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钰—出版界的右派野心家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蓝钰—出版界的右派野心家
刘咨周　赵子文
通俗读物出版社的副总编辑蓝钰，是1938年入党的共产党员。他常以“通俗化的专家”自居，并且到处吹嘘：在任何工作岗位上，都得到“群众的好评”。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这个一贯得到“好评”的所谓“专家”，原来却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出版纲领
在5月份文化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蓝钰提出了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出版工作纲领。按照蓝钰的看法，今天出版工作的“最根本性的问题，是方针问题，体制问题”；主要矛盾在于“除掉国营之外，谁也不能搞出版社”。他认为这是“大矛盾”，要“大整”，“改良主义不能解决”，必须来一个“根本改变”。蓝钰所说的“根本改变”主要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呢？
第一，取消党和国家的领导，提倡出版社自治。蓝钰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对于党领导出版事业，极为不满。他说：“人家总觉得是你们共产党员办事，不如让别人也搞。”他认为党员只凭资格吃饭，不能领导出版工作。他附和右派分子“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言论，说：“你明明不行，为何工资比我高，原因就是你的职位高”。言外之意，共产党员在出版工作中是无能的，但是凭着党的势力，在把持着出版工作的领导权。为了取消党的领导权，蓝钰主张撤销出版局。于是，他提出让出版界自治的主张：“成立出版协会，作为出版界群众性的组织。也就是让出版界自己管自己的事”。一切书评工作，关系调整，交换情况经验，以及新华书店，都由出版协会管起来。
第二，主张压缩国营出版社，成立私营出版社。蓝钰对出版事业“一切只有国家的”，非常反感。他主张“把国营出版社彻底整顿，同时开放自由市场”，也就是所谓“开个口子”。他对社会主义的国营出版社“整顿”方案是“裁并一批”，“压缩一批”。开放自由市场的方案，是恢复私营。社会主义的国营出版社和资本主义的私营出版社并存的局面，它的前途是怎样的呢？蓝钰说：“这样，社与社之间就会发生‘争鸣’（竞争），也可能有些社要在‘争鸣’中垮台，也不要紧”。这里，蓝钰不打自招地道出了他的真实意图，就是要打垮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把出版事业拖回到资本主义的老路。
第三，他主张裁撤一批作为社会主义宣传机关的地方出版社，把阵地让出来，使资本主义思想的宣传能够深入农村。
支持和煽动时事手册的右派小集团向党进攻
通俗读物出版社领导的“时事手册”，在第十一期发表了“春风化雨，大放大鸣”等有毒的文章都是经过蓝钰审阅和批准的。
“时事手册”以于干、邓蜀生为骨干的右派小集团向党的猖狂进攻，蓝钰是给予积极的支持和鼓励的。整风开始以后，蓝钰就鼓动右派分子把矛头首先对准出版局的党的领导，向出版局施加压力。他在“时事手册”整风的座谈会上提出：“有冤伸冤，有苦诉苦”，煽动右派分子向党开火。因此，“时事手册”的右派小集团十分放肆和猖狂。但是，蓝钰还认为不够劲。
“时事手册”右派小集团，为了摆脱党的领导，还要向社会上控诉中宣部、新华社、通俗出版社。他们起草了所谓“申诉书”。蓝钰对这种作法是完全支持的。在那个右派小集团企图鼓动群众闹事时，蓝钰竟向中宣部前来参加整风座谈会的同志威胁说：“如果‘时事手册’的问题解决不了，要请愿时，我蓝某可以带队。”
有的同志嗅出了时事手册编辑部副主任右派分子于干的味道不对，建议应当进行反击，蓝钰横加压制。6月29日，在通俗出版社整风领导小组讨论反右派斗争时，有的同志提出“时事手册”有一右派小集团，蓝钰起来坚决反对，并且千方百计为这个右派小集团打掩护。
一个狂妄的个人野心家
蓝钰为了把人民出版事业拖向资本主义道路，他的第一个“奋斗”目标就是夺取通俗出版社的领导权。
1956年初，通俗出版社的肃反运动刚刚转入专案审查阶段，当时专管业务的蓝钰，便发起了一个全社性的所谓“民主运动”。他提出要“改造领导”，并且主张不要采取“和稀泥”的办法，而要“揭盖子”。此外，他还主张由群众选举了专门的主席团。各部室也丢开原来的负责人，由群众选举一个小组长，领导部室的所谓“民主”运动。因此，有的部室开会提意见时，形成了控诉会。这一场“揭盖子运动”，后来经出版局制止。
整风开始时，通俗出版社的主要负责人副社长兼总编辑杨赓同志正离职学习，蓝钰认为机会已到，就向文化部提出，坚决要把杨赓调回来整风，说是通俗出版社的工作问题，杨赓应负全部责任。当“时事手册”的火已经烧了起来，而“政治学习”的空气还比“时事手册”显得比较平静的时候，蓝钰又找到一个借口，提出要借“时事手册”的“兵力”帮助他们开展反右派的斗争，而实则是发动“政治学习”编辑室的人整领导，而领导“政治学习”编辑室的，则是该社另一位副总编辑孟奚同志。左打杨赓，右踢孟奚，这正是蓝钰夺取通俗出版社的领导权的第二次尝试。
蓝钰的野心还不止于此，今年春天，他并未取得文化部和出版局的同意，便亲自到沈阳、天津等地，借调查情况为名进行活动。他在沈阳召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方出版社的负责人举行座谈会，在天津也召集了同样性质的座谈会。在两地的座谈会上，蓝钰都俨然以上级自居，作了带有总结性质的关于出版工作的全面性的发言，毁谤文化部的领导，贩卖他对出版工作的反动纲领。他并且在座谈会上进行煽动说：当前出版问题是出版界的整个的问题，“我们不能坐等领导的命令”。这实际上就是要地方出版社脱离地方党委的领导，而受他这个个人主义野心家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