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师陕北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会师陕北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　徐海东
一
1934年9月，红二十五军正在皖西六安、霍山一带休整，陈锦秀同志化装从鄂东找来了。他带来了鄂东道委书记郑位三同志的信。信上说：
“中央派程子华同志送来了重要指示，已到我处，请你们接信后，火速率领红二十五军到鄂东来。”
当时，我们刚和四七师打了一仗，部队伤亡甚大，供给困难，对下一步行动还没决定，接到此信，心中非常高兴。我们随即组织了一个后方留守处，布置了皖西的工作，当晚，就率队出发西征。
从出发地到鄂东，要通过敌人四道封锁线，我们一路打，一路走。第一道封锁线在商城到麻城，敌一○九师在此堵击我们。我军在汤池打了一仗，歼灭了敌人四个连，才把道路打开，越过了第一道封锁线。可是，当天又在大柳树碰上一○七师三个团，他们以为我们是小部队，采取分兵合围的办法阻击我们，我们来了个分割包围，激战半日，将敌人两个团全部歼灭。这两仗，我们伤亡不大，打的是便宜仗，缴获武器很多。可是，部队相当疲劳。枪响的时候，战士们个个都像小老虎，战斗一结束，都像小绵羊似的，一个个往地上一躺就睡着了。我本来想一刻不停继续前进，看看战士累的不行，决定休息两个钟头，吃点干粮打个盹再走。
通过西余集进至光山、汪桥附近时，部队实在走不动了，肩膀上的粮袋也空了，如果再这样走下去，今晚很难冲过去。因为离敌人比较远，临时决定，在这儿休息半天；准备当晚来它一个一百三十里路的急行军。
半天休息过后，战士们都有了精神，下午五点钟，我们又出发了。我骑着马，前后跑着，同志们情绪很高，纷纷问我：
“军长，前面还有仗打吗？”
“能不能再干一个痛快的？”
显然，同志们对前两仗很满意。我向大家说：
“同志们，你们准备着吧，现在我们如同老虎钻进了羊群，前边还有敌人四个师等着我们哩。”
大家听说前面有四个师，个个精神百倍。行军一夜，没有掉队的。拂晓前，我们走出了一百里之外，为了迅速把敌人摆脱开，我传下了一道命令：“跑步前进！”
四处狗叫枪响，部队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加紧脚步跑着，大队的敌人，像潮水似的，尾追着我们。可是，他们跑不过我们，一个多钟头，我们冲出了二十五里，暂时把后尾的敌人甩脱开。天亮，我们通过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刚刚在光山县的胡山寨住下，敌人又追赶上来。我看了一下地图，胡山寨一带地势对我们很有利，决定在这里跟敌人大干一场。
中午十二点以前，敌人的四个师从三面包围上来。有东北军一一七师、一二○师；刘镇华的六四师、六五师，好大的行动，大概他们想来一个“聚而歼之”。
要歼灭我们，当然是妄想。可是，摆在面前的情况，是严重的，我们的部队已经走了整整一夜，再靠两条腿把敌人四个师摆脱掉，那是不可能的。只有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打，打它个稀里华啦。我们当时研究，这一仗如果能把敌人干掉三分之一，后顾之忧就能解除，便可以不慌不忙地走向鄂东。
决定性的一仗，在这里展开了。我的指挥部，设在胡寨南边的高山上，用望远镜，可以看到整个战线。到处是红旗飘扬，到处是敌人点起的烈火。开始，敌人的气焰很高，四架飞机掩护着，喊着杀声向我军扼守的寨子攻击。我早有命令：敌人不到跟前不打，不把敌人消耗到一定程度，不反击。
我军坚守阵地，一次又一次迎接着敌人的进攻。从上午，打到黄昏，敌人多次进攻不成，锐气大减，我看反击的时机到了，一声令下，我军扼守的各个山头，像洪水似的涌了下去。敌人吃不住我们的反击，跑的跑，退的退，四个师全部垮了。东北军是我们的老“运输队”，这一次，光机枪就给我们送了一百多挺。四千多人作了俘虏。从俘虏当中查出有一个团副，两个营长。没查出的官，想必还有不少。
