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维护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权 科学家揭穿曾昭抡钱伟长制订反动科学纲领的阴谋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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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决维护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权
科学家揭穿曾昭抡钱伟长制订反动科学纲领的阴谋
新华社16日讯　今天，科学家继续举行座谈会，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反击右派向科学领域的进攻。
今天的座谈会由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主持，到会的科学家有十四位发了言，有三位作了书面发言。
赵九章在发言中批判了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中提出的“保护科学家”的口号，指出这完全是对党的诬蔑。他认为党是真正保护和爱护科学家的。知识分子会议以后，党作了不少措施来保证科学家的工作时间。他自己平时已能以六分之四或六分之五的时间来进行研究工作。他说，由于党支持科学研究工作，中国科学家的工作条件已大为改善，以气象为例，抗战期间要用中国的资料作气象研究是根本不可能的。解放八年来，我国的气象观测台、站已经由解放初期的不到一百台发展到现在的一千三百七十七台，高空气象台由过去的几台发展到现在的七十台。赵九章说，他最近在日本时，美国代表对我国气象研究工作的发展表示惊讶。
他质问曾昭抡所谓大学和研究所矛盾很大，是人为的挑拨还是客观的事实？他以地球物理研究所为例，说明这个研究机构不仅支援了产业部门（地质部、气象局），并且和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地质勘探学院进行广泛的合作，这几个学校的一些专业就是研究所协助之下搞起来的，彼此间并无矛盾。
钱伟长曾昭抡是科学界的野心家 他们的作法同章罗联盟是一致的
钱学森在会上驳斥了右派分子的科学研究要完全自由，不要计划不要组织的说法。钱学森说，现在已经不是科学研究的手工业时代，科学研究必须要有计划地进行。如果说不要计划能进行现代科学研究，那完全是不可能的。钱学森指出，钱伟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不是偶然的。钱学森说，钱伟长对自己所犯的罪行还没有很好认识。钱伟长说要把清华大学办成像加里福尼亚理工学院（前误为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好像并没有什么，但他传播这个资本主义学校制度，并在全国范围内活动，却是一种对人民对党的反叛行为。钱学森并揭发钱伟长一贯耍两面派的手法。他一方面在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上赞成力学研究所第二个五年计划，还说这个计划“劲头小”，“作得不够”；一方面又在清华大学说这个计划不行，“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非垮台不可”，言下大有在清华重搞一套之意。钱学森说，钱伟长完全是一个说谎话耍政治手腕的人，没有一点科学家的味道，是最恶劣和狠毒的政治野心家。
杨石先说，曾昭抡成为罗隆基小集团的重要人物是由来已久（在抗战初期）的。杨石先指出，曾昭抡不仅是想“与共产党分庭抗礼”，而是要取而代之。他不是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吗。在去年制订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时，曾昭抡身为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有意见不在会上正式提出，而要钱伟长先摸摸底，制造一个反对方案，企图用民盟和几万高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来压迫科学规划委员会的领导并企图在知识分子中争取一些群众。这种作法和他们对整个国家局势的估计是一致的，和章罗联盟的全部行动是一致的。曾昭抡说这个小组是临时偶然提出的，是被章罗所利用了，完全是蒙混大家的花言巧语，必须予以揭穿。杨石先还代表叶企孙、黄子卿、恽子强、柳大纲、华罗庚等揭发钱伟长在科学院第二次学部委员全体会议期间，曾提出一个挑拨性的提案，并怂恿几个学部委员签了名，这个提案没有经过讨论就送出。他质问钱伟长：你在这个提案里提出“目前高等学校内还有反对科学研究，尤其对科学研究散布着不公平的攻击”，建议学部大会“公开批评”，这是在想干什么？你不只一次对我说：学部组织工作做得不好，你所想作的组织工作就是这样的组织工作吗？
