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虎瑙战斗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高虎瑙战斗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上将　苏振华
广昌一战，国民党用大炮敲开了中央苏区北部的大门，占领了广昌城，继续以重兵，沿广昌石城之线，向我腹地推进。前四次“围剿”的创痛，使敌人拘谨万分。十几万人一踏上红色地区，战战兢兢，好像每一寸土地都喷射着火焰。他们采取了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一边前进，一边构筑碉堡，平均每天只能挪动二、三里。那时正是1934年的春天，阴雨连绵，山水横流，敌人的脚步更加滞缓。红军便抓紧这个空隙，在广昌以南、头陂一带，进行了休整。
那时，我在红三军团五师十三团担任政治委员。这个团是广西百色起义来的红七军的一部分，曾经转战粤桂闽赣各省，参加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历次战斗。这个团党员多，老战士多，战斗力很强，曾经在福建，以一个小时的战斗，全歼十九路军的一个主力团，用它的全部捷克式武器，改善了自己的装备。参加广昌会战后，十三团就在头陂南边的半桥镇休整。
不久，我们接到布防的命令。三军团担负头陂以南、石城以北的广大地区的防守任务。我们五师被配置在五军团和四师之间，十三团担任坚守半桥镇东侧的高虎瑙和王土寨，这是敌人从广昌去石城的必经之地。我们的东面，是四师的防地，半桥镇以西，由五军团的部队负责。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保卫土地、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我们将在这样广阔的战线上和进犯的敌人搏斗！虽说打阵地防御战还是第一次，但因为过去四次反“围剿”都取得了胜利，大家还是信心百倍，斗志高昂。
一天，彭德怀军团长亲自来到我们团部，他后边跟着五师师长李天佑同志和师政治委员陈合金同志。他把我和团长黄镇同志喊去，一同看阵地。军团长说：高虎瑙地势险要，是构成整个防御地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敌人一定会死力争夺。接着，他又详细地指出：阵地应该如何配置，兵力应该如何使用，工事应该如何构筑……。上级首长这样布置，我们都觉得太对了，一句意见也提不出来。军团长立刻警告我们说，“这样不行，你们应该自己考虑更好的作战方案，仗是要你们来打的。”
接着，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那时候，师首长每天都要到前沿来，彭军团长隔不了一两天也要来一趟，检查每一个工事，每一个射击孔。工事在他们严格的要求下，不断地修正着、加固着。部队日夜在讨论，演习；演习，讨论。
这十几天，确实紧张，确实疲劳，可是我们的工事却构筑坚固了，不仅在高虎瑙阵地、王土寨阵地上，而且在战士们的心上！
就在结束准备工作的第二天下午，忽然阵地上响起炮弹的爆炸声，工事上的泥土被震得梭梭直掉。我们急忙跑出团指挥所一看，山头上黑烟滚滚，还有许多炮弹在半空爆炸了，绿色的黄色的硝烟，停留在空中，夕阳也变了脸色。“难道今晚就开始吗？”我们互相望了一下。经过很简短的交谈，立刻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敌人不敢夜战，这是试炮，真正的攻击在明天。
“对，明天拂晓！”黄团长肯定地一劈手，立刻喊叫起来：“通讯员，传令各营，后半夜四点钟，进入阵地！”
天刚拂晓，十多架敌机就带着滚雷似的轰隆声飞来了，敌机丢下的炸弹，像一大群黑老鸦飞堕在阵地上，立刻掀起冲天的烟尘，脚下的土地被震得摇摇晃晃。一批飞走了，又来了一批。接着，对面山上就开始打炮，高虎瑙以及友邻部队的阵地，立即陷在一片烟火的海洋中，暴雨似的炮弹几乎把山头抬起来了，整个大地好像都在一片粗重的爆炸声中崩塌，下沉……。
