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所争的是什么样的自由？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萧乾所争的是什么样的自由？
何谷润
6月1日，萧乾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名“放心·容忍·人事工作”的文章。文中谈到现在是“初夏气候里”。从“早春天气”到“初夏气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可喜的进展，但仔细分析一下，并不全然如此。我们对于任何好的批评和建议，都是虚心接受的；但是，对于像这篇文章中的若干根本论点，特别是关于自由这个问题，人们提出疑问来，也是应该的。文章中说：
“可惜我们目前还不能进一步说：每个中国人都已经有了说话和写作的自由了。”
谈到自由，这是个原则性问题，人们可以拿它来衡量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是不是合理。自由，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是一个千万人为之追求、奋斗的美好的目标，不过，稍有常识的人都懂得，从不同的阶级立场、观点出发，自由，这个崇高的字眼，也早已被不同的人，作着不同的理解了。这篇文章认为中国人所还没有的自由，到底是什么呢？我想还是拿作者自己的话说，可以更明白些。他说：“应容忍你不喜欢的人，容忍你不喜欢的话。”他认为掌握“民主”与“专政”，不应轻易把“乱说”当作“乱动”来办。如果说作者所争的自由是这样的自由，那就值得推敲推敲：不错，从事各项工作的人，应当随时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和批评，来克服工作中的缺点，纠正错误，这是我们社会主义民主生活中绝对必要的；但我们也不能不问：对于像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储安平、葛佩琦之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乱说”，也应该以这位作者所要求的那样的“雅量”，加以容忍，而使人民默不作声吗？
如果我们的自由，是为“乱说”辩护，试问，这是反映了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自由和民主吗？这种“自由”究竟是哪一阶级的自由，对谁有利的自由呢？
从“放心·容忍·人事工作”里看，究竟是什么妨碍了作者所争取的“乱说”的自由呢？据说“居于领导地位”的教条主义者要负责。当然，“左”的教条主义，我们一定要坚决反对。不过，文章中把我们现实生活描画成为“杀鸡吓猴”、“兔死狐悲”、螳臂不可抗拒车轮、“一棍子打死的绝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的一幅悲惨图画是否真实呢？试问：如果这样恐怖、凄惨，在我们生活中，还有什么新社会的畅快的呼吸呢？更何况这些又都是来自“居于高位”的领导，这样的社会还有什么优越和美好可说？作者还进一步找到另一妨碍所谓自由的原因：那就是机关、团体里有着“派出所”一样的人事部门，而人事部门又是党组织的左右手。很明白，这里所攻击的当然是党的组织了。如果我们把最近的一些右派分子言论翻翻看，不是他们也在诬蔑人事部门是便衣队，攻击党员是特务吗？想想看，所谓派出所的说法，不是跟这些说法太相似了吗？批评无论多么尖锐，我们都应从批评中吸取正确的部分来改正工作，但是人们也必须分清是非。我们反对“左”的教条主义，却也要反对具有更大危险性的右的修正主义，如果借口批判教条主义，而其目的是为了争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乱说”的自由，推销资产阶级右派思想，那么这种批判就值得好好考虑了，我们必须考虑这种说法到底是为什么开辟道路。因为对于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乱说”，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得非常好：“人民是不会同意给予这种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