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捍卫社会主义制度 赵寿山以陕西农业生产发展、农民生活改善的事实，驳斥右派分子对农村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恶毒的攻击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我们必须捍卫社会主义制度
赵寿山以陕西农业生产发展、农民生活改善的事实，驳斥右派分子对农村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恶毒的攻击
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也完全同意李副总理、薄副总理、董院长、张检察长、彭副委员长和乌兰夫副总理的报告。过去一年来，我们国家的进步是很快的，我们各项工作的成绩是伟大的。总理的报告对过去一年来政府工作的估计，是完全合乎客观实际的，对右派分子的批判是严正公允的。陕西地区的干部和人民将积极地为实现总理报告中指出的各项任务和方向而努力。
博得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喝采的右派分子的谬论，已经引起了全国广大人民无比的愤怒和正义的谴责。因为，他们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抹煞了成绩，夸大了缺点，捏造了事实。右派分子的谬论中，有一部分对于农村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他们根本否认农村绝大多数人民生活已经改善的事实，否定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工作的成绩，否认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这当然是一种毫无事实根据别有用心的荒谬的、恶毒的攻击和诬蔑！请听陕西地区铁一般的事实，对照一下右派分子谬论的叫嚣吧！
陕西地区的农村同全国一样，在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之后，就开始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组织了互助组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过一九五五年冬和一九五六年春的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到今年春季，全省百分之九十六的农户已加入了合作社。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完成，农村的生产力得到了再一次的解放。与上述工作的同时，政府又以巨大的经济和技术力量，在生产上对农民实行了有力的援助。从一九五○年起到一九五六年，这七年间，不算间接用于农村的文教、卫生经费、农业的科学研究经费，仅发放农贷和水利、水土保持、农业、互助合作等几项的投资，即达三亿零一百多万元，相当于同期全省农业税的百分之六十一点一九。国家对于农业生产的援助是逐年增长的。除过农贷；仅农业、林业、水利、水土保持、气象等五项的国家投资，如以一九五○年为基数，到一九五七年即增加了四十一点二倍，每年平均增加五点八倍。而在领导农民群众发展多种经营、改进耕作技术、供应优良品种等工作中，所花费的人力、物力更是不能以数字计的。解放了的农村生产力，在国家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下，得到了很快的发展，生产量得到了急剧的提高。
为了说明问题，摆一摆数字是完全必要的。
陕西是粮、棉的主要产区，我们就以这两项作物的产量为例吧。以抗日战争以前一九三一到一九三六年六年的平均产量为基数，那时，陕西粮食的产量每年平均为六十三亿九千万多斤，棉花的产量是一亿一千万多斤。解放以后如何呢？解放以后粮食的产量：一九五○年为七十四亿多斤，增长了百分之十一点四；一九五一年为八十四亿七千万多斤，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四点四；一九五二年有灾，为七十九亿五千万多斤，产量仍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六点一；一九五三年为九十四亿八千多万斤，增长了百分之五十点四；一九五四年是大丰收，为一百亿多斤，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九点九；一九五五年遭灾，产量为九十亿零一千多万斤，仍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三点一；一九五六年灾情较重，产量却增加最多，为一百零八亿七千万斤，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二点四，比一九五四年还高百分之八点七。
棉花的产量，除一九五○年略有降低外，也是逐年增加的。一九五一年增加百分之四十二点七；一九五二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五；一九五三年增加百分之四十五点四；一九五四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五点二；一九五五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七点七；一九五六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九点三，比一九五四年还高百分之五点五。
这个情况已经充分地说明，解放后，农村的生产是一直在发展着，产量是一直在增加着；而合作化的结果，则更加促进了这种发展和增加的速度。
社的增产的结果，是社员收入的增加，社员生活的改善。一九五六年决分的结果，全省百分之六十七的社员户比一九五五年单干、互助组和初级社时增加了收入；不增不减的社员户是百分之十四；减少收入的社员户只有百分之十九（灾区占的比例最大）。农业和副业各项收入合计，每人平均分得七十五元四角五分，比一九五五年提高百分之二十点一八。这个数字，是扣除了国家公粮和社的四扣以后社员个人的纯收入。除开重灾区和特贫山区农民的生活比较困难外，大多数人是过得很好的，或至少是不愁吃穿的。
