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罗联盟驻武汉专员——马哲民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章罗联盟驻武汉专员——马哲民
凡坤
一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居的民盟湖北省主委、中南财经学院院长马哲民，这些天来，在广大群众反右派斗争的浪潮下，原形毕露。原来他是一个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野心家。
他派人四出点火，要盟员“揭开党的黑幕”，“把象鼻子说成竹筒都可以。”
整风运动初期，马哲民对光明日报记者说：要想真正鸣起来，首先要领导方面大胆地“放”，要让大家“吐苦水”、“发牢骚”，这样才能解除思想上的压抑和束缚。他还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特别是在肃反运动中，把人们搞得太苦了、太伤心了。为此，他首先派遣民盟省委机关的右派分子，到武汉地区各大、专学校去点火。在一次武汉市盟员大会上，马哲民甚至说：“这次帮助党整风，什么都可以说，比如把象鼻子说成竹筒都可以。”马哲民的亲信陆鸣秋，并冒用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的名义，秘密地到华中工学院去点火。
当马哲民派人到华中师范学院去搜集“肃反”和“工资改革”资料时，华师盟支部的一些干部不赞成背着学院党委来搜集材料。于是，他们便撇开这些靠拢党的盟员，自己动起手来。并再次派陆鸣秋到这个支部，号召全体盟员：“不要讲什么观点立场，要揭开党的黑幕。”5月下旬，民盟湖北省委的右派分子，并在汉口中山公园召开了一个由武汉师专教师参加的“黑会”，会后并派张云冕、李秋山到各校去推动组织这次“黑会”的经验。
马哲民还叫省民盟委员到各县去搜集工人、农民对党的意见；并要大家注意青年学生的活动。他说：“只有这些人动起来，才能‘鸣放’得起来……工人、学生起来，力量就大得很。”
他煽动学生到北京请愿。他说：“首先肯定成绩是主要的，简直是放狗屁。”
身为中南财经学院院长的马哲民，抓住了青年学生年纪轻、缺乏经验的弱点，明目张胆地煽动他们，企图利用他们作反社会主义的工具。他俨然以学生利益的代表者，出席同学们的大、小会议，天天接见学生代表。当少数同学提出“专业培养目标不明确、毕业生社会地位低、工资待遇低”的意见之后，马哲民便趁机发表了一篇煽动性的演说，认为，这些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一点也没有夸大事实”，他“完全支持”。他说：“中南财经学院问题太多，正处在紧急关头，大家提出这些意见是挽救了财院。”他还说：“过去我们的教学工作总结中，首先肯定成绩是主要的，现在看起来简直是放狗屁。”接着他煽动同学说：“你们的问题，学校能够解决的尽力解决；不能解决的，请示高教部；如果高教部解决不了，那应为了不贻误你们的青春，你们要求离开财院、转院我也同意；只要你们的问题解决了，我这个院长不当也可以。”
有些同学听了马哲民这一席话之后，很泄气。只想闹转院。这时，马哲民又一再向同学们表示，他“十分同情”青年人的“苦楚”，并说：“准备把同学们的意见转给高教部，请他们派人来解决。如果他们不来人，我们就派代表团上北京。”在马哲民的煽动下，同学们立即组织了一个代表团赴北京，出发前，马哲民又火上加油地说：“你们去闹，没问题。高教部的官僚主义很严重，要将他一军。”
马哲民并恶毒地污蔑党的干部政策，进一步煽动学生对党不满。他对农业经济系的同学说：“你们的培养目标是明确的。目标是科长、场长等管理干部。但是，这些位子都被老干部占了。这些人业务不高，但都一定得当领导，除了领导之外，其他工作他们不能做。”他还说，目前党和工人、农民及青年学生之间的矛盾，超越了党与高级知识分子的矛盾。他企图煽动工人、农民及青年学生与党闹对立，动摇党的基础，从而把党搞垮。
他教唆以往靠拢党的教授，要以“党所好恶之，党所恶好之”的态度“帮助党整风”。
马哲民煽动中南财经学院的教师们与党闹对立。他积极鼓动过去在“三反”、“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中被审查过的人“尽量吐苦水”。他对过去靠拢党的教授说：“你们这些人，平时是帮助党筑了墙的，总是党之所好好之，党之所恶恶之，因此，在这次帮助党整风中，要“逆以往之道而行”。也就是采取“党所好恶之，党所恶好之”的态度。李光维教授曾反驳他说：“党所恶的是人民的敌人，难道也要我去好吗？”
王祥麟教授（民盟支部主委）说：“有一次马院长对我说，党员干部是法西斯作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教条。他想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自己却不说，而要我去提。我说，学校不要党委领导恐怕不对头。他立即板起面孔说：是你的思想没搞通；党委制不取消，就无法说服党内的顽固派。”
他散布取消学校党委制的谣言，要求盟员多提意见，“说服”党员退出学校。
