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学生、工人、农民联合作战 说理摆事实　驳倒张百生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教师、学生、工人、农民联合作战
说理摆事实　驳倒张百生
据沈阳日报、辽宁日报报道：沈阳师范学院张百生、黄振旅于6月10日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课题”为题，发表反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言论（6月16日本报二版曾摘要转载过这个言论）以后，沈阳师范学院分别于6月28日、29日、7月1日、3日和5日，举行争辩会，批判张、黄的反动言论。先后在争辩会上发言批判张、黄的，有该院教师、学生，有沈阳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工人，有沈阳县农业合作社干部和社员，有张百生的家乡——辽宁省辽阳县安平区的农民代表。经过了几次争辩以后，张百生、黄振旅的嚣张气焰已经被打下来，他们承认自己的谬论破产了，并于7月5日下午的争辩会上表示向人民请罪。
教师学生打第一仗 张百生逻辑混乱，步步败退
张百生、黄振旅原来以为没有人敢批判他们，要求面对面争辩，但是，真正举行争辩会以后，他们就胆怯了。在6月28日第一次争辩会上，张百生就首先对自己的发言作了某些更正。他声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很大的、辉煌的成就，过去写文章时因为写得很匆忙，而且是为了帮助党整风，同时觉得一提成绩就千篇一律，空洞无物，所以写得很少，今天要再估计，不得不简单提一下。他说：比如没有土改，就不能有新中国，不能奠定农业合作化的基础；没有抗美援朝，就很难设想有今天这样读书的环境；没有三反、五反，就不能有今天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不能保证有今天这样廉洁奉公、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机构；没有镇反，就不可能获得抗美援朝的胜利，不知有多少工厂、桥梁要被破坏；“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个方针也是正确的，等等。但是，他又说，这些更正并不表示他们接受了批评。
农民代表参加争辩 污蔑合作化的谬论彻底破产
接着，讲师徐虹、李芳钧、学生栗景义等分别从理论上、事实上一一批驳了张、黄的谬论。在面对面的辩论中，张黄二人的逻辑前后矛盾，不得不步步退却。
在六天的争辩会上，发言最有力的是农民代表。在7月1日的争辩会上，沈阳县姚千户乡乡长姚恩林和五位农民，代表全乡农民用具体事实一一驳斥了张、黄关于“农业合作化全面冒进了”、“肃反是庸人自扰”的论点。
姚恩林说：我们农民从报纸上看到了张百生、黄振旅的文章，非常气愤。大家都要放下锄头来找他们两人面对面辩论。为了不影响生产，我们乡、社干部一再劝阻他们，最后派了我们几个代表来与张、黄辨明事非。
张、黄两个人说：合作化是“中央一声号响”，“大多数的农民怕戴落后的帽子，不得不参加”。我作农村工作已经五六年了。1952年和1953年我在北郊财落堡区工作的时候，看到的事实是：“黑社”比我们政府批准的社还多。要不自愿，为什么要组织黑社？当时我们的干部正像毛主席批评的那样，是小脚女人，曾经去拆过“黑社”，因此我们下乡的时候，老百姓不给我们饭吃，骂我们是绊脚石。自从毛主席批评以后，我们的脚步才迈开了。有没有不自愿的呢？有！有些地主、富农，特别是土改后新上升的富农，他们看到合作化后不能剥削人了，不大愿意参加。但是广大农民参加了合作社，他们孤立了，没有别的办法了，于是不得不也要求入社。我们看到了这一点，也向他们交代了政策，他们一定要参加，也不能不让他参加。这能叫做强迫吗？谁要这么说，就是替地主、富农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作辩护。事实证明，合作社的确是农民摆脱贫困的唯一道路。有个农民叫裴庆芳，1953年秋他退社了。1954年他就垮台了。车卖啦，拉下了饥荒，1955年他又申请入社了。就是通过合作社这种优越性的教育，吸引了广大农民参加合作社。这能叫做强迫吗？
