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农民知道怎样保卫革命果实 罗祥根正告右派分子：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我们农民知道怎样保卫革命果实
罗祥根正告右派分子：
你们死不回头，一定要走老路，那么请你们想想看，我们农民手里的扁担锄头是“受戒吃素”的吗？
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各项工作报告。
我们社里的社员，看到报纸上登出的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大家都很气愤。我动身来开会时，社员们要我到北京也来鸣放一下。我是一个农民，理论讲勿来，只能讲讲自己的体会。
我们的社叫五洞闸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浙江慈溪县，主要是种棉花的。一九五二年成立到现在五年多了。在这五年内，社员由十四户扩大到一千四百六十二户，棉花产量一九五二年每亩平均产籽棉一百六十斤，一九五五年提高到三百二十四斤，社员收入一九五二年每户平均二百七十五元，到一九五五年达到六百九十二元，生活一年好如一年。
一九五六年我们社里棉花计划产量每亩三百八十斤，根据灾前生长情况完成计划是完全有把握的，但正在开花结铃快要大丰收的时候，谁知连续来了四次台风，在第一次十二级以上大台风以后，棉花又害了角斑病，十分严重。这使我们全社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棉花每亩只收籽棉九十二斤，比一九五五年减产七成多，加上其他作物的损失，总计共损失一百零七万多元，同时社员与合作社的房子被台风打垮四百五十多间。在这样大的灾害后，社员思想曾一度混乱，有的社员说农业生产没有工业生产好，不安心搞农业，有的怀疑合作化的优越性，把台风损失归罪于合作化，有的人消极畏难，怕生活过不下去，想单纯依赖政府来救济，少数社员要求退社，个别甚至自动单干起来。
当时我们迅速抓紧生产度荒工作与加强对社员的思想教育，我们开了不少会，反复向社员讲通道理，特别着重地向社员说明，虽然这样大的灾害不能全部战胜，但是有了共产党与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与大力支持，有了合作社的集体力量，我们的损失比起单干户来，却要小得多，我们棉花每亩平均也收到籽棉九十二斤，而两户单干的富裕农民每亩只收到籽棉四十五斤，并且我们九天内把社员的房子全部修建好，使社员安心生产，这些不是正可以说明组织起来的优越性吗？经过这样一对比，那些思想糊涂的人也就明白了，如果不参加合作社，自己单干，损失不是更大吗？所以有人说，留两户单干户比较比较也是好的。同时我们贯彻了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的方针，发动社员讨论订出农业副业增产计划和节约度荒的措施，除了以积极可靠的精神拟订好冬种计划外，还采取以下办法度荒：（一）积极进行各种副业生产（捉鱼、砍柴、剥棉秆皮、做小工），计划收入五万元；（二）大力种植青菜度荒，要求每人平均达到三百斤；（三）号召社员节约。全体社员一致认为这些计划能够实现。同时，国家为了照顾我们的困难，十七万元棉花预购款准予缓还，并发了四千多元社会救济款，再加上海工人慰问团到我们社里慰问，还送了喷雾器与肥田粉。社员深深感到国家与工人老大哥对于我们的关怀与支持，战胜灾荒的信心就更高了。大家提出在六个半月度荒期中争取米缸、菜缸、柴仓三满的口号。这样使社员看到合作社的优越条件，大家都安心生产，当初要退社的社员也不退社了。
今年春花得到了空前的丰收，副业生产也完成了计划，我动身来北京开会时，春花还未全部收割好，前天接到社里会计来信，说蚕豆每亩平均收二百零七斤，油菜每亩平均收一百六十七点三斤，大麦虽然因四月份正在开花时多雨受些影响，但每亩平均仍收三百二十斤。春花丰收和副业计划实现，大大有利于克服去年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同时对争取今年大丰收、保证社员增加收入打下有利基础。今年春耕以来，我们贯彻了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关于民主办社的三项指示，以前我们社里主要社干都不参加田间劳动，这是一个缺点，现在统统亲自下田了。并且做到有事与社员商量，社内账目也及时向社员公布，社员反映很好。现在大家生产劲头很大，有信心完成与超额完成今年的生产计划。
我们亲身体会到，一九五六年的灾害如果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如果没有国家的大力支持与合作社的集体力量，那么我们农民就要走上贫困破产的道路。我们想想过去：一九二六年的灾害还没有去年那样严重，但却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农民逃荒讨饭，很多人出卖儿女，许多人破了产给地主富农当雇工，社员王梦章，就因为荒年破了产，给地主当长工，一直当到解放为止。我们这个社当过长工的特别多，有一半社员是当过长工的。但是一九五六年这样大的自然灾害，我们社里没有一个人逃荒讨饭，更没有一个人出卖儿女。从前荒年的苦头现在不会再吃了。因此，我们社里大家都万分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共产党的恩情，合作社的好处，事实摆在那里，明明白白。但奇怪得很，右派分子竟反对共产党领导，说“合作化搞糟了”，说什么“农民面黄肌瘦，怨声载道”。右派分子这样大叫大喊，好像他们是“代表”农民说话，但是，我们农民不是“木头人”，我们看得清你们是什么货色！你们的话，我想如果我们那里镇反中被枪毙的血债累累的恶霸地主、伪乡长沈松培还在世，一定鼓掌欢迎。但是我们农民很气愤，我们社员说，这些人开着眼青天白日讲鬼话，叫他们来我们社看看吧！我们社员生活水平虽然还不算高，但比解放前好得多了，解放前农民过的是牛马生活。现在呢？社员个个吃饱穿暖，许多人还穿上绒线衣，解放以后盖了一百五十多间新房子。全社装二十二只有线广播机，有民校，还有篮球场，社员休息时都有机会学文化、打篮球、听广播。俗话说“神仙难定谷米价”，去年那样的荒年，国家保证了粮食供应，粮价平稳，大家能吃白米度荒，这些不是共产党领导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好处吗？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吗？右派分子还说什么镇反、肃反糟得很，黄绍竑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叫得特别响，口口声声要维护法制，好像他是一位“青天大老爷”。说起黄绍竑先生，我们浙江人都很熟悉。抗日期间大敌当前，在他统治下，进行过多少次反共“清剿”，杀了多少共产党员与劳动人民！这笔账也该去回忆回忆，在黄绍竑先生任伪浙江省主席期间，中共浙江省委曾两次遭受大破坏，中共前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同志，就是一九四二年在黄绍竑统治下惨遭逮捕杀害的。黄绍竑先生手下有一个“模范”县长，就是平阳县伪县长张韶舞，在那里杀人极多，一九四三年竟将杀人的人头拿来开“人头展览会”，借以镇慑人民，解放后黄绍竑竟将罪恶滔天的杀人凶犯张韶舞介绍到北京革大政治研究院学习，后来浙南老百姓纷纷要求法办张韶舞，这才解回浙江，判处死刑。在黄绍竑与张韶舞看来，镇反、肃反怎么不“糟得很”呢？但是我们农民说镇反、肃反好得很，年老人说“杀了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真是功德无量”。
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将我们拉回到旧中国殖民地的老路上去，但是那条老路我们祖宗三代走够了，苦头吃尽了，再也不愿意走了。如果右派分子们死不回头，一定要走老路，那么请你们想想看，我们农民手里的扁担锄头是“受戒吃素”的吗？告诉你们，我们农民是知道怎样保卫自己革命果实，我们将永远听毛主席的话，跟着共产党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