这次战斗，我军伤亡也比较大，七五师政委姚志修同志牺牲，七四师金师长负伤。部队减员大，而俘掳的人数超过了我们部队的人数，我们要急于西进，这些俘虏成了麻烦。我们开会研究了一番，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团结国内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抵抗日本。我们决定，把俘虏全部释放，要他们去做义务宣传员。
俘虏集合起来之后，我给他们讲了话，宣传了我们党抗日救国的方针，解释了我军的宽大政策。俘虏兵听了个个点头。当我一宣布释放他们的时候，顿时轰动起来。个个惊奇，纷纷议论。这个问：“可是真的？”那个说：“你们不骗人吧！”还有的直摇头，表示不相信。
我说：“你们放心吧，共产党人胸怀宽大，说放就放。我们本来不打算和你们打，现在是团结抗日的时候，可是你们却叮住我们不放；希望你们回去后不要再替反革命当兵，即是你们有的人再去当兵，也要做一个有良心的中国士兵。”
我的话没说完，有几个被俘的士兵纷纷答起话来。有的说：“红军放了我们，回家种地去，再不当兵了。”有的说：“人不能不要良心。”
我们把俘虏放了以后，当晚把伤员安插好，埋葬了牺牲的同志，半夜又出发了。这时候，我们唯一的想法，很快到鄂东，早一天看到中央的指示。
经过连夜的急行军，第二天下午，到了宣化店以北的殷家湾，见到了郑位三同志。他拿出中央派程子华同志带来的指示，内容的大意是：鄂豫皖苏区经过敌人四、五次“围剿”，人力、物力损失甚大，粮食已空，红二十五军应开辟新的根据地。向哪里发展，中央不做决定（因不了解具体情况），由鄂豫皖负责同志根据以下条件选择：第一，地形好；第二，敌人力量薄弱；第三，群众条件好。
省委讨论了中央的指示，决定留一小部分干部和武装坚持老区，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一同西征，去开辟新的根据地。
我军在何家冲休整了两天，便开始长征了。
二
1935年2月，我军转战数百里，又经老佛坪，翻越天谷山，进入柴家关。在这半年之中，我们冲破了敌人无数次围剿，打了许多胜仗，正像毛主席说的：红军是宣传队，红军是播种机。在鄂、豫、陕广大的土地上，我们撒下了革命的种子。每到一处，我们即发动群众，留下干部发展游击战争。
2月底，我们打下柞水之后，杨虎城的独立二旅，又尾追上来。九间房一战，我们歼了独二旅的五个营，活捉了旅长张汉明。在陕西葛牌镇，省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改组鄂豫皖省委为鄂豫陕省委。会议并决定：红二十五军今后的任务是：创造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5月初，敌人集中了四十一个团的兵力（东北军八个师二十四个团；萧之楚一个师六个团；杨虎城四个旅十一个团），向鄂豫陕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因敌人的兵力强大，我们不和它硬干，采取“先疲后打”的方针。牵着敌人的鼻子，今天走八十里，明天走七十里，高了兴来它个一百二。敌人像武装大游行似的，日夜跟在我们后边撵。同样是两条腿，可是他们赛不过我们。我们的战士，行军八十里住下，又跳又唱；敌人走八十里就累熊了。
开始，我们的战士不了解这种“先疲后打”的方针，为了保守秘密，我军的作战方针又不便讲，有的就讲怪话，发牢骚。有的说：“敌人一条命，我们命一条，为什么不和他们拚！”有的说：“我们红二十五军从来没打过败仗，敌人跟着屁股不打，我们的枪是打兔子的？”
一天，行军路上，我见了一个团的团长，就问他：“部队情绪怎么样？”他说：“同志们有些不耐烦了，老埋怨领导上带着跑。”我问他：
“干部有没有不耐烦？”团长犹豫了一会，吱吱唔唔地说：“有，也有一点。”我看得出他也有这种情绪，便向他说：“战士跑得不耐烦了，可以原谅，干部要是也不耐烦可不对头”。说得他有些难为情。
