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想起了“六评白皮书”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我又想起了“六评白皮书”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项冲
当1949年全国解放后不久，司徒雷登狼狈离开南京而还未到达华盛顿的时候，美国国务院曾经发表一篇臭名昭著的白皮书，把一百多年来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史实颠倒黑白地加以叙述，同时肆意诬蔑中国人民和伟大的解放战争。
那时我在上海。我还记得当时对新华社发表的“六评白皮书”和同志们一块儿学习过，并且参加过一、二次座谈会。在学习过程中，对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便是美帝国主义在被迫承认共产党获得中国人民的拥护之余，不得不把希望寄托于中国的“民主的个人主义者”身上，并且要鼓励他们进行推翻新中国为目的的一切活动。
八年来的流光如矢，八年来学习的收获也多少有一些。通过党的教育和帮助，参加了一系列土改、三反和肃反等政治运动，以及有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初步改变了立场和观点。尤其是知识分子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来以后，大家的兴奋鼓舞是不言而喻的。我们愿意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尽一点小小的力量，我们愿意用有限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来分析和批判旧日所学习的东西，我们也愿意在向科学进军声中尽可能发挥自己的潜力。
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的基础上展开党的整风以后，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对党组织所提的意见是诚恳而出于善意的。尽管有些地方不见得正确，但是由于一般群众所处的地位，比较容易从局部情况和当前利益去考察问题而难于了解全部情况和全部困难，不确切和错误之处应当可以理解。而在向党提意见过程中，对不少人来说，从平素不大愿意管“闲事”和旧社会所熏染下的“不好意思”的习惯来“鸣”和“放”，确实也是思想锻炼的过程。许多同志们都乐于帮助党“除三害”，希望通过整风能够使所服务的学校克服缺点并向前推进一步。
这种启发群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开门整风方法，正是党的伟大之处。党是敢于正视缺点而有决心改正缺点，而这也正表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是大公无私的。
然而，在整风过程中也出现了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这股逆流是来自四面八方的，而在我所服务的单位中出现了反动言论以后，我虽则感到刺耳，但是没有立刻出面反击。我的顾虑是：反击会不会引起群众提意见的积极性受到阻碍？反批评会不会有碍于“除三害”的正常进行？直到报上发表某些人因为与别人有不同的意见而收到匿名恐吓信时，我才觉悟到当时的情况并不简单。我们的大敌临前，就应当应声而起。我们勤勤恳恳地帮助党整风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而有人明目张胆地表示要“杀共产党人”，有人花言巧语地要推翻党的领导或削弱党的领导，那末我们的辛勤劳动，究竟是为了什么？
随着章伯钧和罗隆基等右派野心分子一系列的反动言行揭开以后，我以十分愤怒的心情积极地参加了反右派斗争的行列。这些人原是旧社会的政客和官僚。如果说他们在政治上有“抱负”的话，他们的“抱负”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不是社会主义的道路。解放以来，党和政府给予他们以重任，在任何一方面来讲可以说都已经仁至义尽，可是他们还是满腹牢骚，一贯地对党表示极端不满。知识分子政策提出来以后，他们希望利用知识分子来作他们的政治资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来以后，他们就野心勃勃，认为从此以后，大有可为了。去年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加强了他们的幻想；今年党组织整风的进行更使自称为机会主义者的分子认为最好的“机会”已经到来，用种种公开的和隐藏的方式向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作猖狂的进攻。这难怪在6月6日那一天，以章伯钧个人名义在文化俱乐部所召开的谈话会上，章伯钧竟至胀红了脸，挥动拳头，以为他们的“好时光”就要到来了。
这一切说明了什么？旧忆犹新，八年前所学习的“六评白皮书”不禁又涌上我的心头！手头的材料已经东抛西失，在看到新华社对白皮书第六章的解剖中的一段话以后，更使我触目惊心。这一段话的原文如下：
“1947年8月19日司徒雷登作出了对华政策的结论。他写着：要建立国民党中国的‘有能力的政治领导’，使这个反人民政府‘能恢复把握住知识分子和群众’。司徒雷登……公开号召组织新党，以第三者的面目出现，并妄图在中国民主阵营内部组织反共派别。”
“亲者所痛，仇者所快”，这决不是两句平常的老话。事实就是如此：我们在今天所痛恨的，正是我们的敌人所期望的。多少年来，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开办学校和“培养”留学生，目的就在于训练出一批“民主的个人主义”者，妄想通过他们按照“西方资产阶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尽管新中国站起来以后粉碎了帝国主义的幻想，尽管大部分曾经是“民主的个人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已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可是只要帝国主义者存在着一天，他们的心永远是不死的。可恨的是：解放后已经八年，却有一极小部分的知识分子败类还要走回头路，还要去违背人民的愿望来迎合帝国主义的意图。
右派野心分子走回头路的主观愿望不是面临着今天的形势才发生的，而自有它的历史上的渊源。章伯钧对于马歇尔所说中国之“亡”不“亡”于共产党而“亡”于中国民主同盟一句话，得意忘形地自加注疏说道：“……民盟在当时给美国一种错觉，中国的第三种力量可以走资本主义的民主道路，不会步苏联后尘。由于这种错觉，美国就放松了军事力量的补充，结果上了大当，弄得蒋介石很快垮台。”罗隆基更声称美国“如果把给蒋介石的钱的十分之一拿给民盟会要好得多”。这种话，难道不和帝国主义分子同声相应么？
年来自己致力于教学与研究的兴趣很浓，而从事于社会活动的时间较少，因此对于政治的敏感性，就显得十分迟钝，对于右派分子虚虚实实、实实虚虚的言论，就难以明辨是非，有的地方甚至使自己迷失了方向。读了毛主席所提出和右派言行划分界限的六条标准以后，觉得这是引导我们走入正确方向的思想武器。但是，正确方向要我们用自觉的努力往前走，而武器必须通过参加极复杂而极尖锐的思想和政治斗争才能应用，不然的话，工人说话了，农民说话了，我的“知识”又在哪里呢？
我觉得：资本主义制度的丧钟就是资本，而未经改造好的知识分子的“知识”却是一座高墙。但这决不是说：高墙就是丧钟。如果我们能够从温暖的花室站出来，坚决地和右派分子划分界限，从斗争的环境中锻炼自己，我们是有一片锦绣前程的。而大西洋彼岸的帝国主义分子们决不可能借少数右派野心分子的“尸”来还他们的“魂”！
我更觉得：这次反右派斗争对我来说是一番深刻的教训，长期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我，决不应该主观地判断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已经获得很大的成绩，因而，立场已经站稳了，而应当继续不断加强改造。我得衷心感谢党对我重重地拍了一下肩膀，使我体会到对右派的斗争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使我不会迷惘地走入“死胡同”。
我更觉得：从狭隘的书房里开了房门，尽管有些眼花缭乱，定神一看，这真不是“乍暖还寒，最难将息”的时节，而是一个大好春光的艳阳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