张百生说：合作化运动不顾时间、条件、地点，事实完全不是这样。1956年以前，农村的阶级已有分化，一些单干户卖掉了土地，开始出卖劳动力，另外有些人却成了富农。如果不合作化，阶级的分化还要大。张百生说不顾时间，难道得等到恢复了封建社会，再搞一次土地改革，然后才来搞合作化吗？这也不合乎社会发展规律啊！（掌声）我们农民再不要给人扛大活啦！（热烈的掌声）
张百生说合作化不顾地点，姚千户乡是个交通便利的地方，张百生先生不愿意听，那么我们就谈谈离我们二十多里的邻乡——白清塞乡丰收农业社，那里80％的土地是山地。合作化以后开了二千多亩的水田，能种花生的山地都种了花生，不能种地的山坡栽了树，因此去年每个劳动日分两元多钱。一个普通劳动力做二百五十个劳动日，就分五百元，按一户五口人计算，每个人就是一百元。另外还有副业。山区的合作社不但巩固了，而且受到了政府的奖励。这不是地点吗？（掌声）我们社是平原，张百生先生不高兴听，我就不说了。（掌声）
再讲讲条件。张百生说：我们现在使用的还是两千年前的农具。是的，生产关系先进，农具落后，用句新名词，这是个矛盾。可是不能说弯弯犁就不能合作化，用旧农具我们也增产了。“五三”社去年打了四眼大井，安了一台锅驼机、三台电力机，把一千多亩旱田变成了水田。没有合作化就不可能做到这样，我还没看见旧社会的大地主能一下子把一千多亩地变成水田。
张、黄两个人说咱们下边干部水平低。的确没念过中学，也没进过大学，就是农民，一看就看出来了。（台下齐笑）开始的时候，工作混乱，真是脑袋疼。原来都是管自己那个小家，现在要管一千来户的大家，不仅种地，还要养猪，养鸡，还得摆弄机器。要大学生去，他们不去，要初中生来，他们说要升学，我们就不得不自己干。那个没戴帽子的（他用手指着在旁边坐着的农民代表朱恒普）就是我们的锅驼机手。（鼓掌）他没有文化，政府扫除了他文盲，又举办训练班，叫他学习，他学来学去就知道了又是什么活塞，又是什么杠杆的。他不仅懂得了理论，操作非常熟练，还可以保证不出故障。（鼓掌，再次鼓掌）我不是抹杀学生的作用，可是不要把我们看得太不像样子了。（热烈鼓掌）这是旧社会的看法。党和政府关心农民，采取了很多措施，培养和提高了我们。我们那里也有专家。看起来养几千只鸡不算什么，那玩艺死起来也没治，可是就不死。（掌声）
农村最大的变化，不仅是遇不着要饭的啦，而且鳏寡孤独、老弱残疾都得到了“五保”待遇。听说有人要拆散合作社，“五保”户们说我们找他算账去。现在农村没有扛大活的了，没有卖地的了，没有阶级分化了。我们这么说，写文章的人如果晃脑袋，就一定领他们去看看！（掌声）
关于肃反问题，姚千户乡杀了两个人，一个是警察署署长，后来又当了伪保长。是他先杀人，我们后杀人，他杀过人，我们才杀他。另一个也是这样。这两个人不杀，他们还要杀我们，这两个人不杀，群众也不答应。在唐家屯一个人也没杀，因为他们没杀人。
张百生说一个社一个乡里代表不了全国。我们说：我们一个乡一个社能办好，在共产党领导下，全国都会办好的！（鼓掌、再鼓掌、再次鼓掌）
张百生、黄振旅受到姚恩林的驳斥以后强辩说，他们所说的“全面冒进”，不是指农业，而是指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全面改造。
工人拿出事实来 右派分子有口难辩
