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出版事业的成绩 否定党对出版社的领导 曾彦修追求资本主义的“出版自由” 首都出版界召开座谈会揭露曾彦修的反动言论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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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否定出版事业的成绩 否定党对出版社的领导
曾彦修追求资本主义的“出版自由”
首都出版界召开座谈会揭露曾彦修的反动言论
新华社17日讯 首都出版界15日和17日连续召开座谈会，揭露和驳斥曾彦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出席座谈会的有出版界人士和几十个出版社的工作人员百余人。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陈克寒、张致祥也出席了这一座谈会。在会上发言的有十四个人。
彻底驳倒右派言论，才能改进出版工作
文化部部长助理、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黄洛峰说明这次座谈会有两个内容，一是展开出版界的反右派斗争，一是进一步研究改进出版工作。他说：半年多来，特别是整风以后，文化界人士对出版工作提出了很多意见。其中绝大部分是好的，对改进出版工作有很大的帮助。有些工作，我们已在改进；有些关系重大的问题将提出方案同大家共同研究。黄洛峰说：但在整风中也有少数右派分子对出版工作进行了恶意的攻击，这中间，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共产党员曾彦修是代表人物之一。必须彻底驳倒右派言论，辨明大是大非，我们才可以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之上，循着社会主义的道路，改进我们的工作。
出版事业成绩巨大，右派分子不能抹煞
老出版家舒新城以从事出版工作四十年的亲身经历和他看到的解放前后出版事业的变化驳斥右派分子关于出版事业“今不如昔”的反动论点。舒新城说：解放后出版事业的突出精神是为广大的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和旧社会的出版事业，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旧社会的出版事业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的，虽然也有少数知识分子凭着“良心”在搞出版事业，但绝大多数是“唯利是图”的，搞“自由竞争”，还有不少皮包书店，偷印书稿，出黄色书，出一折八扣的乱七八糟的书，搞出版事业的甚至是不识字的人。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对私营出版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黄色书刊和投机书店逐步消灭；抢出同类书争夺市场的恶习也逐步改革了，政府对旧出版业的人员作了统一的安排，书刊定价标准逐步统一。几年来建立了许多专业出版社和地方出版社，书刊统一发行，使许多偏僻地区的读者也能买到书籍；另外还建立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民族文字出版社，这些成就是很显著的。解放以前，反动政权对出版事业没有任何的“领导”，只有摧残，检查书稿，禁止发行，各地方也可以任意禁书、扣书，捕编辑，压经理，借故索诈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我为了“扬州闲话”就被人控告，打官司，结果是送了十几部“四部备要”才了事。关于体制问题，舒新城说：人民出版事业的出版、印刷、发行分工是好的，这可以使各方面分别提高工作质量，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也可以为国家节省大量人力和物资，执行中有些缺点是次要的。在旧中国的所谓出版、印刷、发行的三位一体制并不好，特别在解放后不适用了。那时所以如此，主要是为了对同行进行竞争，出书以“一本万利”为主，为学术目的出书是极少的；印刷方面常常为了利润而接收外件搁置书刊；自己不搞书店，没有地方可以发行。舒新城说：当然我们的出版工作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我个人对出版工作也有些意见，但右派分子否定人民出版事业的巨大成绩，反对党的领导，主张恢复资本主义经营体制，都是错误的，我坚决反对。舒新城说：解放后我们增加了四千多万小学生，二千多万成人参加了扫盲学习，这六千多万人需要通俗小册子。党是看到了这些人的，所以我们出了很多对人民有益的通俗书籍，但右派分子看不见这六千万人，他们反对出版通俗书籍。因为他们的头脑中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毒素，这是有思想根源的，绝不是偶然的。
广大群众需要通俗读物，曾彦修却说小册子“泛滥市场”
人民出版社的宋家修在会上驳斥了曾彦修的“解放后基本上停止了学术性著作，而让小册子泛滥于市场”的谰言。宋家修说：我们六亿人口中五亿多是工农群众，他们还有很大一部分不识字，识字的文化水平也不高，党要引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当然要特别着重对他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多出些通俗易懂的书给他们读。就是几百万的知识分子吧，也都是旧社会的过来人，脑子里都有自己原来的一套，他们绝大多数人过去从没有接触过马列主义，他们要从头学习。我们还是应该赶紧让马列主义占领市场掌握群众呢，还是应该让资产阶级思想的东西泛滥于市场？过去几年所出相当大量的小册子中，确实有一部分选择不严，但其中好的通俗读物不在少数，很多知识分子都承认这些书籍对于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方面起过不容否认的作用。关于出版学术著作的问题，宋家修说，仅就人民出版社而言，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以外，就出版了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和亚里斯多德、费尔巴哈、狄德罗、卢梭等人的著作。即将出版的西方哲学史参考资料的规模之巨大、内容之丰富，不仅我国过去所未有，就是放在各国所出的同类书中也能显出自己的长处，其他的例子何止数十百种。宋家修说，这证明曾彦修的说法完全是抹煞事实。
