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这样走过来的——人大代表吴贻芳访问记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她是这样走过来的
——人大代表吴贻芳访问记
本报记者　傅冬
在人代会上，遇到一位江苏省的代表。他说：“吴贻芳在我们小组的发言很好，给我的启发很大。”
六十四岁的吴贻芳先生，在金陵女大作过二十多年的校长。
吴贻芳先生很痛快，一见到记者，就开门见山地说：“右派分子口口声声说拥护共产党，可是一碰到具体问题，他们就这不赞成，那不同意！在小组会上又推说自己检查不出自己思想的毛病，要别人帮他们找毛病的根子。有的右派分子说自己思想一天一个样，把改造说得容易的了不得。”她感慨地说：“要是老这样，那一辈子也查不出毛病的根子！改造是一场痛苦的自我斗争过程，哪里那么容易！”
我请她谈谈自己的体会。
她谈起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
那时候，好些人批评在教会学校作事的人，是给帝国主义服务的，给帝国主义培养奴才。她听了这种批评，非常生气。她认为自己辛辛苦苦办了几十年学校，为的是叫女子也能上大学，也能到社会上作事。这怎么能说是为帝国主义培养奴才呢！再说，日本飞机轰炸得最厉害的时候，她都没有叫在学校里挂美国旗。不管怎样，至少爱国思想、民族意识，这点总应该肯定吧！
有一天，一个同志好心地来帮助她，为了提醒她，说了这么一句：“很多在教会学校作事的人有买办思想，你也可以检查检查！”她一听更火了。买办？她可知道买办是什么样子，就像美孚洋行经理那副鬼样子，自己怎么会是那样的？这样一来，她更不动脑子了。
陈一凡教授（金陵女大中国语文系的系主任）有天对她提了一个问题：“皖南事变以后，你怎么想的？你那时有没有想过中国人民的前途？”这一问，倒真把她给问住了。那一夜，她整晚没阖眼。她翻来复去地想，皖南事变后在成都，天天有人给她寄新华日报，可是她连看都不看一眼。自己把自己圈在教会学校的围墙里，只要学校整得有条有理，美国继续来经费，自己地位没问题就行了，管它外面闹成什么样子！外面打得你死我活，也与我无关！她问自己：这不是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是什么？这不是把学校当成文化租界是什么？这不是与人民隔绝又是什么？学校事事都得听美国校董的话，美国人说什么是什么。学校里讲的念的，好些都是原封不动地从美国搬来的教材，连社会学都念的是美国原文书。学校的美国先生多极了，好些系主任和教务员都是美国人。这不是传播美国文化是什么？学生们满嘴洋文，她们羡慕美国，向往美国，谈起来什么都是美国的好！是的，自己整天也给学生讲要为社会服务，但究竟为什么社会服务？服务的对象究竟是谁？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勃发的时候，学生的情绪激昂，要罢课、游行，自己却劝她们安心在校读书。这怎么能对得起人民！这么一想，她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立场是有问题。这不是买办思想是什么？自己不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又是什么？她羞得抬不起头来见人了。
“当然，思想改造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这几年，经过几次大的运动，加上自己也常出去跑跑，认识上稍稍提高了些。”吴贻芳这样说。
1953年，她和一些江苏省的政协委员去参观淮河的三河闸。那里的几万民工见他们去了，高兴得不得了，给他们说东道西。老乡说，他们那里十年九不收。他们盼呀！盼呀！盼了几辈子了，盼望能有个闸。国民党时，说要建闸，可是建了几年，只打了几十根桩子。而现在不到一年工夫，这座闸就要建成了。同行的一个民族资本家听了说：“现在我亲眼看到人民政府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了！”他看到了他的工厂上缴利润用在那里了。一位曾在国民党监察院作过事的政协委员谈起了解放前运河决口的事。那次他去调查灾情。当地的老百姓哭着对他说，当发大水的时候，远远来了一条轮船。老乡见了，都高兴得叫起来了。那知道轮船把“导淮委员会”的官员接到船上，就调转身走了。任老百姓哭死、喊死，也没人理。哪像现在政府这样处处为老百姓打算呢！
