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7月6日湖北日报社论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谁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
——7月6日湖北日报社论——
编者按：湖北日报这一社论着重批判了以彭一湖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反动言论。右派分子彭一湖是汉口市人民委员会参事室的副主任。解放前他是湖南岳阳的大地主，当过衡山实验县的县长，由于他压迫农民和剥削农民出了名，蒋介石政府曾表扬他为“模范县长”。6月4日在中共武汉市委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他却装着维护农民利益，替农民叫苦。他的主要论调，是所谓“人民内部矛盾顶严重的是农村的矛盾，而农村矛盾主要又是国家和农民的矛盾”；“粮食统购统销搞坏了”；“农民过着饥饿的生活”；他甚至还诬蔑说：“这次武汉整风运动揭发出许多丑事，我看见有些双料宗派主义的共产党员和腐败透顶的国民党员没有什么不同。”他这一些反动言论，受到各界人民的驳斥。曾经受过他剥削的农民纷纷用他过去剥削农民的事实来揭穿他的假面具。
像彭一湖这种假装替农民叫苦的右派分子不只是湖北省有，在其他各省市都有，他这种反动言论具有代表性。因此，我们把湖北日报批判这种反动言论的社论，全文转载在这里。
正当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已经胜利实现，农业生产已在迅速向前发展，农民生活已在逐步改善，广大农民满怀信心地沿着幸福的社会主义向前迈进的时候，如彭一湖之流，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之中的地主、富农的典型代表人物，却向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向工农联盟进行恶毒的攻击。说什么“人民内部矛盾顶严重的是农村的矛盾，而农村的矛盾主要又是国家和农民的矛盾”，什么“农民过着饥饿的生活”等等。一句话就是说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把农村搞得一团糟。彭一湖之流这样热心地来替农民叫苦，其目的是为什么呢？他们真正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吗？我们不妨就右派分子在农民问题上的一些叫嚣加以研究，是真金就不怕火来炼。
过去彭一湖之流就说过，土地改革“搞糟了”，但是这个老调子他们自己已经觉得不好意思再唱了。因此，现在换了新的调子。彭一湖说，人民内部的矛盾主要是国家和农民的矛盾。这个说法显然是不符合于实际情况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不是代表农民利益的？合作化以后农民生活是不是改善了？粮食统购统销是糟透了还是好极了？这些问题原是农民群众和客观事实已经回答了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本来是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条件，是为了消灭剥削制度和产生剥削制度的基础，使农民最后摆脱剥削，摆脱贫困，也正是为了解决工人阶级同农民之间的矛盾。这不是我国人民的普通常识吗？怎么会把国家和农民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矛盾，扩大成为人民内部的主要矛盾呢？是农民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吗？不是。大家知道从1955年的下半年到1956年春季，这样一个短短的时间内，我国农村掀起了社会主义的高潮，参加初级农业社的农户达到了总农户的90％以上，参加高级农业社的农户则达到了总农户的60％以上。广大农民为什么在这样短的时间内，那样热情而又有秩序地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呢？因为他们懂得这是使他们最后摆脱剥削和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唯一出路。他们说，社会主义是自己的“命根子”，把社会主义革命看成是土地改革以后的第二次大翻身。这就证明党和农民的关系比过去更加亲密了，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比过去更加一致了，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经济基础上也比过去更加巩固了。
合作化以后，农业生产是发展了，还是衰退了呢？农民的生活是不是改善了呢？“农民过着饥饿的生活”这是彭一湖夸大国家与农民矛盾的论据。我们看看1956年吧，这是合作化以后的第一年，也是考验合作社的优越性的一年，就从我省来说，合作化以后，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干塘变水塘，沙畈变米畈”，“江水翻大堤，湖水上青山”的生产决心和行动，是历来少见的。农民的这种生产积极性，收到了巨大的成果，1956年我省的粮食产量达到了二百一十亿斤，比过去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还多三十五亿斤，比1955年增产二十二亿斤，即增产11.7％，全省增产的农业社占90％以上，受灾社和减产社只占10％。有85％的社员增加了收入，只有将近8％的社员减少了收入，其余的社员是不增不减。而且经过去冬今春的努力，减产社、减产户，又变成了增产社和增产户。不仅一般的社员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而且就连老、弱、孤、寡、残疾的社员，在生产和生活上，也得到了适当的安排和照顾。他们的生活也相当于一般社员的水平，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这些都是铁的事实，谁说农民的生活降低了呢？这不过是那些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抱着敌对态度的右派分子，故意无视农村的新面貌，抹煞农民生活的改善情况，否认农民辛勤劳动的成果的无耻捏造。当然，今天农民的生活水平，一般说来还是很低的。