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伯钧决心要造反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章伯钧决心要造反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　严信民
抱着卑鄙目的走进解放区，还说作了政治俘虏
解放前章伯钧在香港的反共活动，虽然已经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但中共中央仍本宽大无私、与人为善的精神，邀他回国共商国是。可是章伯钧并未为这种无产阶级的伟大气魄所感动。相反，他却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带上“谈判”的私货，走进船舱。当北航至黄海途中听到济南解放的广播时，章伯钧慨叹地说：“大势已去”。他原以为美蒋决不放弃济南。由济南之解放，他看出美国没有决心，看出蒋介石的危急，因而对他所幻想的“相持局面”、“三分天下”，失去信心。话虽如此说，实际上济南的解放，并未使他死心。“谈判”的私货，随着航程一直北上，一直带进解放区。
章伯钧的私货到了东北，但却找不到市场。难怪他郁郁不乐地写信给留港的农工民主党中委们说：“此间无事可为，求人无所得。我等多年轻视自己，就是很大的损失。斗争是长期的，急起直追，还来得及。我平时的看法仍然正确，还想设法回香港来。”章伯钧在解放后的东北，深感怀才不遇，看不惯新鲜事物，唯一感兴趣的，是古董、字画，与一贯投机倒把的奸商章乃器却有同好，朝朝暮暮出入于古董铺之门。真是“宗兄”宗弟，难兄难弟，“求人无所得”，在古玩上却收获不小。
到北京后，章伯钧的情绪很坏，动辄就要骂人，尤其是谈到农工民主党党务的时候，尤其是谈到农工民主党中央进步同志和民盟一部分进步分子的时候。当然只要中共方面负责人一到，他会马上换一副和颜悦色的面孔的。
章伯钧第一次见到他久别的老友季方同志时，开头就说：“我作了政治俘虏！”这就是说，他深感在人民的天下，他那套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无技可施之苦。当有人问道，新民主主义与农工民主党的纲领有无区别时，章伯钧说：“根本没有区别。我们的纲领，实际上还更符合广大群众的要求。不过搞政治要靠武力，今天武力、政权都握在共产党手里，有什么办法呢？”他又对农工民主党一位青年干部说：“革命成功了，我们搞组织是失败了。”章伯钧是不会甘心失败的，就是初到北京，他仍偷偷摸摸地派人或指示地方负责干部搞军事活动，华东、中南甚至西北都有所活动。百万雄师下江南，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扫荡蒋匪，举国欢腾，而章伯钧呢？他狠狠地说：“蒋介石真不中用，连我们的本钱都输光了。”这里的“本钱”指的是江西、福建等省地盘，是章伯钧理想中的章姓王朝的策源地；犹普鲁士之于德意志帝国一样。
好一个“天下是人家的”！说人民的天下是“一下子”得来的
一次在北京饭店他的房间里，章对地方来的几位干部大发雷霆说：“你们太不中用，现在天下是人家的。”好一个“天下是人家的”！章伯钧和人民的界限划得真清楚。毕竟中国地大人多，独霸天下是不易做到的，于是后来出现了章罗联盟。也就是说要创出一个章罗两姓的天下。今年4月，在农工民主党中委和北京市委首次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座谈会上，章伯钧说：“老毛现在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一下子就得了这个六亿人口的天下，惧的是六亿人口吃什么，穿什么……中国自己有六亿人，天天要吃要穿，还有别人向你伸手，你们看，怎么办？”这几句话和上面的话联系起来看，说明章伯钧是何等荒诞狂妄，居心叵测。他嫉妒、怀恨中国人民得了六亿人口的天下。他将人民的天下看成毛主席一人或一家的天下，他认为这个天下是“一下子”得来的。右派野心家无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艰苦斗争的历史，无视在社会主义建设初具规模的今天，人民生活的显著改善，更看不见在光芒万丈的明天，人民生活无限幸福的远景。
