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 揭开陈铭枢“反蒋”“抗日”的假面具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
揭开陈铭枢“反蒋”“抗日”的假面具
本报讯　7月7日上午，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继续举行。这次会议集中地批判了右派分子陈铭枢的反动言论，并且从历史上揭发了他的一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玩弄两面手法的丑恶面目。陈铭枢在会上曾作了空洞无物的检讨，自我粉饰，企图蒙混过关。到会的有六十多人，除陈铭枢外，发言的有余亚农、王昆仑、于振瀛、刘孟纯、蔡廷锴、屈武、朱学范、邵恒秋、梅龚彬、吴茂荪、聂轰。　　陈铭枢在会上首先发言。关于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问题，他承认他的“本心是要以校务委员会负责制来代替党委负责制，但他又说他没有想到取消党的领导。关于他主张“只提缺点，不提优点”问题，陈铭枢多方辩解。他说自己的动机是好的，但是经过检查，他又发现自己的动机不是良好的。他认为他的主要毛病是“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主义作风”。对于他发表的反动言论，他认为只是“为党帮了倒忙，为右派野心家张了目”。
陈铭枢对反革命分子体贴入微
王昆仑质问陈铭枢说，陈铭枢为甚么最近又介绍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王次甫给我，要安置他的工作？
对这个问题，陈铭枢支吾其词。
于振瀛说，从历史上看，陈铭枢是一个一贯反复无常，两面摇摆的政治野心家。
于振瀛说，从旧政协开始一直到解放前，陈铭枢一面反对蒋介石，一面却和美蒋特务讲交情，搞关系。例如和他在重庆一块念佛的罗海沙就是美蒋特务头子郑介民的喽啰。陈铭枢对罗海沙在重庆偷抄民联（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名单的事情，视若无睹。到南京后，罗海沙在他的大士农庄门前筑屋居住，监视进步人士的往来。他要罗海沙给他夹着皮包随他到处活动；大家一再要他提高警惕，他置之不理。
于振瀛说，1948年淮海战役的时候，陈铭枢通过罗海沙，和美蒋特务头子郑介民往还颇密。他甚至坚持介绍郑介民参加民联组织，由于我的坚决拒绝，他竟给我戴上了“拒绝人家革命”的帽子；一直到我拿出了郑介民和英大使馆的特务艾文思预谋布置在南京解放后的潜伏活动证据时，他才没有话说。但他以后仍然相信郑介民，成了郑介民的传声筒。陈铭枢还隐瞒着我们，派遣军统特务张圣才假借民联名义到福建从事活动。还经过郑介民的介绍，和司徒雷登谈过多次话。于振瀛问：你们究竟谈了些什么？搞了些什么把戏？
于振瀛说，在反动头子李宗仁已面临垮台的时候，民联原来曾决定派陈铭枢去香港协助李济深筹组民革工作，但陈铭枢始终留恋宁沪，和郑介民等特务搞得火热，不肯南下。
在解放前夕，陈铭枢才离开罗海沙，由南京到上海；但在解放以后，又把罗海沙拉回来，并且说罗海沙对“革命有功”，把他保送到华北革大学习，以后又把他介绍参加了民革组织。陈对特务分子的这样体贴入微，到底为了甚么？
解放以后，陈铭枢仍旧野心勃勃，到处活动，积极准备政治资本和经济力量。他和陈有光搞的甚么福利公司，就是为自己的政治活动准备资金。
去年以来，陈铭枢就散布反社会主义言论，如说甚么“党对旧知识分子安排不当”、“党没有礼贤下士”等等，来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借以拉拢群众。去年夏季他到青岛视察时，曾在知识分子中活动，去年冬季他秘密地访察北京市的中等学校，专门在因评级而有情绪的、因肃反而被斗过的以及落后的教员中找问题，寻偏差。今年他到上海又继续搜集“毒草”，并在吴艺五的家里大宴他的“旧部下”，点了火，在上海民革组织中掀起了右派分子的反动活动的波浪。
