤，我很惊奇，但老乡们认为是平常事。他真是老农民的典型，穿一身发白的蓝布衫，赤着脚，登着草鞋，一天到晚喜笑颜开，最爱讲过去几十年的故事。他的儿子、孙子都在政府工作，有人问他：“老太爷，你怎么不休息享福啊！”他说：“不做活路就心烦啊！毛主席、朱总司令不是六、七十岁了吗？他们都在干呢！还不是为社会主义，我好意思游手好闲吗！”他就是这样，闲一天也不惯。在社里做活路时，他是认真的，负责的。有一天种花生，我帮他丢种子，他盖土，他看见前面一个妇女不顾质量，把窝窝挖浅了，马上就批评她。我觉得，像朱代文这种人，是社里的榜样，最珍贵的财富，应当很好的尊敬他们。可是，现在有些农村干部，脑袋里有成见，以为“凡是老年人都保守落后”，不重视老人，不接近老人，成天只抓住青年人，不与老人商量，在生产上，往往走冤枉路。
仪陇的农村干部90％是艰苦朴素的。同我驻在一块有一个区委书记叫王思隆，原来是县委组织部副部长，4月份干部下放，他自愿下乡的，现在兼琳琅社的副主任。他原来是中学生，现在一心想学会做庄稼，下田栽秧，上坡种花生、棉花，他都亲手做，向农民学。还有一个李同志，农民出身，现任区生产委员。他每天都在研究如何搞好劳动组织，给社员想了很多办法。因此，全乡的农民都叫他做“李包工”，说他善于解决包工问题，至于他的本名，倒没有人叫，“李包工”很出名。还有一个统计科的王同志，中学生，下乡搞统计，也帮助农业社工作。他有一个愿望，就是想发明一种新农具或改良一种农作物，他很热情，心急，想改变农村面貌但知识不足，只好埋怨那些农业科学家“为啥不努力”。总之，这里的农村干部很少像城市某些人那样成天为自己打算，他们一年四季天晴落雨同农民在一起，每个人都想改变农村面貌。
是不是农村万事大吉，没有问题了呢？有的。
敬爱的朱副主席，我想反映一些情况，并作一些建议。我的政治思想水平很低，难免无错，请原谅。
一、川北山区农民仍很贫穷，需要援助。这儿农民生活比过去好，但比川东、川西及其他地区还是贫穷的。以琳琅社为代表：这个社1956年每人全年收入不过四十元，吃、穿、用、住都在这四十元内开支。每天只能吃三顿红苕稀饭，外加一碗干咸菜。一个月吃一回肉，营养是说不上的。遇着生疮害病就困难了，害小病不吃药，拖、挨，拖好就算了，病重了才吃药，因为没有钱。例如朱世璧八十多岁，最近病了，脚也肿了，我去看他，他没吃药，因为没钱。我还到好几户农民家里去看过，被盖没布，光棉絮巾巾。穿的也缺，脏了也没法换。住的地方，床、灶、粪坑连在一起，所以容易生病。现在，农民普遍的反映是：“入了社，有饭吃，没钱用。”
这是生产落后与人民群众要求迅速改善生活的矛盾。解决的办法主要是：（一）提高生产量；（二）开展副业。（这儿去、前年批判资本主义，把药材、棉花等作物批判掉了，现在才恢复副业和经济作物。）由于川北底子穷，需要援助，包括经济上和技术上的支援。请先进地区援助落后地区，这也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
二、川北山区文化极其落后，举一个现成的典型例子：琳琅社迄今还没有会计，是另一个社的会计兼任。琳琅社识字班没有教员，是朱代文的孙媳（才读一年识字班的新学生）在充当老师。文化生活贫乏，电影队三、四个月不下乡（他们说农村赚不到钱！）。
建议：优先开展落后山区的文化事业，在落后地区多办几所学校，多分配一些文化干部、教员到这里来，电影队、剧团不要光图赚钱，请命令他们不赚钱也要为山区人民服务（不光是川北）。现在因为有困难，要少招生、少办学校，这是对的。但在文化落后的地区，最好不要太限制，因为他们原来就最缺文化。多留一些有文化的人在农村，不要一调干部就把农村最好的有文化的人调走。
三、关心群众生活，发扬民主。有些农村干部只知抓紧生产，而忘了生产的目的正是为了很好的生活。有些农村干部一年三百六十天催着农民生产，不容稍息。专区报上登着“正月初一积肥”，春节也不休息，叫大家学习。前几天，我在村里听有的人提出：“起早摸黑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这可能是县里提出的）。事实上，农民每天劳动已经是九、十小时了，再要他们加强，对身体是有害的。现在，农村戒律也很多，结婚、生孩、走亲戚、拜年之类都有禁忌。区、乡干部自立新法，执行的很机械。例如，结婚时亲戚来热闹一下，吃一顿饭，干部知道了就要批评、登报。据说有一个人结婚坐花轿，就被从轿里拉出来。一切敬神敬祖先的事绝对禁止。干部居心是好的，但是，他们忘了风俗不是强迫所能改变的。我也是个绝对的无神论者，但是，我觉得群众觉悟未提高以前，强迫会产生反感。由于农民不得将息，生活上受很多限制，于是，他们说：“现在不愁吃的，可是，做起活路来很愁烦，不很愉快！”我走过一些地方，凡是关心农民生活，民主空气较浓厚，干部能与民同乐的社，社内喜气洋溢，社员愉快，生产也真正好。我在仪陇，看见这种情形较少，不是县的领导干部不好，而是他们光注重推广生产技术之类，缺乏对人的关怀。
建议：要求干部贯彻毛主席关心群众生活的指示，注意提高劳动效率，同时保护群众身体健康。对于群众的私生活，不要干涉太多。
四、在县、区、乡干部中，继续开展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工作，提高农村干部领导水平。县、区干部在生产上往往强迫命令，群众不满。不少干部忠心耿耿，百分之百传达上级指示，坚决执行，这是好的一方面。但水平低，不用脑筋不研究实际情况，不听群众呼声。这种情况对工作危害不小。有时，县里指示紧急，雷厉风行，下面干部本身不通，也同样向下布置。例如，琳琅社前天坚决要社员不在棉花地里间种苞谷，社员不通，不执行。干部批评。但批评群众的干部“李包工”昨夜对我说：“老实说，我也不通，棉花地可以间种苞谷，我祖辈有经验，可是上级偏不准间种。”我说：“你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向上反映，你为啥不说？”他说：“怕上级批评。上怕县级批评，下怕群众埋怨，真苦闷！”姑无论他的意见是否正确，就这“有意见不能畅所欲言”这一点，就反映了一个问题。
因此，我觉得提高县、区、乡干部的领导水平很重要。当然，首先必须彻底反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中央要贯彻到底，甚至可以派人检查，并协助省加强经常的政治教育，表扬奖励优秀的农村干部，对坏干部适当处理。
敬爱的朱副主席，以上不对的地方，请指教。
我想，这封信不一定会呈现在您老人家的眼前，您太忙啦！
最后，我非常感谢党和毛主席，使我们这些坐编辑室的小知识分子能够有深入农村，改造自己的机会。
革命的敬礼。
熊志彬
1957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