张光斗说，钱恶毒地攻击党所规定的科学体制，说成是“本位主义”的根源，“在单位与单位之间逐渐形成一堵墙”。实质上是钱不喜欢这样的科学体制，是攻击党的领导。钱提出把研究工作去“就人”，张光斗说，如果科学研究工作去“就人”，就会使力量分散，研究工作的内容也将随着人的兴趣、专长而定，既没有组织，又没有计划。这种资产阶级的科学工作路线是不能满足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
右派主张以资产阶级的科学路线代替社会主义的科学路线，取消党的领导
他说，钱在“争鸣”月刊上说，我国没有一个机构能够把科学院、高等学校、企业部门的研究工作统一管起来。科学规划委员会只管计划，不管经费，不管条件。科学院的学部只管科学院的工作。这些话实质上是反对科学规划委员会的总领导，反对科学院的学术领导，更基本的是反对党的领导。张光斗指出，钱在高等学校中，也有一套攻击党的领导的主张。他提出资产阶级的教学路线，和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教学路线相对抗。他提出“教授治校”、要成立“教授会”、把“人权下放”、“经费权下放”、“教学权下放”等等，“党委会负责管事务”和所谓“思想工作”。他还提出“公开办党”，“党务由群众参加”，这是明明白白地要取消党的领导。
黄子卿说，他和曾昭抡认识三十多年，青年时代就是同学。他了解曾的为人是一贯地好抓权和弄权，对人不对事，以个人爱憎为标准。曾昭抡把持化学会二十多年，从化学会成立到1952年一直是化学会的主要人物。我国化学界不团结的症结主要是由于曾的把头作风。曾在化学会排斥异己，把一些名望很高的化学家排斥在化学会之外。化学会所办的刊物化学会会志（即今日化学学报），一直抓在他一个人的手里，编辑委员完全由他一人决定，发表文章也由他一人决定。一直到1952年，北京开化学会代表大会时，根据群众意见改选化学会，才改变了曾的把持局面。以后，化学学报才真正走上轨道。黄子卿还举了几个例子说明曾是弄权的典型。他说1956年化学会开会，代表都由曾提名，曾把代表分为三类：特邀代表、普通代表和列席代表。当时，傅鹰教授在胶体化学方面是全国闻名的，却连个列席代表的资格都没有，原因是曾不喜欢傅在特邀代表的名单中，却有一个1948年才毕业的助教。解放初期，科学院要搞化学名词。曾当时是化学会会长，科学院让他提名。曾当时提的差不多都是有机化学家，却没有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等方面的科学家。这样搞出来的化学名词当然不合用，不能令人满意。后来在化学界的批评下，曾昭抡不得已又成立了一个名词研究委员会，扩大到一百多人，故意分散力量，使它根本不能起作用。
张维指出，曾昭抡、钱伟长把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的制订说成是短时期内偶然的事情，这是和事实不符合的。他认为他们的活动就是
“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他说，民盟“科学规划问题”临时研究组成立于5月13日，但是从曾昭抡交代过的事实说明，曾远在去年8月北戴河时，就和章、罗交换过关于科学体制问题的意见，在一封民盟给科学规划委员会的信中也说明他们在四、五月间已经对科学体制问题在各地盟员中征求过意见。这封信集中地说明了他们的阴谋活动，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张维说，章伯钧在交代中提到6月5日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曾去找过他。张维质问曾、钱在章的密室中除了策划这个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外，还策划了些什么？张维还揭露钱伟长到处点火的事实。6月6日是钱最忙的一天，在参加过章伯钧召集的紧急会议回到清华大学以后，下午三点到五点和学生座谈清华大学的校长选举问题，五点到六点又有学生访问他。钱当时的情绪给学生的印象是唯恐天下不乱。六点以后，钱又去看大字报。在校园里遇到一位平时不很熟悉的教师，钱热心地问他是否准备在“自由讲坛”上讲话，钱可以让学生去找他。张维说，他从1947年起和钱共事。他认为钱的反党言行并不是偶然的。他说，党对钱伟长一贯是信任和重视的，但是钱从刚解放时起就表面上表现进步，背后却极尽污蔑党的能事。院系调整时，钱和费孝通搞了一个“十院三十二系”的方案，和当时的教育部院系调整方案对抗。他说，钱是清华大学副校长，参加了学校里很多主要事务的研究，但他反说有职无权；而钱在学生中搞理工合校的运动，事先却没有和学校的任何一位领导人商量过。张维揭露钱还对党中央的负责人进行过恶意的攻击，钱说：“鸣放搞不好，因为刘少奇到彭真这一条线是不主张鸣放的。”张维质问钱伟长，说这些话的用意是什么，应该彻底交代。
右派分子没有估计到，高级知识分子受了几年教育，已经同他们分了家
