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工民主党座谈会上群情激愤严词质问 章伯钧承认章罗联盟 [复制链接]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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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工民主党座谈会上群情激愤严词质问
章伯钧承认章罗联盟
本报3日讯　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今天在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召集的扩大座谈会上承认章伯钧—罗隆基联盟的事实，承认他们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野心。章伯钧是在会上群情激愤和纷纷质问之下交代的。
章伯钧说：
今天，我以在政治上犯了严重罪行的人的身份站在你们面前。我是一个在政治上抱有野心的人，是资产阶级右派野心分子。我自己思想上有一套，是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发展起来的，从过去的第三条路线发展起来的。我有整套的想法，有整套的作法，即大家所指出的有阴谋、有纲领、有计划和有步骤的作法。我特别看重资本主义国家的两点，一是它的科学生产技术，一是它的民主自由。我在许许多的场合都歌颂资本主义，说资本主义有生命力，有可用可仿效的地方。
从思想联盟到政治联盟
章伯钧说：从这个立场上，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否定了苏联革命力量，否定了斯大林的功绩，对苏联的批评有很多不好的言论。对苏联估计过低，成绩估计过少，认为苏联有重工业，但没有旧的文化。
谈到章罗联盟，章伯钧说，章罗联盟是有事实的，是从去年开始的。过去同罗在盟内争权夺利，从去年开始合作。先从思想联盟开始。我思想上是资产阶级右倾思想，罗有英美民主思想，我们思想一致。从思想联盟到工作一致，即工作联盟，再变为政治上的联盟。是否有政治纲领呢？具体纲领与写成具体条文的是没有的。联盟是共同的，是为了个人的政治野心。因为民盟是大知识分子的集团，我想通过罗隆基影响大知识分子，同罗隆基联盟可以取得大知识分子的支持。罗隆基过去有一个小集团，他同我是反对的。去年我思想变化，公开主张西方民主的一套，符合他们的思想，他们就开始同我接近。去年民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也不知道是人大第三次会议的时候，我请了罗的朋友，如马哲民、潘大逵、彭迪先、沈志远等人。在谈话时，我谈我的一套理论，如民主政治、议会制等等，把毛主席的政治理论完全扯到英美议会政治上去，他们完全拥护我的。沈志远是搞马列主义的，他也受到迷惑了。这样章罗联盟的政治联盟就开始起效果了。
在这以后，罗在民盟没有什么地方反对我，我也没有什么地方反对他。两人心心相印。如罗隆基提出处理失业知识分子的一套方案交政协，我同意。罗提出在政协要成立知识分子委员会，我支持他，作为民盟中央的建议提出。
再有文化俱乐部，本来说统战部要收回交给其他科学机关，罗反对，我也表示支持。在文化俱乐部管理上，罗同史良有争论，我采取不管的态度来支持了罗隆基。
在民盟工作会议上，我跟他合作得很好，在办刊物上也合作得很好。如“争鸣”我原来打算自己办，后来按照分工给他办，他很满意，以这个刊物作为大知识分子的论坛了。
在民盟领导机构安排人事上，罗把费孝通安排在文教部，把曾昭抡安排在文教委员会，我同意。罗要把陈新桂安排到光明日报，我也同意。
在政治上交换意见，过去有争论，从去年以来我们两人就不大有争论。
去年民盟检查盟中央工作，提了一百五十条意见，其中有很多是对我个人的。罗隆基想在我出国期间把它处理掉。这是他包庇我。
至于各地方罗影响的地方，他联系的人，我没有直接联系。至于王造时找过我两次，谈过恢复救国会的事。
极恶劣的地方是在整风开始以后，就是搞科学规划、高等学校党委制等四个小组。这是我发动的，因为我管文教。当时开了很多座谈会，民盟也搞了座谈会。由盟中央召开的有这四个小组，由民盟北京市委员会组织了十几个座谈会。
各小组的分工是这样的，由我同史良主持百家争鸣小组，罗主持有职无权小组，费孝通主持党委制小组，曾昭抡主持科学规划小组。这表示我在工作上同罗联盟的作法。这些小组只有一个小组开过会，三个小组没有开会。
阴谋使民主党派脱离党的领导
章伯钧说：我在北戴河同民盟副主席史良、高崇民、罗隆基和副秘书长叶笃义时常在一起开会。罗没有到我的住处去，我也没有到罗的住处去。在北戴河谈过知识分子问题，谈到肃反和平反问题。我在座谈会上谈过这个问题，把在劳改中的大知识分子释放，由从事体力劳动改为从事脑力劳动。
我与罗隆基谈过民盟如何搞的问题，一百五十条问题，民盟的领导核心问题。我说沈老年纪大了，马叙伦副主席有病，由四个副主席和秘书长胡愈之作为领导核心，副主席轮流每人两个月同统战部接触。今年，罗隆基提出由沈作名誉主席，我作第一副主席，罗作第二副主席，现在民主党派独立，不做共产党的尾巴了。罗说，“开会你来我就来，只要你要作的我就作。”至于让其他的老先生少作些事，我是这样主张的。
我骂共产党是很多的，主要是有职无权。我是个两面派，当面捧场，背后骂娘。我是无耻。对知识分子我有我的野心，没有跟罗隆基谈。
我有一套政治野心，就是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不是为作官，是为了实现我的政治主张。我有篇文章说得很清楚，就是3月间我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我说我爱护共产党，也爱护民主党派。我爱社会主义，也爱民主。王造时看了以后，认为这两句很好。我把民主与社会主义分开，总是认为苏联的制度缺少一些民主。我极力反对教条主义，主要是不满意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思想不仅和罗相同，而且和储安平相同，和文汇报的徐铸成相同。
