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恒的葫芦里装些什么药？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杨子恒的葫芦里装些什么药？
本报记者　顾雷
民盟甘肃省主委、甘肃省交通厅长杨子恒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交代他的反动罪行时，曾经极力把自己说得“微不足道”，说自己没有接受过章罗的指示，只是思想上的结合。但是，人们只要看看杨子恒的历史就知道他的反共反人民面目是掩饰不了的。
从1931年到1935年，杨子恒率领反革命部队一直在积极扑杀革命力量。至今，人们不能忘记平凉小教场终夜枪杀红军和革命群众的枪声，不能忘记在张家砭一坑埋掉七八十个红军的惨景，不能忘记在子午谷牺牲的五百多名红军指战员，不能忘记被杨阻击后不得不由川边入河西走廊而死掉的成千上万个革命战士……。但是他在自传里竟然恬不知耻地写道：“1927年大革命时我因公到汉口，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勇敢前进的做法，对于革命的道路才有了些初步认识”。
远在1940年，杨子恒就和章伯钧拧在一起了。1947年，杨子恒在章伯钧的指使下，曾秘密进行军事活动，企图实现章伯钧同共产党三分天下的阴谋。全国解放后，章伯钧从北京把杨子恒派回甘肃，还说：“你是地方人，人事熟悉，回去工作有作用。”他到了甘肃以后，即派三个人到天水一带招兵买马，后被政府制止了。但是杨子恒并不甘心，仍积极设法扩大自己的势力。他坚决反对民盟“以文教界为主，以中上层为主，以大中城市为主”的组织方针。他的方针是“落后的人，盟不发展，叫谁去发展呢！”
杨子恒在甘肃还经常散布章伯钧的影响。如说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是章伯钧在知识分子中经过深入调查，才建议党中央召开的。说罗隆基是“智囊”“文章才华比胡适还强得多”。章伯钧发表反党言论以后，杨子恒更兴高彩烈地说他是“有一套的政治家”。
杨子恒对共产党处处抱着敌对的态度，一直公开地反对党的领导。有一次，省运输工会主席在大会上念评比条件时，说了“在党领导下”的话。作为交通厅长的杨子恒却生气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就不管了。”他常告诉别人说：“党的领导这些话不要再强调了，老一套的办法不适用了，要把眼光放远一点！”当他看到有些盟员接近党员时，也骂他们“没有骨气，没有立场，你怕反对了党员没饭吃吗？！”
为了破坏党的威信，杨子恒从来都是否定党的各项工作成绩的。税收政策在杨的眼里是“杀鸡取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时，他说：“统得太多了，很多人没有饭吃！”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时，他说：“资本家太苦，吃不上饭，共产党政策不好，限制太严！”他对农业合作化的评价是：“糟得很，办得好的只是个别的，其原因是社内有贫农二流子！”在干部政策方面，他提出的方针是“过去是德为主，现在建设时期是先才后德”，又说“县长、县委书记都是尕娃，如何能办好事？”杨子恒还一味鼓吹“甘人治甘”。在甘肃省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杨子恒竟妄想挤掉马鸿宾（回族）副主席，夺取他的职位。他唆使亲信给马鸿宾写条子：“请你下台，请杨子恒上台。”
杨子恒为了扩大自己的羽翼，利用自己的职务，把交通厅、民盟变成反革命分子的防空洞。曾做过日本特务的达尔刚，是杨的座上客，被杨安插在交通厅。反革命分子王光壁曾任杨的军法处长，解放后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1951年，王到香港接受了蒋匪特务的任务，回来积极组织“中华人民反共救国军独立第三十八纵队”，企图进行武装反革命活动。这时，杨子恒竟把王由北京接到兰州，为他改名“王生辉”，派到新光秦剧社当秘书。后来王光壁被捕了，杨子恒对此问题却没有交代。
今年5月中旬，光明日报派记者欧至培、韩洪文到兰州点火，杨子恒大力支持。
现在，杨子恒仍无悔罪表示，对于章、罗反党联盟仍有恋恋不舍之情。但杨子恒还是混不过关，因为甘肃省的人民是不答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