于振瀛还说，去冬陈铭枢在写给李雪峰的一封信中，居然认为：“共产党派党员参加民主党派，是封建王朝稍有头脑的政治家所不取的。”这种看法同要求中共退出学校同样恶劣。
刘孟纯说，陈铭枢说关于取消学校党委制的意见是随便说出来的，其实并非如此。今年年初在政协举行视察座谈会的时候，他就对党领导学校，极尽污蔑之能事。陈铭枢还说有一些教授经常到他家去谈问题。刘孟纯问：这些教授是些甚么人？是不是章罗联盟内的一些人？
陈铭枢接近进步势力是假心假意的
蔡廷锴在会上追溯了三十几年的往事，说明陈铭枢一贯对革命就采取了反对的态度。蔡廷锴说，陈铭枢曾经是我的上司，1922年，陈炯明在广东叛变革命时，陈铭枢率领一个团按兵不动，眼看着中山先生蒙难不救。李章达等责备他这种反革命行为说要杀陈铭枢，他就急急忙忙把兵交给陈济棠，自己跑到南京当和尚去了。后来，孙中山要统一广东时，争取他，让他当旅长，可是北伐战争到了紧急关头，陈铭枢又跑到蒋介石那里做官去了。
接着，蔡廷锴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陈铭枢一贯拥蒋，不得已时接近进步势力，也是假心假意的。蔡廷锴说，从大革命失败到福建人民政府成立这一段，陈铭枢一时靠拢胡汉民，一时靠拢蒋介石，一时靠拢汪精卫，朝秦暮楚。
谈到抗战时期的陈铭枢，蔡廷锴认为他那时并没有积极参加抗战，反而同蒋介石的特务头子密切往还，反对和破坏国民党中的民主进步力量。全国解放前夕，他住在上海，我们大家在香港，曾一再请他到香港去共商反蒋大计，他却拒绝，而在上海同特务头子郑介民密切往还。
陈铭枢支持梁漱溟反对总路线
屈武在发言中，着重揭发了陈铭枢在解放以后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反动言行。
屈武说，1953年，毛主席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梁漱溟公开反对总路线、反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受到到会的人一致批驳。当时，陈铭枢却为梁漱溟辩护。陈铭枢所以这样忠心耿耿地为梁漱溟辩护，那是因为梁漱溟当时说出了他心里要说的话，引起了他阶级本能的共鸣。今年5月，陈铭枢乘着大鸣大放的机会到上海活动，散播共产党不能领导学校的言论，还支持在中学任教的罗海沙在学校里搞大民主，要赶走共产党的支部书记。
屈武说，陈铭枢在担任民革中央学委会主任期间，在许多场合都说思想改造只有实践，理论学习只不过是学些教条，是没有用处的。实际上他是反对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反对思想改造。陈铭枢还曾在“现代佛学”杂志上，大谈佛学与辩证法的关系，大力提倡马列主义和佛学合一的理论，既歪曲了佛学，更歪曲了马列主义。
邵恒秋说，国民党军统特务罗海沙，听说原是监视陈铭枢的，后来陈铭枢竟和他搞得非常亲密。1949年南京解放后，陈铭枢又把罗海沙任为当时南京民革组织的财务委员。当时组织非常混乱，后来发现罗海沙就是制造混乱的主要人物。
梅龚彬系统地揭露了陈铭枢的罪恶历史
梅龚彬说，陈铭枢的检讨，避重就轻，不着边际。他对自己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毫无认识和悔悟，我们不能同意这样的检讨。
包庇反革命分子
梅龚彬说，解放后，陈铭枢一再包庇反革命分子。李任夫是一个叛党卖党的反革命分子，1951年陈铭枢竟推荐他任民革武汉市筹委会委员，在中央常务委员会上有人表示坚决反对，陈铭枢却声明担保李无政治问题。陈把李拉进民革武汉市筹委会后，让他编辑“武汉民革”，在创刊号上就发生了严重错误（刊载歪曲毛主席谈话和损害统战关系的文稿等）。1954年李任夫由武汉致函民革中央几位负责人，请求调北京工作，并要求介绍他到大学任教，陈铭枢就在李的信上附字数行，再度为李保证政治、历史无问题。中央拒绝了李的要求。1955年肃反运动中，政府查明李任夫是一个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逮捕了他。