我总觉得西方有科学技术，有民主。这是修正主义，是很危险的。我是受了南斯拉夫的影响，苏共二十次大会的影响，波匈事件的影响。我对波兰十月事件以后的民主党派很欣赏，他们有所作为。我感觉过去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管的很紧，特别是地方管的很紧，干部都是共产党代为安排的，我很不满意。因此共产党提出长期共存的方针以后，我以为民主党派大有作为了。
指使右派分子到处点火
章伯钧说：民盟座谈会以后，我认为农工民主党也要做。民盟中央搞了四个座谈会，民盟北京市委布置了十几个座谈会。我说，农工民主党中央不搞了，由北京市委搞。搞的方式同北京市委的李伯球谈过。在这个工作中可以联系些群众。这个工作进行以后，就可以发展组织，把各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吸收进来。
我在三个岗位（民盟、农工、光明日报）都是负责的。犯了错误我负有更多的责任。我各方面的指导向共产党提意见，也就是点火。我在政治上的企图是发展组织，扩大我的政治影响。
北京市座谈会是李伯球拟的名单，是给我看过的。我要李伯球搞北京的工作，说中央由我同黄琪翔负责，北京市大有可为。农工在北京市发展三千、五千，你在北京市好好干一下，将来协商时，我建议你当北京市副市长。我曾经和李伯球说过，到一定时期我可以建议叫李伯球做副市长，因为李伯球有不满，在政治上有要求，感到党内地位不够高，感到没有安排适当。
6月5日下午，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胡愈之四个人在民盟的“科学规划”工作组开会后到家里来找我，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钱伟长讲了清华大学学生的情况，他说：“现在是放，还是收？清华大学党委已不能维持了，如果继续放我们不管，要收那我们就来收”。费孝通也谈了一下民族学院的情况。曾昭抡也说了，他说：“现在的情况是全国各地都搞起来了，上海的学生闹得很厉害。今天上午，杨秀峰到上海去处理问题，我告诉他，你到上海可以找民盟的负责人谈谈，可以帮助你”。意思是说，民盟对学校的整风起作用。曾昭抡又说：“你讲的政治设计院，外边有人反对，我倒是很欣赏。今天北京的情况很严重，学生有可能上街，市民也不满意，学生同市民结合起来就是匈牙利事件”。当时，我同意他们的见解，对形势的估计是这样严重。当天，我们决定：第二天再多找几个人谈谈，并由我告诉周总理。当天晚间，我曾给习仲勋、李维汉打电话，但是没有接上头。
6日上午，我们又在政协文化俱乐部见面了。这次增加了黄药眠、史良、吴景超和陶大镛。大家又把头一天的情况说了一下，吴景超估计的形势没有那样严重。会后，史良的意见是请示领导，找周总理谈，并且说下午和周总理见面时说一下。
7日，国务院开会。史良对我说，前一天晚上已和周总理谈了，总理未置可否，她叫我再和总理谈一谈。在会上，我写了条子给总理，说情况很严重，谈话的人的态度颇为诚恳等等。总理也未表示可否。
从我自己来说，是同意他们对形势的估计的，并且同意和共产党的方面谈一谈，我觉得民主党派还可以发挥一些作用。至于是谁点火的问题，那很难说。如果说，由于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讲话，煽动了群众的情绪，那是另一个问题。老实说，我直接下命令、直接授意点火，是没有的。如果将来查出来，我就是罪加一等了。
章罗分头策划　文汇光明互相呼应
章伯钧说：关于光明日报的问题。储安平的办报思想大家都知道，我是支持他的。我支持他多报道民主党派，多报道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新闻，民主国家社会党的活动，民主党派负责人的活动。我也同意储安平派记者到各大城市去搞座谈会。储安平说，过去光明日报不能独立地搞新闻，我们要搞和新华社不一样的。这一点，我也同意。这就使得光明日报的社会主义方向改变了。至于光明整个改组的问题，储安平准备再等一等，弄清情况再说。
我认识储安平是在去年。起初，我邀请他参加“争鸣”的编委会，今年4月储安平才去光明日报。在这个期间，储安平和我有接触，也和罗隆基有接触。罗隆基和储安平的关系比我早，储安平到光明日报去，罗隆基对他谈了办报方针。那么，究竟罗隆基、储安平和章伯钧是怎么个关系呢？对于光明日报的资本主义路线，我们的思想是共同的，没有直接协商，是间接的互相联系，是在政治上相互影响的。
关于文汇报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我也谈一下。文汇报复刊以前，我曾和徐铸成谈了办报的方针，复刊后也有所接触。浦熙修和我没有什么关系，只有一次接触。那是6月8日储安平向我提出辞职的那一天夜里。浦熙修打电话给我问三件事：
第一，储安平辞职的消息是否确实，并问我的态度如何？我说，权不在我，将来社务会议讨论后再决定。
第二，关于联合政府问题能否给文汇报写篇文章？我说我不干。她又问：能否介绍一个人写？我说，我一时想不出来，这要对政治有些研究的人，像王铁崖那样的。
第三，浦熙修告诉我两个消息：一个是她在南斯拉夫大使馆碰到周扬和夏衍，曾问了鸣、放的问题，他们讲还是放。另一个是她曾打电话给陆定一，问是继续放、是收。陆定一答复是：我们还是放，没有变。
章伯钧说，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是互相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