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穿右派分子在高等学校点火的阴谋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胡锡奎在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揭穿右派分子在高等学校点火的阴谋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胡锡奎在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高等教育界曾经是右派和我们搏斗得十分激烈的战场之一。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一开始，那些妄想趁火打劫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把向高等学校进攻看作是普遍点火、造成天下大乱的第一步。右派之所以选择全国各大学作为自己的“擂台”是有原因的：第一、教授、副教授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长期还动摇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而多数高级知识分子还没有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右派认为在这里，他们会有一批助手和可以争取的同盟军。第二、目前大学生中，出身于剥削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家庭的，约占80％左右，其中大多数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思想；其中极少数还是被杀被关的反革命分子的子女，他们有一部分人尚未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这些有着思想毛病而又缺乏实际斗争锻炼的大学生，右派对他们是很感兴趣的，他们满以为在这里可以找到大批的“急先锋”与后备军，可以找到自己繁殖的肥沃土壤。第三、狂妄自大的右派分子一贯认为共产党人是“土包子”，在文化教育事业上是“门外汉”，再加上共产党员在大学的教授队伍中，的确只占一个极小的比重。因此，在右派看来，这里是共产党“最薄弱”的环节。因此，右派就选择了高等学校这块地盘，作为他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大军首先发难的战场。
争夺高等学校的领导权，否定党委制
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计划，右派着手争夺高等学校。当他们在这方面跨出第一步时，立刻就碰到了中国共产党在高等学校的领导权这道防线，因而弄得这些阴谋家寸步难行。右派觉得非拔掉这枚眼中钉不可，因此，除了普遍点火，对党的领导和党的政策进行恶毒的攻击外，便集中火力向高等学校党委制展开攻击。早在今年5月13日，章罗联盟的骨干黄药眠、费孝通、吴景超、陶大镛等右派分子，就成立了一个所谓“党委负责制”的小组。经过6月4日的研究、布置，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取消党委制的纲领，美其名曰“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体制的建议（草案初稿）”，向党委制实行了全面的、公开的、大张旗鼓的进攻。
在这个以“建议”作为幌子的彻头彻尾的反动纲领的第一部分里，右派对党、对党员进行了恶毒的攻击，把在高等学校里工作的党员刻划为“不懂政策”、“不学无术”而又“独断独行”的“独夫”。把党委制描写为产生“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东西，右派分子捏造了这些莫须有的罪状，正是为了给从各大学里赶走共产党员、消灭党委制的这个阴谋提供论据。纲领的第二部分，穷凶极恶地干涉了党的内政，擅自规定限制党在各大学的活动范围的清规戒律，甚至限制共产党开会与说话的自由；这种限制有些类似国民党反动派的“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纲领的第三、第四、第五部分中，右派更是挖空心思地制造了种种委员会，其目的是通过他们的活动，使共产党的领导权化整为零，全部消灭。其中最狠毒的是右派企图设立以教授、副教授占绝对优势的校务委员会，作为高等学校的最高领导机关，表面上是要扩大民主，而实际上他们的校务委员会是不要校长参加的，他们规定“党的校长或副校长对于校务委员会的决定持不同意见时，他可以有否决权，但如果这个决议第二次被通过时，则决议仍必须执行”。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否定党委制代之以校务委员会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实行篡夺领导权的明目张胆的阴谋计划。这个阴谋计划是要保证右派可以在高等学校中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把高等学校变成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据地。
右派想取消马列主义的思想领导，主张选修、取消政治课
但是，中国共产党在高等学校的领导地位不是一个所谓“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体制的建议（草案初稿）”所碰得动的。广大师生员工的社会主义觉悟，是保证党的领导权贯彻的不可动摇的基础。面对着这铁一般的事实，老奸巨滑的右派分子就决定在提出他们取消党委制“建议”的同时，袭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阵地。
