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见的共产党的一个普通农村支部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我所见的共产党的一个普通农村支部
聂国青的发言说：　我是个年近八十岁的人，今年四五月间去湖北省的襄阳专区视察工作，走了若干个县，也到了不少农业社作了深入考察。我听了很多，看的也很多，深刻感到一年来农村确实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农民生活的改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党的基层干部在帮助人民提高生活水平上细致地辛勤地做了许多工作，同群众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关系。右派分子的谎言，只能证明他们自己是得意忘形的野心家。
我完全同意并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大会的其他各项报告。
一九五六年我国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生产资料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农村正处在由贫困变富裕的深刻转化中。
今年四、五月间，我去湖北省西北部的襄阳专区视察工作，着重了解了农业合作化后农民生活的变化情况。在这期间我到过随县、枣阳、襄阳、光化、谷城等若干个县，听了地方党政领导同志的汇报，并且也到了不少的农业社作了深入考察，我听了很多，看的也很多，我深刻感到一年来农村里确实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使我大有落后了几年之感。我看到在农业合作化的鼓舞下，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兴修农田水利、积肥造肥、改良农具、种子等各项增产措施的实施，在农业合作化的第一年就获得了空前的丰收，农民生活也得到相应的改善，农村面貌已焕然一新。在我视察快结束的时候，小麦已经收割完毕。使我特别感到高兴的是，今年小麦又打破了前所未有的记录，取得了五个县的大面积丰收，每亩平均产量都达到三百多斤以上。农业丰收，农民生活的改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靠我们的辛勤努力取得的。从我所到过的这些地方，当地党政领导和全体农村干部，他们除了正在全力以赴的领导农民开展规模宏大的农业生产运动外，他们自上而下在农业生产的领导上，还特别注意了对困难户的生产和生活的安排工作，并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共随县两水乡首义社分支部多方面的积极帮助困难户安排生产和生活，就是我所看到的在这方面所做的无数细致工作中的一例。从这个普通的中国共产党农村的基层组织的平凡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右派分子对我们可爱的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攻击是何等的荒谬和无耻。
两水乡首义社在农业合作化后社员的生活变化情况和他们是怎样帮助困难户安排生产和生活的，我想向代表们作个简要汇报。
首义社是一九五五年冬由初级社升为高级社的，由于发挥了集体经济组织的优越性，和其他所有的农业社一样，合作化的头一年就获得了丰收，小麦平均亩产二百零八斤，比前一年增产百分之八十五；籼稻改粳稻由亩产四百二十一斤提高到五百零二斤，增产百分之十九；亩产皮棉五十九斤，比前一年增产百分之一百五十六。去年分配时，全社二百八十四户有百分之九十八的户增加了收入，一九五五年每人平均收入四十八元，增加到去年的六十七元，增长百分之四十。
合作社虽然增了产，大部分社员增加收入，生活有了改善，但是社内仍有三十七户社员过着三够（够吃、够穿、够用）不足的生活（这里不包括烈军属和五保户，他们的生活根据政府的规定，合作社早就已经做了很好的安排），其中困难较大的是十六户，一九五六年的平均收入只四十元，比上中农生活水平低近一倍。据调查，困难原因有三：一是长期生疮害病的，二是原来家底薄，积债过多的，三是家大口阔人多劳动力少的。累计欠债一千四百六十元，其中有若干户欠债都在一百元以上，目前的主要问题是缺衣穿和缺少小农具，贫农杨正启五口人只有一床被子，与妻子共衣换洗，有六户没有挖锄、锹影响出勤，少做了工分。困难户的生活合作化后，虽然也有不同程度的改变，但是他们长期的贫困生活确不是一时可以改变过来的，家大口阔户蔡华启七口人五个小孩，只有自己和妻子两个劳动力，收入少、负担重，生产情绪不高，有的说：“有劳力的好，无劳力的有五保，就是劳动力少人口多的不好搞。”有的甚至生产完全失去信心，不好好劳动，没有钱找社里支款，并说：“反正合作社不会饿死人”等等，显然这个问题，不得到解决就必然影响到合作社的巩固，影响到生产的发展。这个社的党支部对此引起了充分的重视，从去年冬天起支部就经常开会研究他们的问题，并采取困难小的由信用社贷款，困难大的从社的公益金中补助的办法，全社共贷款三百一十二元，公益金补助二百一十元，做了七十七件棉衣给少衣服的穿。经过一段的努力，安排困难户的紧张情况缓和了一些，但支部仍然认为这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临时办法，要解决困难户的问题，必须进行长期安置，采取具体措施根本解决。经过支部多次研究后，统一了认识，分片进行挨户访问，摸清每户不同的思想情况和困难原因，然后订出帮助困难户由贫困变富裕的全面规划和具体措施。他们的办法是：
第一，因人制宜进行活路安排，作出劳动规划，根据他们半劳动力、辅助劳动力多和劳动力弱的特点，把喂牛有经验的十五户安置喂牛，每头牛一年一百二十个劳动日可以抵大半个劳动力的收入，一户木匠安排专做社内木活。