马哲民捏造事实污蔑党，把工作中的部分缺点扩大为全部；把个别党员的错误，扩大为全党的错误，企图以此达到削弱党的领导的目的。华中师范学院邵子风教授说：“有一次，在盟武汉市委常委会上，马哲民公开说：老干部是“坚持三大主义（指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熟读四子书（抓辫子、扣帽子、摆架子、要面子）”；说“老党员都是经验主义，新党员是教条主义，应付不了解放后的复杂局面。”去年，马哲民以全国人民代表的身份，从四川视察回来，向中南财经学院教授王祥麟等说：“四川某大学有一个教授对我说：共产党员是一些木头人，思想简单。这位教授不愿入党，不愿与这些木头人为伍。”
在一次民盟省委召开的“高校党委制座谈会”上，马哲民派陆鸣秋代他宣布说：“中央已决定改变高校党委制，只有少数党员不肯退出，因此希望到会者对党委制多提些意见，尽量揭露缺点，以便说服那些党员。”经过讨论，除了有两三个人附有条件的赞成取消党委制外，大多数到会者都反对取消党委制。然而，马哲民仍然说：“党委制越来越阻碍了高等学校的发展。”在总结时，他故意歪曲与会者的意见，说大家认为“党委制不能存在”。
早在去年夏天，他就开始推销章伯钧“两院制”的主张。
马哲民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是有明确的资产阶级政治纲领作指导的。6月12日，马哲民对中南财经学院的教职员作报告时说：“今后人民内部的差别，是同一前进目标下的进步快、慢之分，没有多大差别了。因此，我们不能把阶级观念老放在脑子里不变。”他极力攻击人民民主政权的组织形式——民主集中制；积极支持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要搞资产阶级民主、搞“两院制”。他说：“政协初期是一个权力机关，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就改变了。有人提出：政协应该对政府有监督权、应成为上议院的性质。我主张这样提。”（马哲民1956年8月在庐山松门别墅的报告）。他还说：“政协可能改为相当于资本主义国家上议院形式；人民代表会可能改成相当于下议院的形式。如此，就把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的关系固定下来了。民主党派要自信起来，我们也要万岁了。”（1956年7月14日在民盟武汉市委基层干部座谈会上报告）
于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马哲民便指示武汉地区各大专学校中的民盟支部积极扩大组织。他说：“民盟是知识分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的一只渡船。”马哲民并派专职干部陈中正，到华中农学院去指示：“盟组织活动，可不必和党商量。”为了实现他的政治野心，与党分庭抗礼，马哲民极力主张民盟在武汉市创办报纸，以扩大盟的影响。
他污蔑人民日报反击右派的社论是教条主义，公开为章伯钧、储安平等辩护。
当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社论，对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猛烈回击的时候，马哲民仗着平时伪装进步的假面具和两面派手法进行顽抗。他污蔑人民日报社论是教条主义残余；说人民日报指出右派分子进行阶级斗争不对。同时，公开为章伯钧、储安平、陈新桂等人的反动言论辩护说：“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是不是立场问题，还不敢做结论。”他还说：“这些人充其量不过是想搞点资产阶级民主。”他认为章乃器是落后一些，但反对章乃器的人也不一定进步。
他原来是一个革命叛徒，先叛党，又叛盟，至今还埋怨蒋介石不争气。
马哲民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并不是偶然产生的。马哲民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在日本鬼混过两年回来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不久，便被党派到苏联去学习。1926年，北伐军胜利到达武汉后，马哲民回国。大革命失败后，马哲民贪生怕死，不服从党所分配的工作，偷偷摸摸地带着眷属跑到上海，加入了汪精卫等组织的中国国民党“改组派”，宣布“要左手打倒共产党、右手打倒蒋介石”。抗日战争时期，马哲民在成都。当蒋管区民主运动高涨时期，他以进步面貌跑到重庆，参加了民主同盟。但是，由于他贪生怕死，他在重庆被捕后，马上摇尾乞怜于张笃伦（伪重庆市长），并写信声明脱离民盟。为此，民盟中央要开除他的盟籍。因为章伯钧竭力帮忙，才马马虎虎搁下来。抗日战争胜利后，张笃伦任伪湖北省主席，马哲民又连忙跟他赶到湖北，通过张的关系，到湖北农学院当教授。马哲民在解放后每每回忆起反动派对他的恩惠时，不由得牢骚满腹，逢人便说：“蒋介石不好好地搞，不争气。”从这里即可了解到：马哲民为什么要反共、反社会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