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办校”的阴谋破产了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民主办校”的阴谋破产了
本报记者　孙祖年
党的整风运动开始以后，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在民盟中央组织了四个工作组，其中高等学校体制组，是企图在首都五个大学搜集意见，向党进攻，夺取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权。右派分子陶大镛是忠实执行章罗联盟这一指示，在北京师范大学进行夺取党的领导活动的最有力的能手。他所提出的“民主办校”纲领，在反右派斗争中，已被广大师生驳得体无完肤。他的伪装着的马列主义面孔，在群众中完全揭穿了。
聚谋在密室里
5月15日陶大镛秘密地在朱启贤（历史系教授）家里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主要根据陶大镛、朱启贤、胡明三人的意见，初步拟出一个“民主办校”纲领。会上还筹划如何召开第二次会议，提出名单，有人提到白寿彝同志（师大盟支委）参加会议，陶大镛不同意他参加，说他是共产党员，说不出什么东西来。有人说在师大进行活动，不通过师大盟支部是不对的。胡明说：“对！我们不要偷偷摸摸的干。”
于是，陶大镛就于5月20日又盗用民盟师大支部名义召开第二次会议。作为师大民盟支部的主委陆宗达教授，会前不知道会议内容和参加人的名单。这次会议名义上是他主持，实际上是陶大镛一手操纵。会上由陶大镛介绍上次会议内容，朱启贤、胡明帮腔。在这次会上订出了“民主办校”的完整纲领：学术委员会是学校中的最高权力机构。由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代表组成。最低纲领，校长由国务院任命，最高纲领校长由校学术委员会选举产生。总的要求是：在学校中有关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教授有决定权。具体任务是：有关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的事项由学术委员会处理。教授的聘请，副教授升教授，讲师升副教授，留助教，招收研究生等与学术、教学有关的人事提升、调配，也由学术委员会决定。财务工作，主要是预算和决算，由行政会议成员向学术委员会报告。系也要成立系学术委员会，人选由教授中产生，系秘书也由教授中挑选。规定党的任务是：管管组织生活，在校内群众中起模范作用，党委会也可以派代表参加学术委员会，可提出党委会的建议，但学术委员会不一定遵照执行。他们还得意洋洋地说，“民主办校”是在现有的框子上改变实质，这样比较实际，也容易通过。这就说明了“民主办校”的实质就是取消党的领导。
企图搞垮党的领导让自己上台
右派分子为了达到实现“民主办校”的目的，从各方面向党进行猖狂进攻，破坏党群关系。从他们之间阴谋活动的特点来看，向党进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分工的。陶大镛企图从党的领导内部制造分裂，来摧毁党委会的领导核心。陶大镛在群众中说，党委会某书记和某副书记一派，某某副书记又是一派，现在是某派当权；并扬言这次整风中师大党委一定要垮。他们并指使中文系四年级八位同学访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冯亦岱，因为冯过去来师大视察时，从朱启贤、胡明处听到对师大党委意见，以便以人大代表的意见在学校内放火。
陶大镛还有意歪曲肃反运动的成绩。这一点朱启贤在活动中充分地发挥了，他阴谋以肃反为题，来污蔑党，造成群众对党不满。朱启贤在几次群众论坛会上和座谈会上，就肃反问题进行煽动。他说：对肃反重新估价的问题，是关系到将来的历史如何写法；应该说肃反错误所造成的罪恶是严重的，因为斗了多少人，多少人被当成了反革命斗了，结果都不是反革命。拿人命作实验，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呢？造成的罪恶是人与人之间冷酷无情。他还把肃反运动形容成“一犬吠形，百犬吠声”。朱启贤还说：“解决这个问题是困难的。我同意罗隆基的意见，在我校立即成立“检查小组”，清查在历次运动中的受害者，为他们恢复名誉。并立即改组“师大教学”校刊。朱启贤企图通过检查肃反，改组师大校刊为名来夺取运动的领导权。胡明污蔑党是所谓“家天下”，来攻击党委、党员。他说：师大解放至今还有混乱状态，俄语系在师大地位，是处在九层地狱之下。党员对群众的做法是帝国主义统治殖民地的办法。党员不懂人情，很少人性。总之，在这一阵，陶大镛的任务是联络民盟中央上层的右派分子，出席章伯钧召集的六教授会议，在幕后出主意。朱启贤、胡明则在校内积极进行活动，不论在会上、会下、在讲台上、在家里，向师生们发表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搞垮师大党的领导，实现“民主办校”，让他们上台。