翦伯赞说，现在许多右派分子都说“被利用了”，“被拉下水了”。他认为曾昭抡、钱伟长不能说是被利用的，他们在提出这个反动科学纲领上起了主动作用。他说，这个科学纲领，实际上是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前哨战。右派分子认为高级知识分子都是“阿斗”，以为可以在这里打开一个缺口，建立据点。他们不仅看上了年老的科学家，还看中了第二代，作长远打算，搞点“自由市场”，拉拢群众，组织力量。他们认为这一下打中了共产党的要害。翦伯赞说，右派分子没有估计到，高级知识分子受了几年教育，已经同他们分了家，他们把我们估计过低了。他说，科学研究的时间、资料等问题，我们还可以提意见讨论，提意见也不免偏急，讲得走了一点火，但我们是想搞好工作，不是像右派分子要搞垮共产党，要反掉马克思主义。动机好的提意见是走火无心，而右派却是放火有意。他说，高级知识分子决不被他们利用，一定要把右派打垮。
反右派斗争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科学家要依靠党的领导
冯德培说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他得到一个重要教训，就是科学家要依靠党的领导。思想改造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但要首先解决立场问题。我们国家的科学事业几年来在广阔范围内和空前规模上获得重大发展，工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时间、设备、资料、干部问题，我们是要讨论和解决的，但要看站在什么立场上对待这些问题，右派分子就把它们说的乌烟瘴气。冯德培说，关于科学家从事研究工作的时间问题，不仅要考虑今天的时间，还要考虑明天的时间。解放前科学家今天不知明天的事，作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要作三年五年计划根本不可能。现在完全有条件作五年十年计划，甚至一个科学家死了，还可以预计他的事业的继续。现在一般研究人员的时间问题已经解决，少数担任领导工作的科学家的时间问题，领导上也正在研究解决。其他设备资料问题也是如此。右派分子竟然提出“保护科学家”的口号，这是什么话，即使用旧社会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也是不老实，不凭良心，是通不过的。
今天在会上发言的，还有陈望道、侯德榜、傅鹰、陈建功、石志仁、郑奠等，他们一致不满意曾昭抡、钱伟长在上次座谈会上的交代。侯德榜说，党对八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并不满足，为了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开展整风，请党外人士提意见帮助整风，而有些人竟乘机混水摸鱼，诬蔑党，企图使党在人民中失去威望，取而代之。这是何等重大的罪行。傅鹰说，各校领导方面都在积极设法解决科学家的工作条件问题，但右派分子要抢先一步搞出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来，这是不是想让全国科学家误认为是民盟代他们说了话，领导上才解决科学家的工作条件的。这不仅仅是曾昭抡交代的“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思想，而是右派想要领导科学。陈望道说，从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的制订程序来说是一个欺诈。这个纲领制订过程是鬼鬼祟祟的。对于制订过程的报道也不是光明正大的。这个文件的制订，参与其事的只有五个人，加上后来改稿的费孝通和最先起草的一个干部，也总共不过七个人。而光明日报发表消息和评论时却说已广泛征求了盟员的意见。
郑振铎、罗尔纲和因身体不好未到会的陆学善都提出了书面发言。千家驹批判自己的错误思想，认为反右派斗争是生平最深刻的阶级教育
千家驹今天在会上作了“接受惨痛教训，深刻检查自己”的检讨。他承认在提出这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上负有一定的政治责任。他说，这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在政治上是章罗联盟向党进攻的第一炮；在思想上，这是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谁战胜谁的问题。他说，我是研究社会科学的，而且一向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竟至于政治麻痹到这样不可救药的程度，可以解释的唯一理由就是在我思想深处有和这个反动纲领相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可以和这个反动纲领起共鸣，还不止是“和平共处”而已。他说，反动纲领中的反动论点和我在今年4月底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大会中的一次发言对照，可以看出它们是互相合拍的。