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特兰一周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英国通讯

密特兰一周
五、友谊的种子是到处可以播种的
在伯明翰和考文垂，我们度过了整整一周。以前，这两个城市对我来说，只不过是印在英国地图上的两个小黑点；现在，一提到它们，就使我想起漫长的林荫道，高大的厂房，集中在这个地区的几十万产业工人……以及那些热情的英国朋友。
我们曾在伯明翰大学的教授汤姆生家里作过客。汤姆生是研究哲学的，为了能够直接阅读中国古代的哲学著作，他曾在北京住过两年，专攻中国语文。在他的书房里，摆满了从中国带回来的东西。墙上，挂着徐悲鸿的“群马图”，和各种民间剪纸；书架上摆着“先秦诸子”等线装书；茶几上放着泥塑的人像……。他的朋友把这间书房称为“伯明翰的中国博物馆”。我们看到汤姆生教授是怎样刻苦学习中文的：在几只抽屉里，保存着上千张的卡片，一面写着方块字，一面写着拉丁化的拼音和英语注解。在他的休息室里，我们又听到了梅兰芳的“宇宙锋”和越剧“楼台会”的唱片。汤姆生还特地从衣柜里取出一套褪了色的蓝布制服给我们看。那是他在北京时的服装，至今还保持着作着纪念。
我们参加过伯明翰一个基层工会组织的会员大会。会议是在酒吧间的楼上开的，有些人随手带来一杯啤酒，边喝边谈。人们三三两两地来，也可以随意地中途退席。不管这种开会的方式同我国工会的开会方式多么不同，但这不会妨碍我们去了解英国普通工人的感情和生活。一个早已退休了的老矿工，掏出自己的会员证给我们看，表明他是按时交纳会费的好会员。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当会议主席把我们介绍给大家时，那些长满了硬茧的双手，使劲地鼓掌。无数双眼睛闪烁着热情的火花。我们互相凝视着，比谈一百句话、一千句话更加亲切。
考文垂一个有地位的实业家，建议我们去拜访市长。他说，只要说一声我们是他的朋友，是他介绍去的，市长便不会不接待。我们虽然感谢这位实业家的好意，但是没有去拜访市长。我们宁愿把时间消磨在同几位工党市议员和工会工作者的会面上。工党市议员罗伯斯，带来一本精致的中国画册，要我们在上面签名留念。他和他的同伴已经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让考文垂市同中国的某一个工业城市成为朋友，建立起相互间的联系。
克拉克夫人（伯明翰和平委员会的秘书）和拉琪小姐（伯明翰英国工党地方组织的副主席），是我们在密特兰认识得最早的英国朋友。她们热心地为我们安排参观的日程，尽量希望我们多看到一些东西，多接触一些人。她们都访问过中国，一见了中国朋友特别感到亲切，好像早在北京就见过面。她们常常举行报告会，讲述她们在中国看到的一切。就在我们访问伯明翰期间，克拉克夫人又举行了一个报告会，向当地的宗教界妇女介绍中国妇女的生活。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在电视节目中看到过丑化了的“中国人”的形像：拖着条细长的辫子，像麻雀一样发出嘁嘁喳喳的声音……。想起了这些，使我们更加感谢克拉克夫人。侮辱另一个民族，决不能证明自己的“文明”，也阻拦不了人民和人民间的信任。
在伯明翰的最后一天，我们成了泰勒先生的客人，在他家里度过了英国人通常所说的“周末”——星期六。泰勒是伯明翰宗教界和平运动的领导人。他没有同我们谈论应不应该禁止原子武器问题，应不应该裁减军备问题，而只是坐在客厅里喝着不放糖的中国茶，介绍他自己怎样爱好打“板球”，带我们去参观附近居民区的住宅。这种谈论家常，使得我们互相更加了解，更加珍惜和平。
同这些善良、诚挚的英国朋友接触，使我们在异国感到一种温暖的友情。不需要客套，甚至不需要介绍自己的姓名和职业，只要说一声“我们是中国人”，对方就马上给你最热诚的接待，倾谈一切。
在密特兰的访问，使我们更加相信：世界是这么广阔，到处都可以播种友谊的种子……。
（全文完）
本报记者　潘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