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部揭露叛党分子严文杰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他还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向党猖狂反扑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对外贸易部揭露叛党分子严文杰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他还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向党猖狂反扑
本报讯　一个多月来，对外贸易部全体职工对党内的右派分子——行情研究所欧美研究室主任严文杰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严文杰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已暴露在群众中，已处于孤立地位。
5月底6月初，正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展开疯狂进攻的时候，严文杰也和他们站在同一立场上，从多方面向党进行恶毒的攻击。他在党的会议上的发言，他写给人民日报的题为“闲话‘丫头口笔’及其流风”的稿子（未发表），特别是他给党中央的长篇的意见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反动的主张。他主张省市委以下的党委不要起党的领导作用。
他要求把大批老干部“拿开”
他不仅一般地反对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领导，而且对党的领导和组织形式提出了荒谬的主张。
他把党的领导局限于“应是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和重大方针政策问题”。他认为“只有党中央和省
（市）党的委员会才能起这个作用，而地委、县委、区乡党委、机关与企业学校党委是不能起这个作用的”，“同时党政各有一套系统，同级政法、监察、团体、企业又听同级党的，造成重复”，这就形成了“以党代政或党政不分”。
他要求省委以下党委和机关、企业、学校党委“不作为起党的领导作用的部门，只是通常党务部门”，“它对国家工作，机关企业事务，对社会人民无任何权力”，“机关企业地方政权只受政府和人民代表会议的领导”。
严文杰的这些反动主张，其目的显然是腰斩党的组织，使党的上级领导机关架空，使党的方针政策根本无法贯彻执行，实质上是要取消党的领导。
严文杰认为相当多的中下层党员干部（包括相当于中央的局长级干部）不称职，他们是靠党籍吃饭的。他把党的中下层干部丑化为“无知的庸才”。污蔑说：“职位在人之上的人，论起工作，瞠目结舌，甚至胡乱来一场。”“这些人最好的是不起作用，而一般的是起反作用。”另一方面，他认为“我们的业务都掌握在旧人员和青年知识分子手里，这些人又由于历史和家庭社会关系而不能得到提拔”。他说，这种情况已到达“使人难忍”的地步。他主张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培养起来的这些中下层党员“拿开”，用包下来的办法，给他们终生生活保证金，再按情况要他们退休或下乡，或担任简单的工作。
严文杰为了实现“拿开”老干部的目的，首先诋毁和攻击了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并肆意歪曲。他把党过去执行的干部政策说成是“德乱才废”。他说：“到中下层‘才’被废弃了，而‘德’往往成了辈数、年资、领导欢心的排队。”他认为过去使用干部，只要是党员，级别高，就可得到重用。
严文杰进而对人事部门作了恶毒的攻击。他认为人事部门的干部农村出身者多，知识水平低，狭窄，有宗派主义思想。他说：“管人的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人，不承认别人的知识和才能。”他认为人事部门“儿戏别人的前途和名誉”。“党的威信会在此赔光”，并断言“结果很可能弄到个天怒人怨的地步”。
他猖狂地要求中央接受他的这些策谋，他说人事问题是“人们不平”的根源，“义愤的焦点”，如果不能按照他的意见加以改变，则“矛盾永不能解决”。
把严文杰的这些荒谬言论和他的其他谬论放在一起，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无非企图将忠实执行党和国家政策的党员干部从各个国家机关、企业、学校中赶走，使人事部门不能正确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使党的领导无法实现。他要求取消群众运动，取消阶级斗争
严文杰对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大肆诬蔑。他说：“亲身经历过这些运动的人，想起来就感到心惊肉缩，毛骨悚然。”“一到此时，真是人人自危，社会大恐怖。”“伤人不谓不深。”他还造谣说：“不管什么人，只要领导手指一下，就可以斗的。”“斗的场面，比坐牢难受多了。”他甚至露骨地为已经死亡的封建势力喊叫，并对人民进行威胁：“想想看，在反恶霸斗地主的时候，一个受害的农民起来斗的时候，那种如疯似狂的气势，当以后有一个变化的时候，那些受过伤的人会怎样对付我们！”“我觉得，反会把一些本不一定是反革命的人逼着去反革命。”
由于严文杰敌视人民，反对对人民的敌人进行斗争，他煞费苦心地提出了取消群众运动、取消阶级斗争的办法。他叫嚣：“不管成绩怎样，这种运动不能再搞了！”“要求政府规定：除非检察院同意，并由法院接受和主持外，一般机关、团体不得开斗争会。”他还公然提出要对领导肃反斗争的同志进行报复，说什么“冤死人者死”，
“冤人坐牢者囚”。露骨地表现了他仇视革命的情绪。
严文杰的目的，在于取消人民民主专政，使反革命分子有机可乘，取消党的群众路线，并幻想使反革命复辟。他污蔑在我们国内和党内没有思想言论自由
严文杰认为在我们的国内和党内，思想言论是没有自由的。他说：
“人们难能对自己的思想和言论作主！好像总是被人牵着走，被限定在划定的圈子里活动。”
严文杰说，思想言论不自由的“社会原因是中下层人员的思想和知识水平低，自己不能思考，只有看看上面的点头摇首挥臂指手而干。”