敌人攻击前，一定会进行炮击。可是打得这样密集、这样猛烈，却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团长焦急地在工事里走来走去，参谋长卢绍武同志正在不断地轮流和三营、二营通话，喊得脸红脖子粗。我们从敌人的炮声和参谋长的话声中，聚精会神地探测着敌人的动向。忽然，卢参谋长使劲拍打起电话机来，又用嘴吹，用手摇，最后懊丧地把话筒放下，叹口气说：“电话线炸断了！”
我转身对团长说：“我去二营看看。”
太阳已经出来了，但是被硝烟遮蔽着，黯然无光。指挥所就在王土寨的后山脚，到二营的阵地，只需要爬二百多米的一段山坡。在烟尘弥漫中，我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弹坑里热烘烘的，土块、石头被炸药熏黑了，发出呛人的焦味。我沿着交通沟到各个工事去检查战士们的战斗准备。工事里一片沉寂。战士们紧抓着枪和手榴弹，头上、身上披满了灰土，脸色和灰土一样惨白，一对对眼睛默默地注视着敌方，紧靠工事的土壁，不动，也不说话。工事构筑得坚固，被打坍了的很少。在这点上，可以说，敌人几乎是白费了大量的炮弹。
就这样，一直打了两个多钟头。忽然，我发觉弹着点逐渐移到第一线工事的后方去了。我正在诧异，营部的旗语兵一头钻进隐蔽部，急促地报告：“团部打来旗语：敌人要进攻了，准备射击！”这时，果然听到对面山下人喊马嘶。二营长梁纪生立刻传下命令：“进入射击位置！”只见战士们站起身，轻松地拍打泥土，从胸怀里拿出武器来。
通过了望孔，可以观察到敌人的进攻。高虎瑙阵地前面，敌人非常密集，可能有两个师的兵力，显然，敌人是想夺取这个制高点。王土寨前面大约有一个师的兵力。而从东面，从西面，都传来敌人冲锋时的呐喊声。
我看了看表，敌人是正九点钟开始攻击的。
敌人很快就进入到我们的射击距离之内，于是，重机枪粗犷的音调突然呼啸起来；不久，许多轻机枪的清脆的嗓子一齐合唱了，迫击炮则用鼓点敲着节拍。——在战场上，我们的枪炮声，比任何动听的音乐，更能激动、振奋人心。我看见战士们都在专心一意地射击着，和刚才挨炮弹时的情景大不相同了。
我们的短兵火力虽然猛烈，可是还不能完全压制敌人。尽管不少敌人倒下了，但活着的还是一股劲朝上涌，很快就到达了我们鹿砦的跟前。这时候，冲在最前面的蓝衣社队员，突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个个踮着脚蹦跳起来，一边尖声惨叫，好像站在一块烧红的铁板上。后面的大部队，大概因为眼看快冲到我们阵地了。精神分外抖擞，只顾朝前拥，从倒下的人们身上踩过去，于是一批紧接着一批滚跌下来，嚣张的冲杀声立时变成了凄厉的号叫。好像冲上海滩的浪潮，虽然来势凶猛，却终于扑倒在乱石砂砾之中。
这时，高虎瑙阵地前面，突然冒起一股股黑烟，接着“篷篷篷”爆炸声像千百面大鼓一齐敲响。我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二营长也立即派出战士到投弹孔打手榴弹。子弹虽缺，土造手榴弹倒有的是，麻绳尾巴的，掼起来很便当。我们的骄傲的敌人，这时却变成了泥鳅，在外壕前三四十米这一段地带，你挤我轧，乱蹦乱跳，叽哩哇啦，又哭又喊。——想不到军团长指示敷设的“副防御物”，竟发生了这样巨大的作用！现在，我们的手榴弹又帮助这些麕集着的敌人解决了“纠纷”：于是吵闹的沉默了，蹦跳的安静了，各人以各种不同的姿势躺下来了，那些还没有进入竹钉地带的敌人，只好匆匆忙忙滚跌下山去。敌人第一次密集队形的冲锋，只以丢下数不清的尸体而告结束。
我们工事里却热闹起来，战士们忙碌地到阵地前去抓受伤的俘虏，搜集枪械弹药。我告诉二营长，迅速整理部队，准备对付敌人第二次冲锋，就钻出了工事。这时，才注意到，敌人的炮火打得正紧，炮弹带着尖叫从头顶飞过。一眼望去，在一营集结的地方，浓密的硝烟像黄色的布幕，悬挂在低空，什么也看不见。看样子已经有几百发炮弹落在那里了。我想到，一营作为准备队，没有筑什么坚固的工事，只是挖了些掩体，这一顿炮弹吃得消吗？想到这里，好像踏空了一脚，心猛然往下一沉，急急忙忙往山下奔去。
我一进指挥所，就听见团长正在对通讯主任喊道：“赶快要一营报告伤亡的确实数字！”他的脸色焦黄，额头上满是汗珠，嘴唇微微有点抖动，一看就知道，情况很严重。
突然，一个战士几乎是滚进了指挥所，满身烟火。我认识他是三营的通讯班长小刘，矮矮的，脸孔黑里透红，虽然才十八岁，却已经有了三年党龄了。我们一边帮他扑灭身上的火，一边焦急地问他：“怎么了？怎么了？”他喘着气口吃地嚷道：“报……报告，韦……韦营长牺牲。……要……要弹药！”我和团长都跳了起来。
