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日报批判新晚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 “灯下谈”——右派的战鼓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天津日报批判新晚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
“灯下谈”——右派的战鼓
本报讯　7月22日的天津日报发表了夜莺、项贤和新之三人的文章，批判天津新晚报在5、6月间的资产阶级方向和该报总编辑室主任孙肇延的右派言论。
夜莺在“掩护右派进攻的‘战鼓’”一文中说：新晚报“灯下谈”在前些日子发表了许多文章。其中大多数都是呼风唤雨，到处点火，惟恐天下不乱。例如5月14日的“灯下谈”说：“在鸣放上，还处于刚刚开始，而且有着一种沉闷。‘气压’之低，确是感到了的。”（启天：“打破沉闷”）5月24日的“灯下谈”说：“不少党外人士，还是在观望气候，欲吐又止，……耽心报复；而更多的人是迫切要求鸣放，如鲠在喉，却无从吐诉。”（短笛——孙肇延：“祝鸣放园地光辉耀目”）到了6月5日，“灯下谈”又说：“在我们这里，直到风沙迷目的夏天，雨水还是缺少。在鸣放园地里，也还不是风调雨顺。”（短笛：“喜雨”）在此期间，正是右派分子趁大鸣大放的机会，向党、向人民猖狂进攻的高潮。可是新晚报却装成“不敢鸣放”的样子，叫嚷大鸣大放不够，说什么党的领导干部“一直在躲闪掩盖，缺少勇气打开局面”（孙肇延语），指责不让在基层鸣放，说“要收了”。他们企图用这种说法封住人民的嘴，好任他们为所欲为，并且违反整风的步骤，公然主张中学等基层单位鸣放（见5月14日、17日“灯下谈”）。他们用这种手法，给右派分子一再“寻人”，频催战鼓，掩护他们进攻，给他们助威打气！
项贤在“‘还有很多’吗？”一文中指出：新晚报的右派分子孙肇延曾说：“‘灯下谈’，让我文责自负，可以写，如站在党的立场上我写不了。”站在党的立场上写不了，站在什么立场上写得了呢？当我们读了他在“灯下谈”里以短笛为笔名所写的“再谈‘寻人’”（5月22日新晚报）、“假如屈原活在今天”（6月2日新晚报）两篇文章后，我们就找到了这一问题的答案，那就是当孙肇延站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上的时候，他才能写出文章来。孙肇延在这两篇文章中，恶毒地歪曲了我国知识界的现状，诬蔑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他说现在知识分子的“正义追求无从实现”、“满腔热诚无从施展”，因而今天还有“忧怀愁伤”的“屈原”、还有“遁迹山林”的“陶渊明”，甚至还有人把“话藏在心里”，“直到老死也不说”，保持着“顽强的沉默”。他还“寻”到了一些被“压抑”的人。其中有“面容略见憔悴”的、有“苦笑”的、有“话到伤心处晕倒在地”的……。他说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哩”。总之，他把今日中国知识界的面貌描绘成一片灰暗、阴郁，把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说成是“压抑”。这里，他既恶毒地攻击了党，又挑拨了某些落后的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