“告诉同志们，耐心些，”我最后向他说：“多跑几天路，脚上多磨几个泡，算不得什么，跑到一定的时候，谁想跑也不让他跑了。”
不几天，我们打下了河南的荆紫关，消灭了敌人一个营，活捉了萧之楚的军需长。这里是敌人的兵站，缴获了很多的白面、猪肉、白糖和布匹，战士们高兴起来。有的说：“现在到了我们撵敌人的时候了。”有的说：“这回不再走了。”
同志们高兴得早了点，还不到住下打的时候。当夜，我们又开始了急行军。第一天走了一百四十里，第二天又走了一百二十里，翻山过水，战士们的怪话又来了：“刚打了个小仗，又跑开了”，“咱们到底跑到哪里去？”
接连走了四天，走出了五百六十里，进入了陕南黑山街一带，这才住下。我便向部队宣布：“现在不走了，等着敌人，哪一股先到，就打哪一股。”
大兵团的敌人，被我们远远的甩在二百里之外。三天后，杨虎城的独立旅，像乌龟爬行似的，远道赶来。先来者必领“头赏”，我们把它引入袁家沟口，一个反扑打下去，把杨虎城这个旅全部歼灭。旅长唐嗣桐也被活捉了。
这仗一打，部队情绪高涨起来。一天，我到一个连里去，问战士们：“怎么样啊？同志们！还埋怨跑路么？”大家纷纷回答说：
“咱们的路没白跑”“现在明白了，跑，不是怕敌人。”
经过一连串的战斗，敌人的“围剿”失败了。
我军长期转战于山区，兵源、给养发生了困难。为了解决物资供应问题和扩充部队、扩大我军的政治影响，省委决定：打出秦岭，逼近西安。
6月底，我军从杨家斜出发，跨过终南山，长途跋涉，一天到了西安西南四十五里路的一个小镇，捉住了一个乡长。我们想把西安的敌人调出来，拦路打它个埋伏。我和政委吴焕先同志跟伪乡长谈话，叫他向西安挂长途电话告急，要敌人前来增援。城里敌人回电话说：毛（炳文）军长、于（学忠）军长的部队已向西开，目前无兵可派。此计没成。
我们从乡公所地上发现了一张“大公报”，拾起来看，上面有一条消息：“共军一、四方面军在川北会师后，继续向北逃窜，先头部队达到松潘……”。
我拿着报纸去找程子华同志。他生病躺在担架上，看见报纸，便说：“这很可能，我离开中央的时候，就听到北上的事。”
因为只是从敌人方面得到的消息，又无电台联络，中央红军到底到了哪里，无法知道。但是，我们确信，一、四方面军是北上了。
在子午镇西二十里一个地方，省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立刻西征，牵制敌人的主力，迎接中央，迎接一、四方面军。我们下定决心：就是我们这三千多人都牺牲了，也要把中央和一、四方面军接应过来。会上，有的同志提出：“接不到中央敌人切断了后路回不到陕南怎么办？”我说：“人是活的，接不到中央，我们奔陕北去找刘志丹同志会合。”
这次出山，我们扩充了七百多名新兵，搞了很多粮食。长征有了条件，连日部队向西挺进。
我军行走了十多天，行程数百里，经过盩厔、骆驼口、佛坪、西江，到达了甘肃和陕西交界的地方双石铺。这是古战场，据说，三国时代马谡失街亭就在此地。我和指挥部的一些同志，谈论着马谡的故事。望着这附近的群山要岭，我还开玩笑说：“可见马谡太麻痹大意，这样的地势，易守不易攻，怎能把街亭失掉呢？想必真的像唱戏人说的那样，马谡违背了诸葛亮的旨意，没靠山近水扎营。”政委吴焕先同志还取笑说：“马谡没有群众观点，脱离群众。”
拂晓，我军一支部队，和胡宗南的别动队四个连遭遇了。这又是送上门的礼物，我们一个没放跑，全部歼灭了。更可喜的是，还活捉了一个少将参议。他姓何，名子忘了。从这位少将的口供里，更加证实我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确实越过了松潘。他还供出：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已经全部西调去抗击北上的红军，后方留守处设在天水。
我军在双石铺停留了一天，开会纪念了“八一”建军节，二号一早，就向天水挺进。
刚打下天水北关，敌人一个旅的增援部队到了，我们放弃了攻占天水的计划，连日转向凤凰山、沿何镇，强渡渭水，攻占了秦安。然后威逼静宁，牵制毛炳文的主力。
当时，我们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积极前进，迎接中央，迎接一、四方面军。”行军的路上，同志们纷纷问我：