涂脂抹粉骗不了人
右派分子陶大镛、朱启贤、胡明在向党进攻的时候，用了许多的漂亮名词，什么“检查肃反中受害者”，“教育品质不良的党员”，这都是“为了巩固党”，“加强党的领导”，“我们都是进步教授，追随党多年”，“要站在党中央的立场”，“诚心诚意帮助党整风”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自抹脂粉的表白，尽管起了一时的蒙蔽作用，尽管曾经有许多人受骗，公开支持过“民主办校”主张，甚至有些人为他们所谓“正义的揭发”热烈地鼓过掌。虽然他们打的马列主义的招牌，但终久是掩盖不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私货。
反右派斗争展开后，师范大学广大师生员工觉悟起来了，他们的眼睛亮了，特别是同学们，不再为那些表面现象所迷惑了。他们对右派分子陶大镛、朱启贤、胡明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纷纷进行揭发批驳。右派分子伪装的进步面孔被揭穿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已完全暴露在群众的面前，再也站不住脚了。
右派分子曾利用几个所谓“定案”来否定肃反的成绩，向党进攻。但是最近校党委向全体师生员工公布的几个反革命分子真相的事实，使这一企图完全破产。近来广大师生员工关于肃反的问题的座谈，都一致肯定成绩是主要的，批判陶大镛、朱启贤对肃反的谬论。李思温讲师说：“陶大镛等在整风运动中为了实现个人目的，利用一切机会，用一打一拉的手段，挑拨群众与党的关系，一方面咒骂积极分子是‘狗’，一方面又用‘五四’青年传统来煽动青年反对现社会。”朱庆永教授说，朱启贤毒骂我们积极分子为狗，说我们肃反中斗反革命是“一犬吠形，百犬吠声”，这是对党、对积极分子的污蔑，他的目的就是要把党、积极分子在群众中搞臭，来实现他和陶大镛、胡明共谋的“民主办校”夺取学校中党的领导权的野心。
王焕勋教授列举事实说明朱启贤一贯地不满党，不满现状。他说，朱启贤由美国回国时，不是想别的，而是想当师范大学的校长。这个目的达不到时，他就满肚牢骚。他描写现在社会比历史上任何社会都黑暗的“六年间”，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写了。朱启贤崇拜杜威，夸耀他自己是杜威的弟子。他是标榜着资产阶级教育的教授的典型，企图把社会主义大学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这是梦想。我们广大师生不答应。
胡明辱骂党的作风是家天下，也受到了有力的驳斥。俄语系讲师吕和声揭发时说，胡明在我们系里任主任不仅有职有权，而且滥用职权。在人事方面根本就不是有职无权。事实很多。譬如，他自己介绍爱人和外甥到俄语系工作，又不通过制度在去年让爱人休养。胡明说党是“唯亲唯故”、“家天下”，事实是胡明要把俄语系变成“胡天下”，如果实现他们“民主办校”，夺取了党的领导，那师大也要变成“陶、朱、胡的天下”。石盘教授在六千师生员工大会上，大声疾呼地揭发胡明两面手法。他说，朱启贤容易看出来，特别因为他背着他的老祖宗杜威，而胡明不这样，他讲“共产主义”、“国事”、“党中央的立场”，一片模糊人的话，毒素就在这里。
接着石盘教授逐一批驳胡明迷惑人的谬论。胡明认为解放后，同共产主义事业相比是“糟得很”。我国几年来工业发展是很快很快的，一天天向共产主义大踏步前进，这怎么说对共产主义是糟得很？他是说，社会主义国家一团糟，共产党领导一团糟。这才是他说“同共产主义事业比是糟得很”的真实内容。帝国主义不敢为所欲为，右派分子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就是右派分子的“糟得很”“家天下”的说法是右派分子的诬蔑造谣，我校用人如果是“唯亲”、“唯共”，胡明的系主任也是当不上的。胡明强调1942年整风是“家事”，1957年整风是“国事”。胡明强调是“国事”，“匹夫有责”，“我也有一把”。他要趁党整风“捞一把”，奥妙就在这里。胡明还说要站在“党中央立场帮助党整风”，说党中央立场与基层组织立场不一致。胡明的意思是“我与党中央的立场一致，你们滚，你们滚，群众跟我来，把党委整掉，我们来坐天下”。“民主办校”就是他们达到这个目的的全部纲领。妄想把高等教育事业拉到资本主义的歧路上
