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急先锋许君远诡计多端 妄图篡夺新闻出版事业的领导权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右派急先锋许君远诡计多端
妄图篡夺新闻出版事业的领导权
本报综合消息：上海的右派分子许君远经常以“老报人”自居。这位“老报人”的来历，也真不简单。远的不说，抗战时期，许君远就当过重庆国民党中央日报的副总编辑，做过战犯也是宗教界败类于斌的私人秘书，由于于斌的青睐，1945年当过坚决反共的益世报的特派记者，采访过旧金山联合国大会新闻，上海解放前后又担任上海大公报的编辑主任和资料室主任。许君远在这段时期，为反动派做了很出色的工作。在旧金山的时候，他发了大量污蔑苏联代表团的报道。美国兵在中国杀人、抢劫，无恶不作，许君远却给他们搽粉，说什么“许多到远东作战的美国士兵，帮助他们国人对中国增加认识，增加好感”。就在上海刚解放的一天，许君远还是用中央社的新闻稿，不论在标题和文内骂共产党为“共匪”。
解放以后，人民并没有跟许君远“算旧账”，给了他工作和改造自己的机会（他现在是上海文化出版社第一编辑室副主任）。可是许君远却一贯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像一切右派分子一样，就在整风期间，许君远认为“时候到了”，向党和党所领导的新闻出版事业发起了猖狂的进攻。
“报纸应当这样干下去吗？”5月21日，许君远用了这样一个富于煽动性的题目，在文汇报发表了一篇否定工人阶级办报路线、宣传资产阶级办报路线的文章。
在这篇有理论、有系统的办报纲领中，许君远放出了许多毒箭。第一枝毒箭是否定解放以来报纸工作的成绩，尽量丑化党报和党所领导的人民报纸，借以否定报纸的社会主义方向。许君远诬蔑说：“解放后的报纸只顾说教”，“成天板起面孔来说道理”，“摆着党员面孔，没有笑容”。“说坦白些，就是报纸和读者之间有了一道高墙”。怎样拆墙呢？在这里，许君远大大地贩卖了一通趣味论。报纸是得有趣味，但是许君远要的是什么样的趣味呢？不是别的，是“食色性也”，“英国新闻人物唐生在京不谈与公主恋爱事”，“琴棋书画……含有丰富的营养”……。许君远鼓吹说：“趣味性越强，越能引人入胜；报纸越能大量争取读者，越能发挥指导性的作用”。他甚至把趣味说成“中国报纸的一种优良传统”。许君远所以大肆宣传趣味论，其实是要反对报纸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党的政策，反对报纸的指导作用。
这位“老报人”在肆意诋毁今天的人民报纸的时候，丝毫也不掩盖他对于解放前对蒋介石统治“小骂大帮忙”的大公报的缅怀。他说：“过去常常听人讲起，‘我是大公报二十年的读者了’，话里弥漫着深厚的友情，叫人听起来很舒服。解放后很少人不看人民日报，但却没有人说他是人民日报的老朋友。”他露骨地要求以解放前大公报的资产阶级办报方针来改造今天的党报。
许君远放出的另一枝毒箭是要求“新闻自由”。在他看来，我们报纸的清规戒律很严重，不但编辑部如此，而且“读者的压力是大的”。他“建议，在选择新闻上，党报的尺度应该更放宽些，起个带头作用”。他要求今天的新闻记者重新成为“无冕之王”。领导机关不能把新闻记者当作一般机关干部看待，那样就“会使他们产生自卑的情绪”。而记者也不能满足于对人民负责，对社会主义事业负责。他说，“只谈‘负责’就够了吗？”还要向旧社会的“无冕之王”学习一些“特长”，即“昂首阔步出入于‘大人先生’之门”，要采访什么就采访什么，“无往而不利”，“甚至对新闻幕后的来龙去脉也能摸个清清楚楚”。
许君远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是右派分子已经猖狂进攻，文汇报已经成为右派主要工具，报纸上右派言论已经像一片乌云遮住了太阳的时候，而许君远犹感未足，说报纸放得不透、不广，要求报纸放宽新闻尺度，大放其火。他用煽动性的语言向党报将了一军：“大家都在喊叫‘拆墙’，党报还想筑寨自固，长此以往，如何指导党与非党同志的团结工作？”“故步自封，落在其他报纸后面，并非上计”。
在这份向党和党的报纸的挑战书中，许君远还放了一些毒箭。而在这份挑战书的结尾，他提了“一个问题”：“目前同人办学校、同人办刊物的声音喊出来了，那么同人办报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呢？”办一张右派分子的“同人报纸”，正是许君远追求已久的目标。据上海新闻界人士揭发，这位和陆诒、顾执中等往来密切的“老报人”，已经作了办“同人报纸”的具体准备。
许君远虽然是一个“有二十多年办报经验”的“老报人”，但目前是身在出版社；如果以为他所进攻的只是新闻这条战线，而会放弃出版社这个阵地，那就未免小看了这名右派“英雄”了。
许君远平日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常常寻找各种借口，不参加社的会议。但是整风一开始，他参加会议就起劲了，每次出席必另作记录。社里成立“体制小组”，他自动报名参加，而且推荐小组成员，由他负责召集会议。许君远对“体制”问题为什么这样感兴趣呢？原来文化出版社是由四联出版社（北新、广益、人世间等）、春明、国光、文娱等私营出版社改造而成的。许君远（他原是四联的）是不甘心于这种改造的，就利用“鸣”“放”的绝好机会策划复辟，煽动这些书店的资方恢复私营，甚至要黄嘉音恢复早已歇业了的“家”出版社和“西风”杂志。他就是这样处心积虑地要搞垮党领导的出版社，要把出版事业拖回到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
就像他想办“同人报纸”一样，许君远还想搞什么“同人出版社”、“专家出版社”。他甚至拟定了一个包括二十多人的同人出版社的名单，可就是没有一个党员或团员。
许君远仇视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是一贯的。当他工作的私营出版社改为公私合营的时候，他放空气说：“公私合营后，有党员领导，就不好搞了。”在出版社有了党的领导后，他就说：“这种气候很不好”，“党员在出版社是监视群众的”。他利用各种机会打击党员，打击靠拢党的同志，凡是党员或机关调来的同志，他一概斥之为“低能”、“外行”，他甚至说：“上面派人来是浪费，对不起人民。”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赶走共产党员。对党不满或者受过政府审查的人，许君远就大加拉拢。他是农工民主党的成员。在一次辩论会上有位同志发表了与有些党员不同的意见，他就翘起大拇指叫好，竭力要农工支部吸收他入党。徐仲年是在外国语学院教书的，由于和许君远臭味相投，也经他介绍，由农工民主党文化出版社支部发展为党员。过去在中华学艺社的时候，许君远曾经反对肃反，包庇反动分子。在这次“鸣”“放”中，许君远还为反革命分子胡风“申冤”，说“胡风有才华”，“为什么不把胡风放出来让他开开花？”1954年上海新闻学校结束时，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曾将学员分配到各部门去工作。许君远和有些别有用心的分子，就在今年6月秘密集会，煽动他们游行请愿，斗争共产党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