第一，我在学部大会发言中主张培养年青一代的科学家要搞点“自由市场”，作为社会主义统一调配的补充。我主张对于研究工作干部的人事调配，应决定于指导研究的科学家，而不是决定于人事部门。我反对过去人事部门对科学研究工作者“统”的太死，主张开放科学研究工作者的“自由市场”。这不就是反动纲领中所谓培养干部一视同仁等论调的张本吗？搞点“自由市场”，这就是否定国家对科学研究工作有计划的调配人力的必要性，也就是反对集中的民主。这种思想发展下去，就是无政府状态，也就是主张无领导的绝对的“自由”。第二，我在学部大会发言中提出“有的人就只能以领导的发言或政府的政策措施当成客观的经济规律。找点材料来引证一下或宣扬一番，即算尽研究之能事。固然，政府制定政策方针是十分慎重的，基本上也是以客观情况做依据的。但亦不可能设想政府的经济政策或经济措施，在每一阶段每一环节都是完全附合客观事物发展规律，尽善尽美的。”这一段话就是反动纲领中所提出关于社会科学的问题第三段话的根据。我在发言中还有一段说：“有人说，今天做经济工作只有三条路，一搬弄教条；二研究经济思想史或解放前的经济史料；三研究外国经济问题。”这里，虽反映有的人有这样一种看法，但这样看法显然不符合事实的。第三，反动纲领中错误严重的就是提出首先要改变对待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态度和“恢复”资本主义社会科学一段话，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复辟思想赤裸裸的暴露。这一段话虽然是费孝通的得意之笔，“应当恢复”和“应当重视”两句是费孝通亲笔加入的。但在我的思想深处也是有共同的基础的，我在学部大会发言中曾经说：“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不要采取一律否定，一棍子打死的办法。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范畴，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但是其中，也不无可取的地方，如能加以吸收，错误的加以批判，正确部分加以继承，即可发扬马列主义，丰富马列主义。不幸过去几年，有些学科，只要苏联所没有的，我们就一律否定，认为一无是处，如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法律学等等都全部加以否定，这种故步自封的办法，实在是十分幼稚可笑的。”这一段话虽然与费孝通的有辞句上程度上的不同，本质上却是一样的。这真是我自己资产阶级思想最突出的表现。社会科学是阶级性最强的科学，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学、政治学、法律学是完全为资产阶级服务，巩固资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武器，我们要加以“恢复”，这不是为资产阶级复辟打掩护是什么呢？我虽然没有提出要“恢复”的话，但主张不要全部加以否定，这和费孝通的“恢复”论也不过五十步百步之差而已。第四，我把解放后旧知识分子的进步性估价过高，这一点虽然没有在反动纲领中反映出来，但我在科学院发言中却特别暴露了我这一错误观点。我说：“对于我国解放前学习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旧知识分子，我们也是对他们的作用和进步估计不足的……把旧知识分子看成永远是旧知识分子，这是十足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不是辩证法的看法。”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党派座谈会上也发表了同样的错误意见。现在看来，对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不是估计过低而是估计过高的问题。从这次对右派分子反党、反人民的斗争中，暴露出来的右派分子绝大多数不是高级知识分子吗？以自己来说，我平时是以进步的知识分子自居的，但从这次作为民盟五人小组的一成员，竟不认识这样重大的反党反人民的科学纲领的反动性质，我是否还是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也就大成问题了。这证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一种脱胎换骨的改造。章、罗已经把我作为他们所要猎取的一个对象。“争鸣”月刊同意由我来编，他们又推荐我做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委员，证明他们正在千方百计地争取我。他说，这一事件给了我生平一次最深刻的阶级教育。我要以这件事件为教训，进一步改造自己的思想，学习马列主义，彻底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