在7月3日的争辩会上，沈阳市铁西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工人金宝荣以铁西区手工业合作社几年来的发展历史，击破了张、黄所谓的“全面冒进”的谎言。他说在1949年，沈阳市就出现了第一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到现在已有八年历史了。早在1954年政府就在三个月内接到占总数五分之一的一万二千名手工业工人组织合作社的要求。当时干部有右倾保守思想，不批准，他们就拿着报纸拉着干部的手去找手工业局长，质问为什么不执行党中央指示。铁西区在合作化高潮以前就有九个黑社。他问道：这能说手工业合作化是冒进吗？他接着说：有一个一百零三个人的社，开初只有十二元资金，但是现在有四万五千元了。还有一个一百五十三个人的社，开办时买两元钱纸得向人家借，但是现在却有了十六万元资金。全区96％的社员比合作化前增加了收入。四十九个社中已有四十三个社实行了公费医疗，一个患肺病的社员治好病花了一千六百元，他感动地说：若不是合作化，他的生命和他一家人的生活就得垮台。直到现在还有人在千山、汤岗子等疗养院休养。合作化不仅使社员经济生活上升，也促进了他们文化的提高，三千四百人当中，如今有一千多人进了文化学校。手工业工人们知道，这种生活是共产党给他们的，因此，当他们听说张、黄要“取消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权”时，怒火冲天，表示坚决不答应。
农民、手工业工人发言以后，张百生、黄振旅仍不承认错误。他们硬说姚千户乡不能代表全国农村情况，只有张百生的家乡辽阳县安平区才能代表全国农村情况。7月5日，辽阳安平区四方台、旭家沟、石桥子乡的农民代表从一百多里外赶来参加辩论。
家乡人民揭穿狐狸尾巴 张百生最后认输服罪
四方台曙明合作社的主任王惠龄说：我就是张百生一口咬住“冒进”的四方台人，今天社员一定要我来跟他辩论辩论。他说，我们合作社一百七十多户农民，除了几户以外，都是欢欣鼓舞、自觉自愿地参加合作社的。只有几户我们没有强迫、但也不是真心自愿入社的。那就是：张百生的姐夫，他原来是富农，家里有胶皮车，后来看到人家都入社了，雇人雇不着了，没有办法才要求入社，入社前还把胶皮车卖了。另一家是张百生的舅舅张振洲，是伪保长、反革命分子，当年耀武扬威，曾被判处劳动改造一年，他当然不愿入社。再有就是张百生的表兄张右明，富农、反革命分子，曾被判处劳动改造三年，这样的人自然也不大愿意入社。张右明常常夸张百生，双手翘着大拇指说：“张百生这小子真这个，竟敢整党中央和毛主席！”
王惠龄揭这些底的时候，台下爆发出一阵阵掌声，张百生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
王惠龄一定要张百生回答这样两个问题：一、说冒进了有什么根据？这消息是从哪儿来的？二、说合作化冒进，山区不该合作化，代表谁的利益？王惠龄说，这是代表富农、地主说话，仅仅代表你舅舅、表哥、姐夫这些反革命、富农的亲戚！
王惠龄还驳斥了张百生说农民生活赶不上合作化前的谬论。他列举事实说：“现在青年穿皮鞋的有五六十个，我也有，今天没穿；穿大衣的有二十多个。如果说生活低，为什么过去没有买，合作化以后才买呢？戴手表的也有三个两个，这是历来就没有的。
旭家沟乡红星社主任徐文良说：我跟张百生是一个堡子的人，最知根知底。他小时候的事我知道，我小时候的事，他也知道。他说山区就不能办合作社，我现在就讲我们是怎样办起了合作社的。他说：1955年12月23号那天召开的入社报名大会，去的人非常多，各各都争先抢报第一名，把玻璃都挤破了。这还不是自愿吗？他驳斥张百生所说山区合作化要慢慢来的谬论说：我们村就是山区，越是山区越要合作化。合作化后我们南沟栽果树，北沟放蚕，开了三百多亩水田。所以农民一听说你主张“解散合作社”就来火了。一位七十二岁的老大爷（五保户）跟我说：“主任！是要解散合作社吗？谁说的我找谁，让他养活我！”张百生！群众都认为你是给地主说话，要拿起锄头打你。
张百生最后讲话，表示同意他家乡农民的意见，说自己讲“农业合作化冒进”是从“想像”出发的，他捏造材料的动机是“恨党、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他表示要“向人民请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