头年，吴贻芳去日本访问。见到许多最近来过中国的日本人。那些日本的教师、工人、职员、资本家，都异口同声地对她说，中国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在那么烂的摊子上，作出这样的成绩，真是万万想不到的事情。他们称赞中国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成就，他们特别谈到了中国人民道德面貌的改变。中国没妓女了，没当铺了（日本当铺很多），住旅馆，不关门也不会丢东西。一位公务员访问中国以后，写了一本有关中国的书，送给吴贻芳。书中有一段这样写着，中国人过去遇到困难，总是说：“没办法”，现在他们说：“有困难，但有办法克服”。新中国的人民自豪地说：“我们要让高山低头，我们要让河水让路。”他们很愉快地在为祖国劳动着。
她说着从文件袋里拿出两张纸来，她说：“这是我的发言提纲。我准备在小组会上谈谈我听周总理报告后的体会。”我看了一下，见上面写着：
“成绩那里来的？靠党的领导。如农业增产、战胜灾荒……没党领导不可能。
党领导成功的原因：
①大公无私　②辩证法……”
吴贻芳见我看完了，忙说：“这几年自己觉得不管怎样，拥护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路这点没问题了。可是事实上遇到具体问题，思想感情还离得老远呢！”
她说，这一次章伯钧提出“政治设计院”的时候，开始她就没注意，没想到这里面有什么阴谋。接着她又谈到6月初，当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那篇社论后她的心情。她说当时她担心极了。在江苏省委的一个座谈会上，她问省委，是不是要“收”了。她关心地说，北京和江苏的情况不一定完全一样。省委应注意省里的具体情况，过去提的意见，能执行的马上执行，不然群众不敢提意见了。而且会怪共产党！
“现在想起来觉得好笑，而当时确实是那样想的。自己还觉得是为了爱护党才说这样的话。实际上，这是对正确反批评的重要性认识得不够。我这种思想，到北京后，经过小组讨论，加上看了许多人民日报的社论，特别是听了周总理的报告，脑子才算开窍了。你说，要是对右派的反动谬论不进行批判，好些人弄不清是非，立场不坚定的就会跟着右派分子跑，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些大的原则问题错了，一定得批判。”
谈到了“民主”这个问题，吴先生说，周总理报告里，这点说得透彻极了。她说，她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常听见学校的教授和同学说，某某议员是什么大公司的老板，某某议员是什么地方的大地主。他们常常在议会上吵架。比如这个作植物油生意的议员主张降低黄油价，而那个养牛的生产黄油的地主议员死不同意，这样他们就吵起来了。这就是美国的“民主”。而我们呢？事事从六亿人民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我们要让六亿人民有饭吃，有工作做，这是真正的民主，这是最大的民主，而好些知识分子在这点上常闹不清楚，想问题总忘了六亿人民，老想着自己个人。
她还谈到另外一些问题，她说那些问题她在思想上也渐渐明确起来了。可是在小组讨论会上，有时自己的发言还不那么坚强，还不能撕破面子，脸对脸地批驳右派分子。这说明自己的主人翁责任感还不够。
吴贻芳停了一会，又接着说，知识分子最大的毛病，就是光说不作。好些人一天到晚嚷嚷：“理论要结合实际呀！”实际呢？他们只“懂”了“理论结合实际”的理论。他们站在岸上看工人、农民向社会主义划船，他们指手划脚，却从不动手。有些人好一些，上了船，但也只是站在船上看风景。这怎么能行呢！
她说，社会主义这一关对知识分子是个重要的考验。
讲到这里，她说了一个故事：
有人曾经问过小托尔斯泰一个问题：“你是旧俄时候的文人，你怎么能在苏维埃政权下得到那么大的成就？”小托尔斯泰听了马上说，当我认识了新社会，接受了新思想，我就把我的整个身心，整个思想感情都投到里面了。”
“好些知识分子缺少的正是这个。改造是一辈子的事。我一定要继续努力自我改造，把自己的全部思想感情献给共产主义事业！”她这样表示。
吴贻芳现在是江苏省的副省长。她回忆着她走过的道路，联系到周总理的报告，她说：“共产党的大门对所有的人都是开着的。任何人犯了错误，只要承认错误，愿意改正，那人民和党是欢迎他的。”她说，这点她在工作中体会很深，这点深深地感动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