“中央到了哪里？”
“毛主席也来了吗？”
“咱们什么时候能见到兄弟部队？”
我们指挥部的一些同志，更想念中央，想念毛主席。他们现在哪里？到底到了什么地方，哪一天能会面，自己心里也没数。我只好向大家说：
“同志们，快啦，不几天就会见到毛主席了。”
部队的情绪，真是空前的高涨。为了迎接中央，迎接毛主席，有的人脚底板上大泡加小泡，也没有掉队的。鞋子破了，赤着脚走，肚子饿了，紧紧裤带。
走啊，打啊，边打边走。政委吴焕先同志在前头领着大队，我在后面指挥打敌人的追兵。从隆德转战到六盘山；从瓦亭到平凉，日夜行军。在白水镇打垮马鸿宾一个旅（消灭一个多营），在泾川干掉马开基带领的一个团，团长马开基被打死，活捉了四百多人。
战斗结束后，传来了不幸的消息，吴焕先同志牺牲了。这使我非常悲伤，连着好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和吴焕先同志是1927年秋参加黄安暴动的，在鄂豫皖苏区，我们又一块坚持斗争好多年，转战万里，他是我最亲密的战友，最可爱的同志。前些天，他还向我说：“海东，见了毛主席，咱们还不认识呢？”我当时还笑着说：“我以前也不认识你，现在不是认识了吗？”现在，他倒下了，为党的事业，他倒下了。他，再也见不到中央，见不到他日益想念的毛主席了。……
我们从泾川西进，威逼崇信，在西南公路牵制敌人十七天之久，天天派人打听，也没打听着中央和一、四方面军的确实消息。毛炳文派了八十辆汽车的部队，配合马鸿宾的一部分，从背后赶来。我军在此孤军作战，地形不熟，便决定到陕北找刘志丹同志会合。
一天夜晚，天很黑，我们强渡泾水，开向陕北根据地。
三
一天，我军进入了陕北苏区的边沿——×山一带，这里是白区和红区交界的地方。部队翻山越岭走了三天，也没碰到一个村庄。背的干粮吃光了，全军两天没吃上东西，许多同志饿得昏倒在路上。这天下午，忽然发现一个羊群，有五百多只羊。一盘问，是羊贩子，我们和贩羊的人好商量一番，他才把羊卖给我们。我们的部队就吃起羊肉来。没有盐，锅也少，有脸盆的用脸盆煮，没有脸盆的，把羊肉切成薄片片，放在石板上烤；有的拿着羊腿放在火上烧。幸亏了这群羊，才使我们坚持到了陕北苏区。
我们开始进入苏区，因为部队机枪多，穿的又比较齐整，每个战士都戴的八角帽，领头上还缀着红领章，说话口音不对，有些群众不知我们是什么队伍，纷纷逃走。可是，当群众知道我们是红军时，就分外亲切。消息传的很快，一天，刘景范（刘志丹同志的弟弟）、习仲勋同志（地委书记）先后找到了我们。召开了群众大会欢迎我们。来到陕北苏区，我们好像到了家一样。
和习仲勋同志会面后，又经过连续四天的行军，到达了永坪镇。在这里，我和刘志丹同志会面了。志丹同志态度沉静，穿的十分朴素，讲话更为谦虚。看来，你想不出他会是黄埔五期的学生，就像是一个纯朴的农民。
两军会合之后，我们即着手改编部队。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十五军团，我是军团长，刘志丹同志是副军团长。
1935年9月18日——国耻纪念日。我们在永坪西南一个干部学校门前操场上，举行了红十五军团成立大会，两军合一，七千多人，真是人精马壮。周围几十里以外的群众，都赶来参加了大会；会场上红旗飘扬，遮日盖天。许许多多的大字标语，贴在临时搭起的席棚里。主席台的两旁，是两张大字标语：
一是：“两军亲密团结，携手作战！”
一是：“迎接中央，迎接毛主席！”
会上，中央代表团的同志讲了话，刘志丹同志和我也讲了话。
此时，敌人正开始发动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除了陕北原有的敌人四个师外，东北军张学良的七个师也跟着我们的后面赶来。红十五军团成立的第二天，我们就商讨反“围剿”的作战计划。两军会合之后，战士们说：“一定要打个漂亮仗。”我们指挥部的同志们，也是这样想：一定打响第一炮。开始讨论了，大家都望着地图，默默地思考。
刘志丹同志向我说：
“海东同志，还是你先发言吧。”