通讯主任放下听筒，对我们说：“军团长亲自来电话。”一会又补充道：“上午，他越过师，直接来了三次电话。”
从听筒里，我听到了熟悉的军团长的声音，我连忙朝团长招招手。我们两个人像小孩子似地，头和头靠在一起，把听筒放在两人耳朵之间，仔细地听着军团长说话。
军团长第一句就说：“你们打得很好！知道吗！在你们面前，是敌人的精锐部队！可是，他们照样碰了壁！”我们请求他补充弹药。他用爽脆的声调说：“马上派人送来！”
“我们一定守住阵地！”团长对话筒里喊了一声，直起身就对通讯主任说：“你去代理三营营长！”
忽然，电话铃响了，电话员喊叫起来：“三营的！三营的电话接通了！”
团长摸过去，抓住听筒就问，“怎么样？怎么样？伤亡大吗？能坚持吗？”
他的脸色，由紧张而逐渐和缓，一连声回答着：“好！好！对！……注意节约子弹……抓住时机，组织小部队的反冲锋，用刺刀！敌人害怕它，我们的战士却喜欢它！”
敌人的第二次攻击很快被我们击退了。前沿阵地沉寂下来，只有炮弹不断地在山梁后爆炸，敌人还死力地控制着我后方的交通。军团部几次派人送来弹药，师部和兄弟部队送来了饭菜，可是，都无法送上阵地；而且，不幸的是电话线又断了，和高虎瑙阵地的联络，竟至完全断绝。
我们正在焦急，忽然看见从高虎瑙山上滚下来一个人，他一会儿飞跑，一会儿卧倒，穿行在炮火中间，等他跑到指挥所，我们才认出又是那个通讯班长小刘。他掏出一张纸，递给团长，一边说：“为了送这封信，我们班里牺牲了三个同志。”
这是一张普通的被揉皱了的光连纸，上面有几块鲜红的血迹，墨水大部分被汗水漶化了，但还可以辨认出那些匆忙写出来的笔迹。纸条上这样写着：
团首长：我们三营有信心守阵地，只要补充些弹药，那怕剩下一个人，也不让敌人跨过高虎瑙一步！一营，你们好好掌握，可以不要派来。
三营
我们都很感动。这就是我们的红色战士，据守在这样危险的阵地上，考虑着的却还是全局的安危。我看见团长反复地读着那几行歪斜的字，捏着纸片的手指微微有点抖动。我知道他也是被深深地感动了。沉默了一会，他问小刘：“三营伤亡多少？”
“大概有一半。”小刘回答。
这时候，有两个人跑进团指挥所来，原来是军团参谋处的侦察科长和管理科长。军团首长听说好几批弹药送不上去，很是焦急，派他们来坚决要利用中午敌人停止攻击的空隙，将弹药送上阵地。
敌人又发动了第三次攻击。虽然兵力是增加了，队形更加密集，而且也还有飞机替他们开道，炮火替他们助威，可是敌人的声威已经大大减弱了，蓝衣社的督战队，再不是冲在前面，而只是举着“二十响”在队伍后边乱喳呼了。乱糟糟的敌人缓慢地向山上爬着，“冲呀，杀呀……”的嚷叫声，好像大风暴过去后海上的回音。只要我们枪一响，就有一大片敌人连忙伏倒下去。而我们的战士呢，一个个目光闪闪，神采焕发，有的干脆跳到工事的土堆上，骑马似地跨坐着，像打靶那样瞄准打。有的跳出工事，晃着刺刀，向敌人招手喊叫：“你们来呀，来呀！”竹钉地带因为被尸体铺满了，冲锋的敌人踏着自己人的尸体，接近到我们工事前沿来。战士们打出手榴弹，然后就突然冲到敌人面前，用染血的刺刀拼杀。敌人有的还摆着枪刺招架几下，有的干脆转身就向山下滚去。除了被刺死的以外，活着的敌人逃得慢一步，就被我们的战士连拖带拽地拉进工事里来。当然，我们也有不小的伤亡，有些匆促修补的工事，又被打坍了，我们的人员在迅速减少。
阵地前沿，满目是刀光血影。我和战士们一齐喊着鼓动的口号：“同志们，遵守自己神圣的诺言！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喊叫！”“保卫我们的苏维埃政权！保卫土地！”“为十三团争光！为牺牲的同志报仇！”“阵地前就是敌人的坟墓！”
三营教导员李国华同志一听到我的声音，吃惊地回过头来，声色俱厉地朝我嚷道：“你怎么还在这里？这是什么时候，快回到指挥所去吧！”一边不容我分说，推着我就走。这时，代理三营长的通讯主任已经牺牲，又换成供给主任了。他正在亲手用一挺机枪扫射敌人，打完一梭子，这才把机枪交还给战士，回转身对小刘叫道：“通讯班长，你送政委下去！”
我嘱咐了三营长几句，便钻出了工事。这时，我的视界更广阔了，阵地上浓烟滚滚，不时现出战士们和敌人肉搏的身影。枪炮声混成一片巨响，整个高虎瑙在脚下跳动。