解放前作恶甚多、与章伯钧关系甚深的政学系政客王次甫，曾由章伯钧提请中共统战部安排，遭到拒绝。陈铭枢竟私自把他拉到民革武汉市筹委会去，分担常委邓飞黄的一部分重要职务。在三反运动中，王次甫解放前的罪恶被人民揭发出来，中共中南局统战部负责同志把王解放前在河南任洛阳专员时屠杀共产党员和群众三百余人的血债，以及在江西任民政厅长时顽抗红军、整编保甲等历史罪恶材料交给陈铭枢看，希望陈和民革市委动员王自动坦白交代。但陈不惜破坏运动，竟把材料私下给王次甫看了；同时为逃避民革市委对王的追查和对他的批评，又私自把王送来北京，并要求民革中央为王解决工作问题。
勾结国民党特务
陈铭枢为甚么竟至敌我不分呢？当然不是偶然的，由于他坚决站在反人民立场，早在解放之前他就曾勾结过国民党特务。
当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撕毁旧政协决议，悍然发动反共反人民内战后，许多原在南京、上海的民主人士先后到香港，竖起反蒋反美反内战的旗帜，坚持民主运动。当时，陈铭枢却固执地留在上海。李济深、蒋光鼐等曾一再催他到香港一同进行民主革命事业，但他总是用各种借口推托不来。原来他是美其名曰搞策反，实际上在那里和特务密切往来。后来事实证明，那时在他周围，有罗海沙、王师亮、宋正浩等一群特务。不止于此，他还和军统头子郑介民勾勾搭搭。如他所说的，他那时在搞策反，究竟是他策反了特务头子郑介民，还是郑介民策反了他呢？从他在解放后一再包庇反革命分子的事实看来，恐怕他被策反了吧！
勾结托派
梅龚彬说，陈铭枢并不以勾结特务为满足，为着施展他的政治野心，竟不惜勾结托派。有一件是我亲眼见的，有两件是耳闻的。先说耳闻的，仅次于陈独秀的托派头子彭述之，经由特务王师亮的介绍，陈铭枢曾准备把他安置在神州国光社任总编辑。另一托派头子杜畏之，陈铭枢把他留住在重庆住所，一住经年。亲眼见的一件事是：1936年我们都在香港，那时托派头子张慕陶由山西南来，陈铭枢邀他住在九龙，密谈几天，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并企图共同组织一个反共反人民的托派政党。
勾结美帝
梅龚彬说，1949年，陈铭枢从刚解放的上海来到北京，竟向周总理“献策”说，如果中共愿意与美国妥协，司徒雷登保证美国能援助中国多少美金。这说明陈铭枢为了满足他个人政治野心，竟想出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陈铭枢自称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主张的忠实拥护者，竟然甘作美帝走狗，衔司徒雷登之命来作说客，企图使中国人民重新沦为美帝殖民主义的奴隶。
名为反蒋，实际反共；
名为抗日，实际拥蒋
梅龚彬说，从以上事实看，不要说陈铭枢今天侈谈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全是假的；就是解放前的反帝、抗日、反蒋也是盗名欺世。拆穿来讲，他是：名为反蒋，实际反共；名为抗日，实际拥蒋。事实如下：
（一）约在“九一八”事变前夕，广州的西南军政委员会诸人共谋反蒋，当时陈是广东省主席，又掌握十九路军兵权，成为关键人物之一，而他却宁愿丢掉广东省主席，也不肯反蒋，竟然离开广东跑到日本去了。但后来何应钦电邀他回国，他则毫不迟疑地回来了，而且去江西充当剿共左翼军总司令（何应钦自任右翼军总司令）。