志丹同志对陕北的情况比我熟。我向他说：“还是你多提些意见。你是老陕北。”
志丹同志在指挥上很慎重。他望着地图，考虑了一会，把手指向米脂、横山一带，用一种商讨的口气说：“咱们在这里下手如何？这里是高桂滋一个师，金井岳一个师，这两股部队是陕北的土皇帝，战斗力不强，歼灭了他们，我军可以打出三边，发展苏区。”
我考虑着志丹同志的意见，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稳当的计划，吃掉这两个乡土部队，把握大一些。可是，目前大兵压境，消灭这两个部队，对敌人的打击不重。再说，现在不是发展苏区的时候。因此，我建议打蛇打头，最好先打东北军。如果把东北军的主力搞垮一两个师，会使陕北战局发生重大变化。
我把意见提出后，有的同志同意，有的同志说：“啃硬骨头当然过瘾，可是，东北军战斗力强，不易打。”
我说：“东北军是我的老对头，我知道它的底细，虽然上层军官反动，可是广大士兵不愿意打仗，他们部队里，有很多士兵当过红二十五军的俘虏。”
经过一番讨论，我们的意见取得了一致：打硬的，打东北军。
据情报：东北军七个师分成两路，一路是王以哲率领三个师，从陕西向我进攻，一○○师、一二九师已经到了延安，一○○师留一个营在甘泉，军长王以哲带军部和另一○七师驻守洛川、鄜县，其余四个师在甘肃境内由军长董英斌带领经合水向我进攻。我们决定：围攻甘泉，（这里驻守一○○师一个营）调动延安的敌人，拦路打它个埋伏。
经过三天的急行军，我们绕过延安，到达了延安南九十里的甘泉附近。部队在甘泉以西休息，我和志丹同志带着团以上的干部，来到了甘泉北十五里的劳山附近。一看地形，非常理想：甘泉北，是一条通向延安的公路，路两旁是连绵起伏的山岭，把延（安）甘（泉）公路夹在当中像是一条口袋。而且，两边山上树木密茂，便于埋伏。如果把敌人放进来，真如同把狐狸装进口袋里。
决心下定了。但是，我考虑到敌人刁滑，必须埋伏在他们意想不到的地区。
回来后，我和志丹等同志详细地商讨了部署，决定派一部分小部队围攻甘泉，我军在劳山附近打延安来的援兵。估计：我军第一天包围甘泉，第二天延安敌人可能起身，那么，第三天上午即可进入埋伏地区。
战斗按着计划开始了。围攻甘泉的第二天，我和志丹同志分头带领部队，进入了埋伏区。出发前，对参加埋伏的部队进行了严密的组织，每人携带三天的干粮，进入埋伏地区后，不准生火，不准走动。指挥枪不响，任何人不得开枪。
我的指挥所，设在西山上一棵大树下。把便衣派出去后，我拿着望远镜，蹲在山头上。
等到第三天上午，却不见敌人的影子，我心里好急，暗暗想：贺立中（敌一○○师师长）这回耍滑头了，你不是一向找着我们打吗？今天怎么了，莫非走漏了风声！
正在猜想的功夫，派出去的便衣跑回来了。我心想：好了，一定是敌人来了。……
“来了，来了！”便衣跑到我跟前，高兴地叫着。
我贴在一棵大树下，从望远镜里，看见敌人的先头部队。原来估计，敌人要是两路行军，必会有两个团钻进来，如果再追击一下，可以搞到他两个多团。谁想，敌人一露头，是四路前进。看来，贺立中太欺负人了！
骄横的敌人，虽有防备，但是，他们把我军可能埋伏的地区估计错了。据后来抓住的一个参谋说，贺立中骑在马上，过了他预计我们埋伏的地区后，向参谋长说：“徐海东鬼计多端，我当他会打我个埋伏呢！现在出了龙潭虎穴”。就在他正说这话的功夫，我的指挥枪响了，道路两旁，机枪、手榴弹，立刻混响起来。几千敌人，像黄蜂窝挨了一棍，不知向哪里跑好。有一股敌人企图抢夺山头，被打垮了；有的企图往前突围，我派出去的短枪团把路给堵住了。敌人开始顽抗，不肯缴枪，我们的战士连打带喊话：“缴枪吧，你们跑不出去了！”“放下武器一律优待！”
敌人这个部队里，有好多士兵曾经做过我们的俘虏，在此情况下，纷纷缴了械。
战斗还没完全结束，我从指挥部的山上走下去。一下被俘虏围住了。我当他们要暴动呢，不是，原来很多被俘的兵士认识我。有的说：“军长，我这是第二次向你们缴枪了！”有的说：“我是第三次缴枪了。”还有的发誓说：“军长，我一枪没放。”他们纷纷表白自己的“功绩”。我说：“都是好弟兄，放下枪就是朋友。”
有的俘虏问我们的战士：“你们怎么知道我们要来？”我们同志回答的很好：“我们指挥部特别邀请?！”