工人出版社鲁牧，通俗出版社朱中文等列举事实，批驳曾彦修否定通俗读物的作用。同时质问曾彦修，为什么要硬说解放以来没有出版什么有分量的学术著作，难道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算不得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吗？曾所谓有分量的学术著作是指的什么？
世界知识社副总编辑张明养在会上发言说，八年来的出版工作有很大成绩，完全不是如曾彦修所说的“一团糟”。解放后出版方面做了些什么工作，曾彦修应当说是知道的。他为什么要这样闭着眼否定成绩呢？因为曾彦修实质上是反对出马列主义的书。出版事业的十二年远景规划中规定“第一要出马列主义”，曾就说“难道我们单靠些教条主义小册子就能立国吗？”张明养说，曾彦修处处强调党对出版工作不重视，没有方针没有领导，他主张办“同人出版社”“有关的出版社各自找自己的后台老板”，难道这是要加强党对出版事业的领导吗？谁也不会相信。真象是：曾彦修不要党的领导，要恢复资本主义的所谓出版自由。
曾彦修企图推翻出版事业方针，让资产阶级的“学术著作”泛滥
世界知识出版社副总编辑梁纯夫说，曾彦修不是不知道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提出以前出版事业是有方针的，而是他深恶痛绝地反对这些方针，否定这些方针，要推翻这些方针。具体来说，就是他反对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服务的出版方针。梁纯夫说，曾彦修好像非常赞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认为要在这个方针基础上来考虑出版制度。但事实上，曾彦修所了解的方针和党中央所提出的方针本质上是完全两样的。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是建立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础上的。而曾彦修的方针却完全否定了这一基础，其目的在于恢复资本主义的出版自由，让所谓资产阶级“学术著作”泛滥。
老翻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赵少候在会上质问曾彦修：究竟根据什么事实，什么统计，断定我们解放以来出了不少三四流的翻译书，有代表性的著作一本也不翻。赵少候说，如果曾彦修不是把阿里斯陀芬、莎士比亚、莫里哀、托尔斯泰、普式庚、但丁、歌德、雪莱、狄更斯、马克吐温、泰戈尔等当作三四流作家的话，那么我们在这方面是有了相当大的成绩的。如莎士比亚的戏剧集十二卷已发行到二十四万册，莫里哀的剧本已出到九种，不久就要出他的多卷集。至于现代的进步作家如法国的阿拉贡、斯梯、英国的杰克林赛、美国的马尔兹、巴西的亚马多、智利的聂鲁达、土耳其的希克梅特等等的著作，我们都出版了。赵少候说：由于翻译工作者思想觉悟的提高、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细心翻译，再加以各出版社编辑部的认真加工，现在的翻译质量比解放前提高不少。曾彦修所说几年来只翻了些外国人胡说八道的小册子，这才是真正的胡说八道了。
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沈鹏说，我们和右派分子没有共同的语言。右派分子说“糟得很”，我们就说好得很。沈鹏以解放前后美术出版事业的两种迥然不同的景况，驳斥曾彦修所谓解放后出版事业“没有领导”“一团糟”等等谬论。沈鹏说，倘若“没有领导，人民美术出版社这样一个全国性的专业美术出版机构的成立就很难设想。沈鹏还举出以木版水印技术驰名国内外的北京荣宝斋在解放初负债累累，几乎倒闭，而从改为国营后，业务蒸蒸日上的事例，说明如果没有领导这又是怎样实现的呢？
沈鹏说，几年来的出版工作是有领导、有方向、有成绩的。曾彦修或者是戴上了右派眼镜看不到，或者是故意装作看不见。但无论属于何种原因，曾彦修都不能否认他别有企图。他要偷运另外一套“领导”、“方向”，达到另外一种成绩。沈鹏说，曾彦修所谓“领导”问题的一套反动纲领如果实现，自然就不会“没有方向”了。马列主义著作可以不要，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劳动人民的通俗读物可以不要，从苏联翻译过来的著作可以不要，苏联的先进经验可以不学，计划可以不订……。沈鹏说，我们看，曾彦修遵循的是怎样的“方向”啊！
人民铁道出版社的施公先以事实驳斥了曾彦修和其他右派分子否定出版事业成绩的谬论。他指出：曾彦修所说党“把持政权”“砍掉出版局中国不会亡”真是与黄绍竑、储安平、葛佩琦的反动言论异曲同工。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财政经济出版社的李国钧，人民出版社的范用、陈今、邓步城和新华地图出版社的刘宗弼。
曾彦修在17日座谈会结束时发了言。他说，他长期以来自高自大，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不好好学习，以至犯了错误。但是他又说，他只是在思想上对党有不满，而不是政治上反对党。
会议将继续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