第二，从家庭副业上进行扶助，主要是养猪，采取一般困难户喂糙猪，困难较大户喂母猪的办法，资金由社内解决，计划今年底达到一人一头，或一人二头。喂鸡每户达到十只。
第三，在不过分加重社员负担，经过社员同意的原则下，从公益金中适当给予补助，邓从亮四口人两个小孩，本人生病一年多只妻子一人劳动，社里决定他的病未好前，每年从公益金中补助他一百元。对目前缺少农具、衣服的四户从公益金中支出做了十二件棉衣、买了农具八件给他们，困难都基本得到解决。
这些办法都是支部慎重提出，经过社员大会讨论通过后作为决议执行的。根据这个规划，这个社十六户较大的困难户，今年有八户可以达到上中农的生活水平，八户可以达到一般的生活水平，到一九五八年有十五户可以达到上中农的生活水平，只一户仍维持在一般的生活水平上。
一年来农业合作化的实践证明，农村中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农民真正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一九五六年在转高级社以前，这个社过着三够有余即上中农生活水平的只占百分之十四点五，去年就已经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二，三够的一九五五年是百分之四十点八，去年是百分之二十五。三够不足的，一九五五年是百分之四十四点七，去年就下降到百分之十三。我完全相信再经过一两年的努力，这个社的贫困面貌就可基本得到改变。
生动的事实教育了每个农民，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更加坚定了，生产积极性更加高涨了，以前有三户中农想退社，现在说：“我死也不退了”，单干的中农许明志说：“合作社不收我，赖我也是要赖到合作社的。”
这个社的情况就是这样。我再一次说明，这只是我所看到的无数事例中的一个。我到其他县，他们也都非常系统具体的注意了对这一工作的领导。谷城县长对我说：“我是把这件事当成个重要政治任务去完成的。”出席这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特等农业劳动模范、谷城县新生活社主任、共产党员蔡以田同志的住房里就贴着一张困难户的名单，名单上有每一个困难户的具体安排规划和党支部对每户的分工负责人。蔡以田同志每月检查一次执行情况，他们的行动和广大农村工作干部、共产党员一样体现了他们关心群众疾苦的高贵品质，因而他们也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
最近一个时期，在党的整风运动开展以后，我国的政治生活显得特别活跃，人民群众从爱护党、爱护社会主义事业的愿望出发，善意的向党提出了不少的批评和建设性的意见，这对于帮助党克服和防止前进中的缺点和错误，对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疑地将起到有益的作用。但是右派分子却用两面派的手法，在帮助党整风的幌子下，对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事业展开了猖狂的进攻，他们叫嚷：“八年来的工作缺点是主要的”，“漆黑一团”，“人民生活下降了”，“什么事情都搞糟了”，他们要搞“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反对“党天下”，铲除“三害”的“根源”——无产阶级专政等等，他们这些得意忘形的野心家，企图把和风细雨的整风运动变成一股推翻党的领导、搞垮社会主义事业的狂风暴雨。
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是经不起一驳的，几年来的生活实践对每一个中国人民都是极为深刻的教育。上面我向各位代表汇报的那些情况，中国农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倒了骑在人民头上的地主恶霸及其他各种反动势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发展了生产，改善了人民生活，困难户再过几年就不见了，难道这些叫“糟得很”吗？广大干部和千百万共产党员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关系，如像蔡以田同志一样把困难户的名单贴在房子里，这就叫“共产党员脱离了人民群众”，“无恶不作”吗？我是个年近八十岁的人，我不但以自己的认识和经历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自己感到无限光荣和自豪。八年前我们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推翻了骑在人民头上的作威作福的反动统治，人民自己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做了国家的主人，几年来我们又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革，我们已经做了旧中国几十年几百年所不能完成的工作，我们也正在做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国人民正在用自己的劳动迅速地改变着国家的面貌，难道这些是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所能够取得的吗？受人民爱戴的共产党绝不是一阵邪风就能够吹倒的。
右派分子还有他们的市场，我们不能对各种形形色色的右派分子宽容，对他们的任何宽容，听任那些反动言论不加驳斥，就是对人民事业不负责任。我们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稳立场、明辨是非，划清界限，把右派分子的丑恶面目在人民群众的面前揭露无遗，保卫我们的革命成果，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