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年西沿村工作组检查急性病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永年西沿村工作组检查急性病
开始下乡时，工作组每个同志情绪都很高，想象着土地法这样解决问题，群众一定好发动，一定轰轰烈烈。八号到达茹佐，经过十天工夫，贫农已串连起来百余人。快要成立起来贫农团时，十八号又调到西沿村，当时就想到：“到西沿村还得重新插手，可比别的基点村落后十天至半月，人家都跑到头里了，咱还是‘地委调研室’，还能起啥基点村作用呢？”本来思想上，正是烧着急性病的火，这样又加了点油，更急起来。一到西沿村，一方面简单了解村中一般情况，准备开村民会，同时就强调提出找骨干，成立贫农团。当时认为有茹佐经验，一开罢会群众就要求组织起来，咱要不找个骨干，没人领头，恐落群众之后了。此外还觉得情况的了解，在贫农团成立起来后，才能保证更真实和系统。
二十一号晚上召开了村民会（前有别的同志开过一次，这是第二次），二十三号订了个五天计划：首先召开支部党员会，动员后查阶级；第二步查错误，吸收群众参加。召开骨干分子会，商讨如何串连组织贫农团，随即召开贫农阶层会，号召马上就串连，很快就组织起来。
召开支部会后，准备开骨干分子会，于是就集中全力找骨干，采用的方式没和开小型的会议相结合，而是独政，从群众中了解出几个翻身不很好的老实人，如白荣、高三仲等，就一天向他家去好几次，许焕文见我们还敢说两句，光愿去他家，到了翻身比较好的贫农家或一些不好说话的老实人家，就觉着不是对象，不愿向他家去。谈话时，一般的只是说：“穷人要当家，组织贫农团”，希望经过如此的简单动员，就能动起来。同时还表现急于要材料，群众不答复，自己就泄气了，说话也减少了，如果群众再谈家长里短的一些事，同志们也不愿听。这样闹的结果，群众普遍知道我们是调查，甚而恐惧。许焕文、王小成等积极分子，见我们就问：“你调查我好坏？”在我们一问他：“某某人怎么样？”他们均是回答：“您还没调查清？还能不知道？”因我们接近的人太少，谈话又急，致使他们精神感觉孤立，怕将来起斗争。群众说自己的坏事，白荣等还怕叫他当头，就躲开不见我们的面了。
几天后，只找到四、五个对象，有一些是只面谈过一两次话（找他，打听他的次数不少），对这个人了解也不深刻，他们表现要求组织串连劲不大，但也没了解出他顾虑的什么。只看这些人没劲和自己不亲热。如许焕文是较成熟的对象，但在谈话时还多是试探口吻。
三十号晚上商讨借斗争果实粮的会议上，净是没粮吃的户。工作组想象这些人家里没啥吃，一说可以借粮，一定情绪很高，对工作组会更相信。可是因事先没酝酿成熟，结果谁也不吭，动员启发一顿也无结果，不欢而散了。从这次教训，才了解到无论办啥事，也得事先酝酿成熟，只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是不行的。
检讨急性病的根源，是工作组思想方法上存有很大的片面性，没从当地群众目前最迫切要求和群众现有觉悟水平出发，主观愿望想变为事实，急于求成。同时，根深蒂固的包办代替粗枝大叶的恶劣作风未得改造，因此在实际工作中，一遇实际事就心急，有了个一知半解的情况，就自满起来，了解情况办法太简单，光想走捷径。最基本的原因是存有个人主义急于求功。光想叫群众满足自己的愿望——“要材料”、“组织贫农团”、“起个基点作用”，不是从耐心了解群众，从群众要求出发，为群众办事。
检讨后，定出以后几天内的具体作法：个别访问小型的漫谈会，以及必要时的大会结合起来。更多接近一些人，晚上漫谈，白天个别深入，使之广泛又纵深。对翻身好的也要进行工作，纠正对这些人不理睬的态度，求得与群众打成一片。了解全面情况，了解多数群众目前的迫切要求，发现积极分子，号召群众组织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冀南三地委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