他把党的思想领导和统一领导，说成是束缚。他恶毒地说：“一切地方只看党委一处，行政、企业、报纸、工会、团等，党委气一出，千百鼻孔合吐，大家只有跟着说一途。”“只要在运动中积极听话的就是好干部，造成党内许多同志脑子简单。”对人们阐释领袖著作的文章，他恶毒地诽谤说：“好似一篇文章足以解决天下一切学说和工作问题。”“好似当今天下，除此之外就再无学问了。”又说：“我真不知何必如此？若一个人写了东西，要这么多解说人家才能懂，则本来那个东西便大可休矣！”
他为了“开放”思想和言论，“建议”要多办些报纸，而且“要有今天（指右派分子猖狂进攻党暂时不予反击的时期）的风格”。因为他认为那个时期的报纸“真自由，有丰采”，能反映“民意”。他说：“有了这种舆论界，就是不整风，人们办事也会被迫小心些，看看反应和周围民意。”
他不但反对群众运动，更反对领导运动“有一套政策方针”。他认为“运动一来谁也得顺着说，即或当时已看出不对，但谁也无可说，也不能说，只好硬干”，“这也成了思想上的束缚”。他要求：“少些运动，让人们有一个优裕的脑子，不要一天到晚在心肉紧张中过。”
他反对党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政策，并公开贩卖自发论，说：“一切学习、报告、社会活动不得使用工作时间，一律听便自由参加。”“报告、讨论等并不见得就纠正了人”，应该“有事多在报上说，让人们考虑和自觉地去作。”
可见严文杰要求的是资产阶级的言论、思想自由，反对党的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从而瓦解党的队伍；在资产阶级思想进攻时，要求党放弃思想战线的阵地，让资本主义在思想上取得优势地位。他辱骂文人记者歌颂党和领袖是“丫头根，奴才性”
在严文杰写的“闲话‘丫头口笔’及其流风”一稿中，可以看出他以多么疯狂的姿态敌视和谩骂人民。他把我们的社会生活描写成漆黑一团；而在这个社会中生活的人，“特别是文人记者”，“生成一种丫头根，奴才性”。
他写道：目前有些人“出言走笔，专旨奉承”“情之不由衷与态之做作，听之读之令人如咽粪蛆，呕吐而肠肚出矣！”他认为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是“屡见不鲜的”，“已成流成风”了。
他写道：“有等文人记者，一提到领袖，一定要加上些‘感恩的心情’，什么‘虔诚仰慕……’呀，‘伟大’啊，‘朴素’啊……。除了做作和使人不忍读下去外，难免不使人追问笔者心里的什么‘根’和什么‘性’来。”
他把对革命领袖的著作从各方面阐述，进行宣传和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说成是“附说释义”。他主张不要“处处挂像，喻神明般地颂扬”。
他把领导与被领导、领袖与人民、上级与下级，说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是“主子”和“奴才”的关系。他说：“‘丫头’者‘奶奶’之陪嫁品或附属物也。”“丫头”的一切“无不仰赖于奶奶之欢宠与忌恶”，而他们的精神世界是“一味‘顺应’，‘迎合’、‘阿谀’，甚至以得接啖主子之涎涕为宠幸的‘丫头’哲学”。
严文杰这一篇反动文章正好充分暴露了他自己的“根”和“性”仇视党，反对革命领袖，敌视社会主义事业，和资产阶级右派正好是同一条“根”。他公开反对反右派的斗争，说对人民日报“很反感”
党和人民的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严文杰从党内到党外肆无忌惮地攻击党的政策，反对党和人民对右派分子的反击，与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向党展开了猖狂反扑，负隅顽抗。
6月8日以后，人民日报发表了几篇反右派的社论。严文杰一方面公然反对人民日报对右派的反击，除了在党的会议上发言和向人民日报寄了两篇稿子外，还向党中央发出了“紧急呼吁书。”
严文杰大肆叫嚣“围剿开始了”、“是大张讨伐”、
“人民日报的做法十分拙劣”、“如果说人家粗暴，人民日报比人家粗暴得多，厉害百倍”。他攻击人民日报的标题说：“‘人民没有委托葛佩琦说这样的话’是否经过投公民票了？我看葛佩琦也代表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可注意的民盟动向’，让民盟盟员看了毛骨悚然，好像人家进行什么不可告人的活动了。”把对右派进行反批评的人说成“言不由衷，看风使舵，是否真的，我很怀疑。”这些构成了他的一个概念：人民日报“过火”、“不高明”、“有火药气”。这时候，他还与右派分子一唱一和，给右派分子壮大声势。他说：“何必气量那么小？”“储安平说大和尚、小和尚就是辱骂领袖了吗？我倒很欣赏这句话。”“葛佩琦说要杀共产党人并没有说现在就杀啊！如果共产党真不好，为什么不允许别人杀你呢？”他竟与党外右派分子一起发出嚎叫“有顾虑”，对人民日报“很反感，很伤心”。
另一方面，他也在对外贸易部内公然反对党和群众反右派的斗争。6月11日，对外贸易部黑板报摘登了右派分子李泰华的发言摘要。严文杰怒不可遏，代右派分子李泰华挺身而出，向黑板报以“中国共产党员”的名义提出了强硬“抗议”，他明知黑板报编委会是党领导的，可是他“质问这是谁的主意，为什么？”“我认为这种做法并不光明正大”。
外贸部全部人员对严文杰这种公开的反党行为极为愤慨，纷纷提出质问。严文杰竟变本加厉地诽谤说：“对不同意的事抗议一下也不可以，我要问‘成什世界’。”
严文杰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1942年参加共产党。出身于地主家庭。参加革命以后，他的剥削阶级的立场，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一贯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直至蜕化变质。现在，严文杰已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在党内的代言人，公开背叛了党。
严文杰对上述一系列的反党言论和行动，虽经外贸部全体同志严肃批判，但他至今仍然避重就轻，并无真心悔改和认罪的表现。对他的批判和斗争正在深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