战斗只有六个多钟头，一○○师全部被歼。三千七百多人做了俘虏，师长贺立中和参谋长被打死。缴获的武器堆积如山。
战斗结束后，我们在劳山附近休整。七八师师长杨森同志带队去杨泉侦察，又在那里歼灭了一○七师一个营。
这两仗，把敌人“围剿”的气焰打下去了。敌人改变了战术，采取步步为营的“碉堡政策”。我军乘胜扩大战果，强攻榆林桥，又消灭了一○七师四个营。这个团是东北军的主力，团长高福源（外号叫“高包脖子”）曾经当过张学良警卫营的营长。我命令部队把他查出来，可是查了半天，没查着。我走到俘虏群里，随便拉出一个俘虏，向短枪队说：“把他带走，他就是高福源。”这个俘虏连声求告说：“我不是，我不是，我是理发工人。”说着嘴向旁边一歪，原来，“高包脖子”就在旁边。我向“高包脖子”说：“高福源，你出来吧，看你打的那么坚决，我当在活人当中找不到你呢！”他只得低头认罪。
打完这仗，我们得到了中央和一、四方面军确实的消息，他们离我们不远了。先头部队已经到了吴旗镇。我想：毛主席快到了，再打它一仗，作为见面礼！
四
下一仗从哪里下手呢：一○○师搞掉了，一○七师搞垮了五个营，米脂方面高桂滋、金井岳两支部队放弃了瓦窑堡向北逃走了，附近敌人不多了。我们讨论了一番，把后方留下，部队立刻南下。
一天，我正计划攻打张村驿——这是个小镇，敌人不多，周围四个围子有三百多条枪，因对我们妨碍甚大，我决定把它收拾掉。战斗刚开始，忽然从军团部后方跑来了七匹快马。一看，是军团部派来的通讯员。拿出信一看，写的是：
海东同志，
毛主席今下午到司令部来，请见信速回。
程子华
我立刻命令部队：停止攻击。骑上我那匹枣红马，加鞭就往回奔。心里说不出有多么高兴，只嫌马跑的慢。到底慢不慢，一百三十五里，当中还有两座山，三个钟头就赶到了。
已经是初冬了，赶到司令部我满身大汗，刚洗了一把脸，毛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来了。一块来的，共四个人，都穿着朴素的灰棉衣。哪一位是毛主席？不认识。程子华同志是中央来的，他认识，正当他介绍的时候，毛主席伸出手，亲切地说：“是海东同志吧，你们辛苦了。”
我用两只手把毛主席的手握住，久久地望着他那可亲的面孔，不知说什么好。盼望了好久，总算见着了。
毛主席问了部队的情况，问同志们吃的、穿的。我回答之后，毛主席拿出一份三十万分之一的旧地图，问我：
“陕北的三次反‘围剿’怎么样了？”
我把敌人的情况扼要地作了报告。毛主席看着地图，问我：
“海东同志，你看下一步怎么打？”
我讲出了自己的意见，毛主席折起地图，亲切地说：
“好吧，先按你的部署，把张村驿打下来，咱们再共同考虑下一步的行动。”
我们一块吃了饭。我动身回前线的时候，毛主席说：“给你一部电台带着。”
这几年，我们的交通联络都是原始工具，哪里用过电台？我向毛主席说：
“我不会用它。”
“不要你自己动手，”毛主席笑着说：“需要联络，你向电台工作同志说，他们会使用它。”
当晚，我离开毛主席回前方的时候，骑在马上加鞭飞奔，感到全身是力量。有中央首长的直接领导，我对粉碎敌人的“围剿”更加充满了信心。
回到前方，我立刻将中央领导同志和毛主席到来的消息传达下去，转告了毛主席对大家的问候，部队的情绪沸腾起来。这个问我：“毛主席什么时候来这里？”那个问：“哪天能看见毛主席？”我说：“咱们把张村驿打下，我领大家一块去见毛主席！”
这几句话，比什么口号都有鼓动力。战士们喊着口号“打下张村驿，去见毛主席！”一鼓作气，爬上了张村驿两丈多高的围墙。接着把张村驿附近的据点都打开了，缴获了很多粮食。
战斗结束后，我向毛主席发了电报，报告了胜利。这是我做红军指挥员以来，发的第一封电报。当天，毛主席回了电报，说我们打得好，并向参战的同志问候。
就在这次战斗之后，一军团、十五军团会师了，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彭德怀司令员亲自指挥陕北会师的各路大军，打了直罗镇，歼灭一○九师全部和一○六师一个团。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