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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工党何时从可疑的动向中扭转过来? 农工民主党机关干部举行座谈会提出质问: 究竟是检查章伯钧的专案小组?还是帮助章过关的小组?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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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57-07-02
第6版()
专栏:

农工党何时从可疑的动向中扭转过来?
农工民主党机关干部举行座谈会提出质问:
究竟是检查章伯钧的专案小组?还是帮助章过关的小组?
本报讯 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支部和北京市委会支部的全体机关干部在6月29日联合举行座谈会。会议由北京市委会支部主任委员谢维汉主持。会上除对章伯钧的反动言行继续揭发外,并批评农工党中央的领导人对章伯钧的斗争软弱无力。会上发言的人指出,虽然成立了一个专案检查小组,但关起门来检查,使人怀疑是否企图暗中保护章伯钧过关?会上有人提议,农工党中央机关干部也应推派代表参加检查小组。同时发言的人对于副主席黄琪翔和副秘书长李伯球没有把他们和章伯钧的私房话说出来,表示不满。会上特别提到李伯球;在中共号召整风之初,他遵照章伯钧的指示,借帮助中共整风的机会,在北京市内大肆活动,召开了二十一个座谈会,到处点火。这使人对李伯球的政治企图不能不发生怀疑。还有王一帆、王寄一和杨逸棠,他们同章伯钧的关系一向都很密切,在中共整风之前,他们还到全国各地为章伯钧招兵买马。可是他们在历次农工党召开的中委扩大会上,不是说别人已经说过的话,就是拿一些现成材料来搪塞,对他们过去同章伯钧的私房话,至今没有交代。和章伯钧关系极为密切的王枕心和张申府前后说话矛盾,不讲真心话,会上也要他们交代。
在座谈会上,出席的干部都认为农工党中央的“可疑的动向”到目前为止,仍未扭转过来。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会的机关干部顾正雄在发言中指出:开始批判章伯钧的时候,我们迟于民盟、民革,甚至迟于我党的其它地方组织。当时按兵不动,是政治麻痹、思想麻痹,还是政治方向不明,抑是有右派思想作祟?究竟原因何在?
接着顾正雄根据历次举行的中委扩大座谈会提出质问。在第一次中委扩大座谈会上有三种人。第一种人,如副主席黄琪翔,对章伯钧的问题一字未提,原因何在?第二种人,如李伯球等稍有批评;第三种人,如张申府、王枕心为右派分子作辩护。而当第三种人为章伯钧辩护的时候,竟无人当场批驳,这是令人愤慨的。
第二次中委扩大座谈会比第一次好一点,稍有揭发,但比起外面讲的还差的很远。
第三次会没有揭发什么材料,都是喊口号,表示态度,具体事实没有揭发出来。
至于第四次中委扩大座谈会,顾正雄提出两个疑问:中央向各地发的指示原稿上有“和张云川等右派分子”等字样,后来被涂掉了。顾正雄接着说,我们要问,这是为什么?
最后,顾正雄提出“我们必须进一步把农工民主党从可疑的动向扭转过来”。同时他建议立即召开中委扩大会议,讨论批判章伯钧的动向究竟怎样?
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会办公室代主任薛敏揭发了李伯球在章伯钧的指使下,召开的一系列座谈会,是为章伯钧找政治资本。章伯钧说中医、西医等六个方面的座谈会要在人大前开完。在这些座谈会中,章伯钧表现的很慷慨,在连续开座谈会的二十多天中,花了一千元左右。同时在座谈会中,寻找不满中共的分子,借帮助中共整风为口实发泄他们的私愤。从座谈会的发言中看,有的人就明目张胆说过“我就是要报复”。说这些话的人,都是在章伯钧发展组织的阴谋下混进来的,其中有的是被管制的分子,有的曾是社会上无恶不作的罪犯。
薛敏接着说,在另一次基层工作会议上,有人要求李伯球动起来,李说我不能向吴晗学,不能向民盟学。有些中委在会上慷慨激昂,会后另外一套,是为了什么?张育康说,有人在会上夸夸其谈,会后马上跑到章伯钧家里去,说“我的发言是出于不得已”。这是为什么?
农工民主党中央组织部的干事于菱音对中央检查小组的做法也表示不满。她说,现在成立了检查组,我担心变成帮助他过关的组。
蒋春松(农工民主党中央组织部副科长)也说,农工民主党中央领导上仍有顾虑,实际材料很少揭露。章伯钧曾经说农工民主党中央只有三个人没有反对他,这三个人就是王一帆、王寄一、杨逸棠。只要看一看王一帆在几次中委扩大座谈会上所说的话,都是交通部揭露了的材料。王寄一也是罗列了一些交通部谈出的材料,这样是不行的。
蒋春松说,李士豪同章伯钧是“南北呼应”的,可是他到中央来时,说了些什么呢?接着他说,中央难道就没有别的右派分子?张云川在1955年以地主阶级立场在安徽向党提意见,以后还到会上申冤,而我们中央连批判也不批判一下。在我党三中全会时,季方说,我一到北京,张云川向章伯钧讲我是“第五纵队”,意思说是共产党派来的。张云川这样讲是什么意思?
其他在会上发言的人,也都指出黄琪翔、李伯球、王一帆、王寄一、杨逸棠等人在农工党反右派斗争中表现软弱无力,很少对章伯钧进行揭发,对他们的暖昧态度,表示怀疑和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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