陶大镛亲手拟定的“民主办校”的纲领，受到许多人的彻底的批驳。中文系部分进修教师和研究生集体讨论时有力地批驳了“民主办校”的纲领。他们指出：“民主办校”的纲领，把党的作用，降低到要党执行学术委员会的决议，要党处在学术委员会领导之下。这实际上要党“下台”。右派分子口口声声说拥护党的领导，说党不能退出学校，但在实际上，他们却在干偷天换日的勾当。他们在“模范作用”的名义下，要求党的领导核心退出学校，也就是要求党退出学校。他们硬是要篡改党作为领导核心的性质。这是宪法上已经规定了，他们如今竟想翻案。他们不仅企图使党在学校里成为多余的，而且企图使党成为在学术委员会控制下只能起所谓“模范作用”。也许有人会说，即令如此，党还可以通过国家来领导高等学校。但是右派分子的最高纲领是，校长由学术委员会选举产生，最低纲领才是由国务院任命。这就是说，国家任命校长也要征得学术委员会同意，如果学术委员会不同意，国家任命也是没有效果的。这样国家如何来领导高等学校呢？这个纲领是反对党通过国家政权来领导高等学校的露骨表示。试问，取消了党的领导的“民主办校”纲领，所要求的是什么样的民主呢？显然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而不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我们认为党的领导是人民民主的根本保证，离开了党的领导，根本谈不到什么真正的民主。
他们还指出：所谓“内行当家”，这个“理由”虽然容易迷惑人，但它也是经不起批驳的。这个“理由”实质上是说“我内行，我当家，我领导，我上台；党外行，所以不能当家，不能领导，要下台。”“内行当家”，实质上是排斥党对高等学校领导的一件漂亮的外衣而已。右派分子陶大镛、朱启贤、胡明所提出的“民主办校”纲领，是在“发扬民主”“内行当家”的口号掩护下反对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纲领，实质上也就是资产阶级反对工人阶级领导的纲领。这是资产阶级办高等学校的办法，不是工人阶级办高等学校的办法。如果按陶大镛等人的“民主办校”纲领来“改造”我们的高等学校的话，那末就必然会把我们的高等学校从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拉到资本主义的歧路上去，这样就会葬送人民的高等教育事业。这个纲领今天所以被提出，绝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而是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一个组成部分。
被迷惑的人清醒了
右派分子朱启贤把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污蔑为是希特勒式的法西斯统治，引起了广大学生的愤怒。一个大学生在大字报上写道：“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右派分子陶大镛、朱启贤、胡明为什么要改变一下“不民主”的现状了。原来他们把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看作是希特勒的法西斯统治。难道这是帮助党加强对高等学校的领导吗？难道不是站在党的对面，仇恨党，反对党，要把高等学校中的党搞垮吗？很明显这就是要把新中国的大学带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另一张是一群大学生曾经公开支持过“民主办校”主张，公开检讨的大字报。其中写道：“我们缺乏警惕，嗅觉不灵，不能辨别在各种巧妙伪装和卑劣手段隐蔽下反党活动实质，这是受资产阶级‘民主’观点的影响，追求抽象的民主，不了解社会主义民主与党的领导的统一。因此，看到了‘民主办校’，从感情上引起了共鸣。客观上壮大了右派分子的声势。”他们接着表示，“要认真学习，在斗争中跟右派分子划清思想界线，清除右派言论的影响，改造思想，在火热的反右派斗争中，锻炼成为自觉、坚强的社会主义战士”。
当右派分子打着“民主办校”的招牌，进行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阴谋被揭发以后，陶大镛在师大民盟支部内，虽然揭发了章伯钧召集的六教授会议，并交代一些和黄药眠的关系。但揭发和交代还是不彻底的。他和朱启贤、胡明巧妙的伪装下的“民主办校”谬论，在广大师生员工反右派斗争中，在北京师范大学已经没有市场了，不能再兴风作浪了。陶大镛在检讨中说自己是“盲从”“无知”，受章伯钧、罗隆基的利用，充当着一名“小卒”，同学们马上贴出大字报指出陶大镛身为政治理论教授，是“无知”“盲从”“小卒”吗？不！不是“盲从”“小卒”。这是骗人，企图蒙混过关。陶大镛是章罗联盟在师大进行反党活动的一员“大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