当然，右派猛攻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革命学说，还不只是为了打垮党委制而已。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政策的理论基础。这个唯一科学与革命的学说不断的掌握了工农群众的结果，是大大的加强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以便进一步消灭右派复辟资本主义的一切可能。而且这个唯一科学和革命的学说，也不断地推动了一切进步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一同前进，使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得到改造，因而大大地缩小了右派滋长与活动的地盘。由于这个原因，右派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痛恨入骨。他们咒骂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必须“消灭”的“教条”，诬蔑它是自从恩格斯逝世后就停止了发展，还停留在1895年的地方，成为只有几个条条的僵死的过时的东西。说它是一百多年前产生于西欧的，不适合于我国国情。一句话，这些野心家想借此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地位。
他们打着反教条主义的旗子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说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都过时了，再谈这些就是教条主义，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妨碍独立思考，思想改造使思想僵化，他们还说什么应该放宽眼界，向资产阶级学者吸取一些滋养料，还利用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一句话，美其名曰“种牛痘”，其实是向人民散布毒素。他们在曲解国家的宪法与“百家争鸣”的精神的前提下，主张政治课改为选修或干脆取消，借口是只有这样才符合“争鸣”的原则，符合宪法中的人民有信仰自由的条文，说设立政治课，就是用行政的方法，强迫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说穿了，他们取消政治课的目的，是为了用资本主义思想来俘虏全部大学生，为右派造就“人才”。他们极端痛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员，尤其是他们之中的党团员，这是由中国共产党一手培养起来的政治教员，是知识界的新血液，绝大多数经过这次斗争的考验，已经成为右派在高等学校中所碰到的劲敌之一，是一种不可战胜的新生力量。右派很害怕他们，因而就骂他们是“老教条”、“小教条”、“教条主义的子孙”。最后，他们集中了一部分火力，攻击了中国人民大学，说它是必须“摧毁”的“教条主义堡垒”、“教条主义大蜂窝”。在右派心目中，不消灭这个大学，是死不甘心的。
右派要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夺取思想阵地
在破口咒骂马列主义的同时，右派把资产阶级社会学、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都捧上了天，并着手准备在各大学中开设社会学系，在全国建立他们一手包办的社会学学会。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在章罗联盟的骨干人物曾昭抡、钱伟长掌握下，早已以中国民主同盟科学规划小组名义，提出一个所谓“对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的反动纲领。在这个“意见书”里，叫喊必须“改变对待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态度”，并主张“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同时，在“意见书”中，又竭力攻击党和政府的指导科学研究的方针，颂扬分散和自发的进行的“好处”，反对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科学研究，目的是为了便于右派分子偷运资产阶级的货色。第二件事，配合着这极端反动的“意见书”在6月9日开了所谓“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这个会议有费孝通、吴景超、李景汉、吴文藻、陈达等人参加，会上私自决定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旧社会学者比较集中的大学里，着手建立社会学系。会上吴文藻鼓吹应该首先在北京大学“恢复”社会学系，而吴景超又力争社会学系必须先建立在中国人民大学，原因是吴景超、李景汉、赵承信早已阴谋控制中国人民大学的调查研究室，使它变质，以成为复辟旧社会学的据点之一。费孝通也准备招兵买马，在中央民族学院安下另一个据点。在这个会上，又内定只要北大的社会学系“再生”，就任命吴文藻担任系主任，由吴景超担任社会学基础课的讲授。同时，会上又决定正式筹备成立“中国社会学会”，总会设在北京，全国各地设立分会。这个社会学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登记过去教社会学的教师和社会学系毕业生。从这些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出，右派分子的目的，正是为了反对马列主义，扩大资本主义思想影响，夺取思想阵地；为右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在文教界的领导地位扫清道路。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夺取高等学校这一首要步骤，除了以上三部曲外，还有分析形势与任务的六月六日六教授会议。右派还派出他们的大将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吴景超、黄药眠、陶大镛、钱端升、李伯球……等人到处点火，并且以文汇报、光明日报为喉舌来吹号擂鼓，加以配合。以反共反苏起家驰名的谭惕吾勾结以杀人不眨眼著称的黄绍竑，更直接串通高等学校的学生到处点火。
现在，在高等学校中的右派已陷于孤立。有一部分右派分子确实已经表示愿意改悔，但还没有从思想深处挖掘根源。还有一部分右派分子负隅顽抗，企图蒙混过关。也还有一部分右派分子试探风色，伪装进步或中间分子，自欺欺人。我们对于第一种人，希望能进一步地深入地进行检讨。对于第二种和第三种人，希望他们憣然悔悟，迅速、彻底交代。时间不能久等，如果仍然执迷不悟，那就是自绝于人民，无可挽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