我们在被炮火犁松了的山坡上奔跑着。炮弹不断在四周爆炸，呛人的火药味和热扑扑的烟尘，直冲进鼻孔。我口干舌燥，喘得厉害，可还是灵活得很，时而卧倒，时而飞跑。小刘紧跟着我，一步也不拉，随时注意着四周，不断向我发出口令：“向左！”“卧倒！”慢一些，他就动手。我一边喘，一边说：“小鬼，好厉害，学你们教导员的吧？”他不理我，呼哧呼哧喘气，严肃地喊着：“注意流弹！姿势放低！”正在这时候，一颗迫击炮弹几乎正对着我们的头顶落下来，躲让已经来不及了。他一手把我猛然推倒，自己却迎上去。我只看见他飞起脚，使劲朝那颗刚着地的炮弹踢去忽然金光一闪，我就失掉了知觉。
一大堆泥块和石头的雹点把我砸醒。我抬起头看看，一只敌人的黄色飞机正在俯冲投弹，阵地上已经听不到喊杀声了。我跳起身，浑身发麻疼痛，但试着活动了一下，并没有不灵便处。四处看看，又喊了几声，听不到回答。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弹坑，坑边有一堆血，已经被沙土吸干。我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只好自己朝团指挥所走去。我心情很沉重，一路上，总觉得有个年青的严肃的声音在耳边响着“卧倒！……快跑！……”
这一场血战，一直连续了两个小时，最后，敌人最猛烈的一次攻击，终于又被我们击退。下午四点多钟，敌人又鼓噪着进攻了一次，可是，那已经是完全失掉了锐气的一种自慰式的攻击，目的也不在于占领我军阵地，而是想抢回去一些死尸。尽管枪炮还打得热闹，白军士兵们一听到被遗弃在我前沿的伤兵的惨叫声，有的就蹲伏下来，不敢前进了；有的转身就跑，不管我们的战士怎样喊叫和招手，他们也不理睬了。
太阳还有树头高的时候，战线终于完全沉寂下来。远处传来稀稀落落的炮声，友邻部队阵地上的激烈战斗，也接近尾声了。敌人在那里同样地留下了大批死尸，狼狈地撤退了。黄昏，等待在团指挥所的人们，一齐朝高虎瑙、王土寨阵地上奔去，这里有军团部、师部派来的军政工作人员，有临时组织的担架队员……。敌人炮火封锁了一天，阵地上牺牲或负伤的同志，还有一大部分没有能抬下来。
团长命令一营上山去负责警戒，三营撤下来休息。我们站在高虎瑙后山麓迎接战士们。我们挨个地把战士们仔细看了一遍。他们穿的还算什么衣服呀，拖拖挂挂的，破得不像样子；脸上污垢斑驳，有的人头发和眉毛都烧焦了，有一半人用布片包扎着头部、手臂上的伤口。一天激烈的战斗，没有吃上一口饭，喝上一口水，疲累，饥饿，加上流血，一个个都变得苍白而疲累。我呆呆看着他们。我想到早晨进入阵地时，是四五百人的大队伍，仅仅一天，却只剩下了这么几个人：一个连队，只站一行；一个营，只要轻声喊口令，就全都听到了。过去几次反“围剿”，打了许多次恶战，从来也没有这样残酷！我们都很激动，尤其是看到那些虽然过度疲劳了，却还神气地立正站着的战士们；我们的战士是太忠实太勇敢了。
最后一个生还的营长走在最前面，袖管捞到臂腕上，腰皮带上插一支卜壳枪，满脸油汗，有一股豪壮之气。他向我们简单地报告了战斗情况。
对他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只是轻轻说：“大家辛苦了，感谢你们。快去吃饭，休息。”
晚上，敌人后撤了，我带领直属队的人员去打扫战场。月亮刚从东边山头上升起来，幽蓝的光像轻雾一样，在山野间弥漫。我沿着绵延十几里的战线巡视。敌人的尸体这样密，甚至难于插脚。在尸堆里还有敌人的伤兵在哭泣，呼号，好像撞击着一根根空洞的枯木，声音凄凉而空漠。供给处的同志带来几个大箩筐，为战士们收集鞋子和其他装具。我们看到，每一只敌人的胶底鞋，都有几个被竹钉戳穿的小洞，鲜血从洞里流了出来。担架员在尸堆里翻认着我们的烈士。我看到了团总支书记管中会、三营营长韦在纪，以及许多熟识的同志们的尸体。这些烈士保持着牺牲时的各种姿态，有的正在用劲向前刺杀，有的抱着手榴弹准备投掷，有的紧紧攫住敌人的脖子，手指一直陷进了肉里。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的脸都是朝向北方，他们附近都有好几具敌人的尸体。我久久地看着他们，想像着他们和敌人搏斗时的情景。他们牺牲了，可是他们的容貌，他们的声音，却永远不会在我们心中消失。
我仰望苍蓝的夜空。我想，明天还将有一场恶战！（选自“解放军三十年征文”，本报有所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