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自我批评（在文艺报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的联合发言）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我们的自我批评
（在文艺报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的联合发言）
文艺报总编辑　张光年　副总编辑　侯金镜　陈笑雨
5、6月间，就是当资产阶级右派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猖狂进攻、本报内部矛盾也闹得非常尖锐化的时候，从我们的周刊上，放出了一批毒草；其中包括反映了右派思想的文章，煽动性的报道，和资产阶级小报式的、进行人身攻击的短文。当然，有些毒草是我们有意识地放出的，准备批驳的；但有些却不是这样。我们对有些毒草没有及时认清它的危害性，没有及时组织有力的反驳。在编辑部右派思想和右倾情绪的压力下，我们做了一些不应该有的妥协和让步。在这些问题上，实质上是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可耻的投降！
我们对第七期以后的刊物做了一次全面的检查，现在在这里做出负责的交代。
（一）可以一眼看出来是反映了右派思想的文章，有以下几篇：第七期：“打开窗户说亮话”；第八期：“有种好像永远都是正确的人”；第九期：“我昂起头，挺起胸来，投入战斗！”；第十期：“豁然开朗的笑容”；“人民文学出版社为谁服务？”；第十一期：“从一篇杂文的遭遇谈到‘今不如昔’的问题”。
（二）煽动性的报道和文章有以下几篇：第九期：“能用带兵的方式带剧团吗？”；“张权同志的‘关于我’一文发表以后”；“致刘芝明同志”；第十期：“闷在盖子里的声音”；第十一期：“长影的第一个声音”；“首长首次到京剧院去”。
此外，第八期上“让歌唱家演奏家们，鸣起来吧！”、第十一期上“作协在整风中广开言路”；第十二期上“嘤嘤求友声”这三篇报道，对部分的错误发言做了客观主义的报道，造成了不良影响。
在第十期、第十一期发表部队作家揭露矛盾的文章的时候，连续用了“让部队作家从清规戒律里解放出来”的大标题，也是故意耸人听闻的，带有煽动性的。
（三）我们的“文艺茶座”受到文艺界和读者的责难。当然，它也受到另外一部分人的怪声叫好。“茶座”里虽然并不都是坏文章，但是像“自己人都好办”、“扇形地带”、“演员求见记”、“一次个别谈话实录”、“封嘴记”、“身价十倍”等篇，都决不是与人为善的批评，都不能不说是资产阶级小报式的、进行人身攻击的东西。其中“自己人都好办”和“封嘴记”，对人民文学出版社进行了不分清红皂白的恶意攻击，显然是来意不善的。
（四）另外还有一些文章，像“现实主义、还是公式主义？”“烦琐的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这两篇文章中关于创造新英雄人物的某些论点，特别是关于理想人物的看法，我们是不能同意的。这类问题，可以在较长时期内当做学术问题来讨论。
从第七期到第十五期为止，我们的刊物上发表了大大小小近两百篇文章，其中很多是好文章。在整风期间，党内外同志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进行批评，或在座谈会上的发言，绝大部分也是好的，必要的，尽管有些意见我们不能完全同意，我们至今仍然是欢迎的，感谢的。这些决不能和右派思想和煽动性的言论混为一谈。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评论刊物，正当前些时天空闹得乌云乱飞的时候，我们也发表了一些和文汇报上的毒草不相上下的东西，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应当在这里说明：有些毒草是有意识地放出来的。像前面举的第一类的文章，和“茶座”中攻击人民出版社的两篇文章，有的是当成毒草放的，有的是在大样上看到了，或出版以后看到了，认为是不好的文章，也是要准备反驳的。当然，其中有一两篇文章，我们对它的毒害当时没有看得很深切；同时，由于编辑部内部的尖锐矛盾拖住了我们的手脚，我们没有及时地组织反驳。现在应当立即来纠正这个错误，自动浮到水面上来。
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对本报记者的几篇带有煽动性的报道作了妥协，对“文艺茶座”里除“自己人都好办”、“封嘴记”以外的几篇文章，认为“问题不大”而同意发表了。
我想特别谈谈本报记者的报道。当然，我们的记者是很辛苦的，有些报道是好的，或问题不大的，但也有煽动性的报道，特别是“长影的第一个声音”是带有很大煽动性的。这篇报道我们事先没有看到，居然同意发表在封面的最突出的地位。后来在大样上读到了，觉得不妥，又怕更动太大，延误出版日期，就仅仅告诉艺术部做了个别地方的修改仍然发表了。应当说，这是不负责任的，严重的失职行为。
应当特别谈谈“文艺茶座。”这是在改进工作的干部会议上，我们接受某些同志的建议而开辟的。但是对这一栏的方针和内容，缺乏具体的安排，对它的影响和后果，也缺乏应有的警惕。这一栏，实际赛过了文汇报。从这一栏里抛出了一些低级趣味的、对整风有害无益的、进行人身攻击的东西。我们总说这一栏的性质要转，要改变，并且和“茶座”的编辑同志订出了计划，但是没有坚决地促其实现。这也是我们的错误，对我们的事业是造成了很大损失的。每一个对党、对文艺事业有责任心的同志，想起来是不能不痛心的。我们已经和这一栏的编辑同志说过了，今后的“茶座”应当将功折罪，应当成为揭露右派分子和右派思想的尖兵。
在前一个时期，以唐因、唐达成为代表的右派思想向我们进行了猛烈的挑战；同时，文汇报的资产阶级作风影响了我们编辑部的很大部分同志，编辑部的内部矛盾十分尖锐，可以说，我们的斗争是相当艰苦的。但是，难道因为这样可以原谅我们的错误吗？不正是在最艰难的时候才需要共产党员来坚持自己的阵地吗？可是我们在内外斗争非常紧张的时候，却放弃了某些重要阵地，为了求得形式上的团结，避免编辑部的分裂，对右派思想和右派情绪做了某些妥协和让步，在一部分工作上表现了失掉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可耻的投降！去年，我们在发表“电影的锣鼓”的问题上犯过严重的错误，党中央对我们敲过警钟，我们没有从中取得深刻的教训。这说明右倾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我们的头脑，我们并不是在每个问题上都能经得住严格的考验。我们虽然一直和右派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但是在有些问题上，我们犯了错误，辜负了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信托。
同志们！决不要灰心丧气！现在我们的任务是，一方面拿起锄头，锄掉我们亲手放出来的毒草，一方面摆开阵势，和右派分子、和右派思想展开不调和的斗争。让我们在这一场斗争中进一步地考验自己。同志们，坚决地和党站在一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