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右派分子碰壁记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南大右派分子碰壁记
本报记者　甄为民　史越峨
南京大学全校五千多名师生在反右派斗争中经受了一次严重的政治考验。现在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已被打退，各种荒谬的反动的言论已遭到了有力的反击，右派分子完全陷于孤立。
右派分子发动了总攻
在这次整风运动开始时，南京大学的党政领导部门号召全校师生帮助党消除“三害”，校党委先后召开了十七次座谈会，绝大部分教师，对学校领导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批评。
这时，部分右派分子，认为有机可乘，就向党进行了疯狂的进攻。右派分子刘敬坤（历史系讲师）在“什么东西害了南京大学”一文中，把人民的南大和解放前蒋介石担任校长的伪中央大学相比，说南大“破落了”；说“今天五老七伤，断腿残足的南京大学和昔日的堂堂中央大学不相称了”。中文系助教刘地生（真名刘锦）则叫嚣要共产党第二次“解放”中国人民。他发表了一套反对党的领导的纲领，其中主张“学校中的党派，不需要在学生中活动”；中小学“应取消少先队和青年团的组织”。外文系副主任林文铮（民革成员）煽动学生说：“学校搞大民主，党应负责，学生行动是被逼出来的”。地质系学生雷戡（真名司徒坚）提出了反革命的“二十条纲领”，内容有：“力争民主自由”；“拥护罗隆基委员意见”；“马列主义要选修”；“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应与中共平等”；“反对党团特权”等。外文系法文组学生汪云辉狂妄地叫喊：“依我意见，这次整风，一千二百万党员要杀掉一千万”。“如果这次动起来，我一定要杀个痛快”。他妄想动员学生上街游行和到省委去请愿，却得不到多数学生的支持，响应者只寥寥十余人。
到报社门口去贴大字报，遭到群众痛斥
南京大学右派分子对党的进攻，特别表现在发动三十多名学生到新华日报门口贴大字报的事情上。他们在大字报上强硬地质问新华日报，为什么不登他们校内学生“民主高潮”的消息，说文汇报报道了北大的“民主墙”，新华日报为什么不报道南大的民主墙，并谩骂、讽刺报社记者和编者。但大字报贴在报社门口，引起过路群众一片反对声。一个姓范的工人愤慨地指责学生说：“你们学校整风，整到这里来干什么？你们这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付人民内部矛盾”。另一个工人问周围的群众，撕掉大字报大家同意吗？群众一致喊：“同意”。这样，大字报被撕去了一部分。一位老太太说：“你们是学生么？国家人民养活你们，就叫你们干这些事的吗？”一个学生辩解说：“这是我们的自由？”老太太激动地说：“你们妨碍了人家的交通自由，还说什么自由。”两个围红领巾的小朋友责问大学生说：“你们这些大哥哥将来还要做我们的老师，怎么不守纪律。”
电业局一个工人同三个学生争辩了一个钟头，最后两个学生被说得哑口无言，一个学生觉悟了，他对工人说：“我支持你的意见”。
一个学生曹大可辩不过一位四十多岁的家庭妇女卓洪哥，骂这个妇女“无耻”，这个妇女拖他到派出所评理，最后这个学生认识到了错误，向这位妇女表示道歉。
一个南京大学学生责问群众为什么要撕标语，群众反问：“你说贴得对不对”！学生只得说：“不对”，群众说：“贴得不对，撕得就对”，许多群众并责令贴大字报的学生亲手撕去，群众拍手欢迎这些学生和一群小朋友撕去了他们所贴的大字报。
第二天又有几个学生偷偷地到报社门口去贴大字报，又被群众包围。贴大字报的学生见势不妙，偷偷地拿下南大校徽，碰壁而归。
二十条反动纲领被驳得体无完肤
右派分子的言论虽然一时迷惑了一部分群众，但不久就受到了四面八方的围攻。右派分子雷戡的反动的“二十条纲领”一贴出来，就有人反驳。6月1日的一次辩论会上，雷戡的谬论被批驳得体无完肤。第一个发言的人反驳雷戡所谓“力争自由民主”的谬论。他说：“我们已经生活在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中，我们是人民的大学生，享受大学生应享受的自由，党提出百家争鸣，学校内部又开放了自由论坛和支持我们贴大字报，难道这些不是民主自由吗？”发言者接着说：“雷戡要求‘民革与中共平等’，如果说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产党是已经给予民主党派很高的平等权利了。如果是指领导权问题，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民革的成员也是举手同意了的。”他又说：“雷戡反对把马列主义当必修课，我认为绝大多数青年和各民主党派都不会同意的。人民的大学生不是糊涂虫，他们要求改造自己的思想，把马列主义作为必修课，正是为了更好地改造思想，为人民服务。雷戡说，反对党团特权，如果是反对某些党员的特权思想，我是同意的，但如果一般地反对权威，反对党的领导，那么他就是主张无政府主义。”
在真理面前，谎言和谬论是站不住脚的。经过几次辩论会，雷戡最后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右派分子刘敬坤低头了
6月8日起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好几篇激动人心的社论后，南京大学师生反右派斗争的意志更加坚决了。
7月1日、2日的全校五千多人的集会上，历史系教员蒋钻放、祖庆年、党委会濮齐恒等人揭发了右派分子刘敬坤的反动言论：刘曾对历史系的党员说：党的高级干部，包括中央某些领导同志，已开始腐化了，不再革命了，因此，他要另外成立“党中央”，由他自己当
“主席”。刘敬坤认为“国民党办了好事，发展了生产力”，因此他要写“中华民国史”，做“中华民国史专家”，他曾对历史系某教授表示，想到香港去当共产党的“批评家”，写一本“我所认识的中国共产党”，要揭露党的“黑暗”。
许多教授听了揭发材料后深为震骇。历史系主任韩儒林用亲身的经历驳斥了刘敬坤的谬论。韩儒林在前中央大学执教五年，身为法学院院长，因贫病交迫，加上教学工作紧张，常常吐血。韩儒林教授提起往事，不觉泪下。他说这就是刘敬坤所谓国民党的“黄金时代”。韩儒林教授又说：“解放后我的生活起了根本变化，思想开朗了，精神也愉快了，受到了国家空前未有的尊重和爱护。”蒋孟引教授说他是1928年考入中央大学的，他历述了二十年间目睹许多师生受国民党迫害的事实，驳斥了国民党经营中央大学二十年有成绩的谬论。南大副校长李方训也以五年来南大制编了一百种教材，在今年的科学研究报告会上发表了一百二十篇论文，培养了三千一百多个毕业生的事实，驳斥刘敬坤所谓南京大学“破落了”的谬论。在铁的事实面前，刘敬坤也不得不低头了。
在另外几次全校性的群众大会上，右派分子刘地生、汪云辉的错误言论也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这还只是初步胜利
目前南京大学反右派斗争刚开始深入。直到现在为止，还有人在写匿名信，还有人在背后干肮脏的勾当；有的右派分子还没有受到应有的反击。如右派分子林文铮是民革成员，他发表了许多反动言论，用心恶毒，可是民革南大支部并没有对他的言论进行有力的批评，表现了姑息养奸的态度。
7月5日，南京大学三千三百零二名同学签名的“致全省人民和同学的一封信”上说：“现在我们的反右派斗争已取得初步胜利，但还没有得到最后的胜利。一些右派分子还没有真正低头认罪，有的还在公开抗拒，有的则还隐藏着、蜷伏着。因此，我们还要继续斗争下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