表示农民生活已经改善的，收入增加是一个方面，还有其它的方面。这就是：（一）农民吃粮的水平，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有所提高。（二）农村的社会购买力增加了。一九五六年的农村社会购买力，等于一九五○年的二点一五倍。（三）商品销售额中生活资料急剧增长。仅以全省供销合作社系统为例，一九五○年该系统的生活资料销售额为一百九十八万余元，一九五六年即增加到二亿九千一百八十八万余元，增加了一百四十七点三倍。（四）农村储蓄余额增加，一九五○年农村的储蓄余额为一百九十六万余元，一九五六年增加到七千四百零五万元，即增加了三十七点七倍。（五）缺粮户减少了。许多地方的社，在组织的初期，不少是缺粮社，经过一九五六年大部分变成了余粮社；还有少数的社做到了“耕三余一”、“耕二余一”，个别的社甚至做到了“耕一余三”。（六）国家销给农民的粮食减少了。一九五六年比一九五五年少销一亿三千七百万斤。
这些情况说明，合作化以后，农民的收入是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农民生活是提高了，而不是降低了。因此，农民群众是热烈拥护共产党、人民政府的，绝大多数人是十分满意或者基本满意合作化的；对合作化这一样或那一样不满意，这一点或那一点有意见的人，大约有百分之十左右。反对合作化的只有极少数的人。我们在咸阳县四个村子作了调查，这四个村子三百一十户中，后一种人只占百分之一点三，即四户。其中地主一户，富农一户，漏网地主一户，上中农一户；并且这四户人全是反革命分子的家属。
这就是解放以后，经历了两次所有制变革，特别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建立以后的农村的面貌。这个事实向人们表明的是，农村生产力得到了彻底的解放，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农村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农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坚决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右派分子却否定客观现实，把农业合作化说成一团糟，把农村工作说成漆黑一团；把农村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武断地归咎于社会主义制度，归咎于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则伪装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者”、“农民的同情者”，用明枪暗箭对共产党大肆进攻，对社会主义大肆攻击，对人民民主专政大肆攻击，企图煽动农民对共产党的不满，对合作化的不满，企图使农民脱离社会主义的道路，妄想“天下大乱”，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勾当，这种危害国家、危害人民的阴谋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我们陕西地区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眼珠一样，爱护着自己已得的成果，决不容许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我们必须捍卫我们已经取得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捍卫共产党在国家一切事务中的领导地位！
我们对陕西农村各项工作的领导，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我们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在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国务院的指示和法令中，还有主观主义，在某些问题上不善于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与当地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工作中还有片面性，还不善于在复杂、纷繁的现象面前，抓住主要矛盾，来解决问题；对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做得不够、对勤俭办社的方针贯彻得不够彻底等等。这些缺点和错误有的已经纠正，有的正在纠正。我们决不否认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相反地，我们要常常在注意、发现和检查，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欢迎来自任何方面、任何人士的批评，并且决心改掉它！
缺点和错误，不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对于批评我们缺点和错误的人，过去欢迎，现在欢迎，将来也欢迎。对于我们的缺点和错误，不管是过去、现在和将来产生的，都要改正，并且也一定能够改正。
我们欢迎一切善意的批评。但是，我们决不容忍对我们党、对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有片言只字的攻击！我们认为，右派分子的谬论，不是批评，是造谣，是诬蔑，是阴谋诡计！我们要及时驳斥，坚决斗争！
有人认为反击右派，不符合我们“言者无罪”的原则，这是给右派分子打掩护的错误的说法。右派分子的言行已超出了言者无罪的范围。他们已经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反动行为。这是关系着国家前途、人民幸福的大问题，不能有丝毫模糊。我希望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们，一致起来，无论与右派分子是父子、夫妻、兄弟、亲戚、朋友的关系，都应该站稳立场，明辨是非，与他们作坚决的无情的斗争，以维护六亿人民的幸福生活，顺利的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达到人类理想的持久和平。不妥之处，请予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