但是，广大农民知道得很清楚，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在勤俭建国、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来逐步求得解决，彭一湖的家乡湖南岳阳黄田高级社的农民，把彭一湖替农民叫苦比之为“猫儿哭老鼠”，真是一针见血！因为他们对彭一湖的长期残酷剥削还记得很清楚，那时帮彭家种田做工，还经常挨饿。而解放后，他们的生活已经改善得好多了。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不是对农民有利，是糟透了还是好极了呢？这里暂且不说这个政策对于保证人民对粮食的合理需要，对于支援工业建设，对于限制资本主义，对于稳定物价等的优越性，单凭1954年我省所遭受的大水灾，就是一个很好的考验。在那样大的灾害面前，不仅粮食没有涨价，而且保证了农民有粮食吃，没有饿死一个人，使农民顺利地渡过了灾荒。要是在旧社会（如1931年的大水时），农民不是要“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吗？那还能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呢。“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救命政策”，“百年未有的大洪水，千年未有的好政府”这是广大农民的声音。那些迷恋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只顾个人发财享受，不顾大多数人死活的右派分子，大概是无论如何也不愿理解这些的。当然，在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中，是存在着缺点的，例如，有个别地方购粮过多和留粮过少，或者供应过宽和供应过少等，因此，对于这些缺点的批评和要求改进这项工作，那是完全正确的。这与右派分子对这个政策的恶意攻击是有本质区别的。
究竟是谁代表农民的利益，这不是十分清楚的吗？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才能够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农民最大的全面的利益，包括他们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过去和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广大农民对这个问题体会得最深刻，他们从中国两个革命的结果和新旧社会的对比中，亲身体验到党和工人阶级，是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的，是和他们血肉相联的，因而他们始终是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寄托在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上。除了共产党和工人阶级以外，还有那一个党派，那一个阶级能够代表农民的利益，能够领导农民获得彻底的解放呢？
彭一湖之流代替农民叫苦，是代表农民利益的吗？说实话，在旧社会他们正是压在农民身上的一个大石头，正是剧本“白毛女”中的黄世仁，是他们把农民抛到了黑暗的深渊，是他们把农民变成了鬼。岳阳黄田贫农龚绪初质问彭一湖，他的母亲过去在彭家做工，一天只有一升半米，为什么彭一湖当时不发发善心呢？像彭一湖这些人，今天得到了农民的宽恕和政府的安排，但他们仍然保持着过去的丑恶灵魂。因此，凡是人民群众认为好得很的事情，他们则说是“糟得很”。他们同农民的利益有什么一致的地方呢？他们同农民有什么共同感情和共同语言呢？他们又有什么资格代表农民叫苦呢？然而说也奇怪，过去的黄世仁却居然在今天代表农民叫起苦来了。这不过是他们企图通过这种叫嚣，煽动农民起来反对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好让他们把我们国家拖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重新过着他们从前那种荒淫无耻，挥霍无度的剥削者的生活。右派分子的这种阴谋诡计，当然是徒劳的。新型的、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农民，对于这些老爷们的脸谱并不生疏。因此，当着右派分子挑拨党和农民的关系，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时候，就引起了他们极大的愤怒。今天本报发表的岳阳黄田农民对彭一湖的控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农民完全懂得，右派分子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就是挖掉他们的幸福前途的根子，他们警告右派分子说：“谁要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谁要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就要同他拚命”，“就要把他当作垃圾抛到茅坑里去”。
应该说，在社会主义胜利发展的道路上，右派分子又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次课。这一课说明，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基本结束，但并没有完全结束，阶级矛盾、敌我矛盾仍然严重存在。在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上，绝不是风平浪静的，反抗社会主义改造的分子还在伺机向劳动人民进攻，因此我们要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
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主要是依靠了强大的工农联盟。农民在党和工人阶级的指导下，获得了自己的彻底解放。今后农民对于社会主义的建设，又将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作出巨大的贡献。去年我省虽有灾害，仍然获得了大丰收，今年又是捷报频传，农民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有力的粉碎着右派分子的挑战。农民的劳动是无上光荣的，党和工人阶级应向劳动农民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