（二）1933年，李济深和他、我都在香港，当时以福建十九路军为中心的反蒋计划在酝酿中，蒋介石的心腹、当时的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突然到港，假说是与他共商反蒋大计，实则是衔蒋介石之命，来摸十九路军反蒋计划的底细，以便蒋介石知所应付。有一次，李济深、黄绍竑和他、我，乘汽轮到海上密商，很奇怪，他一开始就将十九路军全部反蒋计划（包括联合红军的计划）告黄，狡猾的黄绍竑假说：一旦十九路军进迫浙江边境，即在浙宣布独立来响应。黄探知内情后，回去一一告诉蒋介石。后来福建人民政府反蒋运动搞起来了，蒋介石调动主力部队自浙入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打击十九路军主力，福建人民政府革命运动之所以迅速失败，陈铭枢是要负重大责任的。
（三）1936年陈自莫斯科回国，自谓对共产党所提“八一宣言”，表示接受。但是，1937年抗战开始，陈一到南京就利令智昏，迎合反动集团的意旨，创议解散民族革命同盟，并没有征得李济深等的同意，就独断专行地宣布同盟解散。
揭发陈铭枢的丑恶历史，是为了使他认识错误的严重性
梅龚彬最后说，我们原是不想算旧账的，如果解放以后，他能自己斩除过去一贯的政治野心，彻底认识过去的罪恶，老老实实跟着人民走，人民当然不再追究历史，我们也不必要再提往事。但事实并不如此。现在为着帮助他认识目前所犯错误的极端严重性，不能不追溯到思想根源，也不可避免地要联系到一些历史上的事实。这对他正视现在、明确将来方向，是大有裨益的事。
陈铭枢拿着十九路军抗日旗帜欺骗人民
吴茂荪在发言中，揭发了几件可以看穿陈铭枢真面目的事实。
第一件事：1922年孙中山北伐，兵至韶关，陈铭枢当时是粤军第一师第四团的团长，竟通过黄居素勾结陈炯明叛变了，表现非常恶劣。中山先生非常痛恨他这种背叛行为。
第二件事：陈铭枢一向是以抗日、反蒋为政治资本的。吴茂荪说，我今天要戳穿他的抗日、反蒋完全是假的。1931年冬，当时国民党内部矛盾非常剧烈，在上海举行了所谓宁粤和谈。那时大家说好蒋介石下野，十九路军调驻宁沪一带，由孙科任行政院长，组织政府。当时汪精卫曾称病住医院，忽然有一天出院去杭州会晤蒋介石。陈铭枢当时兼行政院副院长、交通部长和京沪卫戍总司令三要职，他在第二天由南京飞到杭州与蒋汪会晤。他以十九路军为资本，支持了蒋介石和汪精卫，孙科被迫下台。当时李济深在上海，本来预备去南京出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参加反蒋的政府，结果因陈出卖而未去成。其后，在洛阳举行国难会议，陈铭枢在会上大谈蒋汪合作，共赴国难。请问陈铭枢是反蒋呢，还是拥蒋呢？
吴茂荪说，至于说抗日，陈铭枢也是没有份的。“一·二八”十九路军淞沪抗日是中国人民一段英勇光荣的历史，蒋光鼐、蔡廷锴是当时全国景仰的英雄人物。而陈铭枢当时并不是真心抗日的。在“一·二八”的前夕，陈铭枢还打电话给蒋光鼐要他即刻去南京，对蒋光鼐说前方形势紧急不能去。当时谁都知道陈铭枢是想阻止十九路军同日本人正面冲突。洛阳会议后，陈铭枢由洛阳飞到真茹，散布了由孙希文起草的无耻的撤退宣言，他就这样地出卖了十九路军，讨好日本人，讨好蒋介石。请问陈铭枢，你是真抗日还是假抗日呢？假如你今天还妄想拿着十九路军抗日的旗帜来欺骗人民，十九路军阵亡将士的英灵也是不答应的！
吴茂荪还举出了一些事实说明陈铭枢有篡夺民革领导权的野心，并且指出陈铭枢有更大的阴谋，在上海搞了一个小集团。关于这个小集团的情况，吴茂荪要求陈铭枢彻底交代。
最后，吴茂荪说，从今天所揭发的材料来看，陈铭枢一贯的投机善变、反复无常，一贯的出卖革命、出卖朋友。解放前一二年，陈铭枢留在南京不愿去香港，为的是什么？据我分析，陈铭枢是想两面投机，一方面和民主党派联系，表示自己进步；另一方面又想以十九路军为资本，和蒋介石特务相勾结，企图出卖革命。由此可见，他的抗日、反蒋、反美全部都是假的，他勾结特务、勾结托派、勾结帝国主义、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才是真的，他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野心家，我们必须在民革全体同志的面前，在全国人民的面前，剥开陈铭枢的面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