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绍竑公事皮包里的秘密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读者来信

黄绍竑公事皮包里的秘密
听说右派分子黄绍竑的公事皮包里藏有秘密资料，他曾经利用这些资料向人民政府和共产党施放过不少的明枪暗箭，而且还利用这些资料来装备过像林希翎、谢昕一类的右派分子。黄绍竑的公事皮包内到底藏了些什么秘密资料呢？虽然这还是一个讳莫如深的问题，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探索的。
去年年底，黄绍竑到广东来视察政法工作，前后八天，他到了广东省和广州市的检察院、法院和司法机关，召开了律师座谈会和陪审员座谈会，参观了劳改工厂、看守所、公安展览会和法庭开庭情况，提审了四个犯人，调阅了一批案卷。黄绍竑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充分暴露了他不可告人的视察目的和动机。
黄绍竑视察政法工作，不是为了改进和提高这一工作，而是为了找人民政府和共产党的岔子，为了替反革命分子找“鸣冤”的材料而来的。因此，他对那些被视察的单位采取了极不信任的态度，采取各种方法，甚至不择手段地攫取他认为有用的资料。黄绍竑对公安工作“很感兴趣”，要视察公安工作；但是公安厅三次请他去听汇报，他却不去，而且从所接触的人员中多方探取有关公安工作的缺点和错误。他到广州市第一看守所参观时，坐下只问了两句：“犯人吃得饱不饱？”“有没有打骂犯人现象？”立即下到监仓去访问犯人。他与犯人直接谈话，问遍了三个监仓没发现问题，便又提审了四个犯人。在提审国民党特务分子庄玄时，他对这个特务说：“我也是国民党的人，你有甚么思想搞不通的，你看了大陆各方面，共产党有甚么不好的，都可以对我讲。”请看，黄绍竑已狂妄到何种地步！
黄绍竑在视察中对于反革命分子处处寄予同情和关怀，对他们的一切如同身受，稍有“不平”之处被发现，他便要挺身而出为他们“鸣冤”“叫屈”。他在看守所中看见图书室理论书籍多于文艺作品，便立即对工作人员说：“应该多购置一些三国志、水浒传等旧文艺书籍，这也有教育意义的，理论书籍枯燥无味，犯人不会爱看的。”这真不知到底是黄绍竑自己的看法，还是犯人真正的思想，我想这很可能有共通之点。在劳改单位中，有些部门因过份强调人道主义待遇，将犯人供给标准提得太高，引起附近群众的不满，向公安部门提了不少意见。黄绍竑了解到这种情况后，不是建议有关单位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象，而是强调工作人员要去说服群众。
黄绍竑在参观看守所时，曾经同那些从香港偷运炸药、定时炸弹、纵火器等，准备于1956年10月10日在广州发动暴乱的蒋帮特务分子谈过话，表示对这些人很关心。
黄绍竑如果真正关怀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应该认识到惩办反革命和一切罪犯的严重意义。但是，黄绍竑刚刚参观了看守所，就在广东省检察院对工作人员说：“我认为一般监督工作比起诉工作还重要。因起诉的案子罪恶危害不一定都很大，但干部违法乱纪常常造成很大的损失。强迫命令所造成的恶果也是很大的，这是面而不是点。”言外之意，是干部的某些违法乱纪现象比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的危害还要大，所以监督干部比惩办反革命和其他犯罪分子更为重要。更进一步试探黄绍竑内心深处的意见，那岂不是要将专政的锋芒从敌人的头子转移到革命工作人员中有缺点和错误的人的头上？黄绍竑的理想如果一朝实现，社会主义、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便归于乌有了。黄绍竑想得真美，只不过这是他这类右派分子过于天真的幻想罢了。
黄绍竑在视察中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非常重视，而对工作中巨大的成绩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听汇报、看总结，对错误和缺点要反复推敲，追查到底。这当然是允许的，而且也受到各有关单位大力支持。但他对成绩部分却很少过问，甚至不闻不问。他参观展览政法工作成绩的“广东省公安展览会”时，竟一溜而过，请他提意见，他只笑笑。这那像一个专为视察政法工作而来的人民代表呢！不过这些情况，与黄绍竑个人的立场、观点是完全一致，不足为奇的。无怪乎他在中央统战部邀请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大放厥词，说“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这种说法，是“宣扬成绩，掩护错误，忽视错误”。在黄绍竑眼中，中国人民获得解放就是错误，实现人民民主专政更是错误。黄绍竑和全国人民对成绩和错误既然是站在两个这样完全不同的角度去看的，当然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信写到这里，还需要说明一下：我是政法系统的干部，经常跑省市政法机关，所以有机会听到各方面对黄绍竑的一些意见。这些意见对探索黄绍竑的公事皮包里的秘密资料显然有些用处。
张德永
1957、7、7于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