两面手法，仇进步，仇三反
在政治上，章伯钧是个彻头彻尾的两面派。到北京以后，他一方面用尽心思敷衍共产党，博得党和政府的信任，另一方面，不是嫉恶，而是嫉进步如仇。1949年底农工民主党召开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的时候，大家批判了过去的中间路线，决定学习马列主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对中间路线的批判，章伯钧是表面同意，心怀不满的。最后为了应付周总理，才狼狈地承认了农工民主党历史上的“七分反蒋，三分反共”。农工民主党各地组织在全国解放前夕，解放期间，在章伯钧的阴谋活动下，混进来大批政治面貌不清以至反动的分子。由中央到地方的进步同志不肯背这沉重包袱，多主张结束，章伯钧等称之为“取消派”。他应付这派人的说法是，“由大化小，由小化无”；并说：“人只能慢慢地，而不能一下子死去。”章伯钧所喜爱，并视为心腹的只是那些替他招兵买马，主张分庭抗礼的右派，乃至政治上有过严重问题的犯罪分子。季方同志，是他一贯憎恨的人，因季后来在苏北解放区参加工作多年，章以为季是共产党员，自动提名为人民政协筹备委员、交通部副部长，连农工民主党中央人事处（当时还不是组织部）都付托了他，并说：“我将党交给你”。这是给中共看，表示信赖共产党。可是实际呢？季在农工民主党内是有职无权的，一件事情不得章伯钧的点头也行不通。中央党部的大权，实际上是操在历史上有血债的章的亲信手里。
后来季方同志和我（王深林后来也参加了）主持农工民主党中央的“三反”，彻底摧毁了章伯钧亲信的贪污集团。有的停职反省，有的撤职，有的判刑。章伯钧除运动开始时假惺惺地作了动员报告外，整个三反期间，未踏进过党部的大门，未约过我们谈一次话。他恨三反，恨我们，说农工民主党中央的三反，反到他的头上。三反刚一结束，章就赶到党部，怒气冲天地指着季的鼻子说：“你从来就是反对我，你是农工民主党历史上的右派。我以为你是共产党，叫你在党里负责，谁晓得我错认了人。”当时我是在旁的。这就是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对伟大的三反运动所持的态度。我们坚决地站在人民方面主持三反的人，在章的面前，成了罪人。
农工民主党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后，在各地统战部大力帮助下整顿了组织。到1951年底第六次全国干部会议时，李维汉部长就支持了一面发展、一面巩固，即巩固与发展相结合，并积极对成员进行思想改造的方针。当然，苦闷已久、跃跃欲试的章伯钧，感兴趣的不是巩固，不是思想改造，而是发展。发展就得有所布置。章伯钧吸收了两位老共产党员参加中央委员会，一则撑撑场面，再则借以迷惑统战部，而处心积虑以求之的是调黄琪翔来京，作为他的忠实伙伴。这一愿望，经过多次要求，终于实现了。再就是调伪装左派、见利勇为的李伯球来京。这样调兵遣将的结果，终于结成了章伯钧所谓的农工民主党的领导核心，结成了以章伯钧为首的章、黄、李右派阴谋集团。
在民盟，一直到去年夏季以前，章伯钧为了与罗隆基争领导，不能不利用一下左派，所以他总是以左派面貌出现的。但是疯狂的政治野心，自己的阶级利益，终于又使他不能不疏远左派，进而与罗隆基集团结为联盟了。对于民盟主席，多少年来坚决站在进步方面，得到共产党信任的沈衡老，章伯钧从来是不服气，看不在眼里的。沈老尽管因健康关系很少过问盟务，章并不因之甘心。1953年当沈老进了医院的时候，章就断言病已无望。沈老一度病危，章伯钧兴致勃勃。对盟务备极热心。后来病势好转，性命无虑，章无精打彩，像失去了灵魂一样。可是他在口头上又常说，我从来是尊重衡老的，在重要会议上我都是推他发言。这就是野心家章伯钧作人的品质。
章黄李策划整左派。说知识分子是农奴，认为社会主义世界的天要变。
在农工民主党内，章伯钧是不加掩饰地，由领导到一般干部，由中央到地方，支持着右的、落后的乃至曾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分子。就连章伯钧的骨干分子王一帆也交代说：“去年章伯钧从北戴河回来后，在家里约了黄琪翔、李伯球、张云川、王一帆等吃饭，以建立集体领导为名，说要整农工民主党的左派分子。”微妙的是右派骨干交代出了这个事实，而一向以左派自居的李伯球，却竟如是其健忘。由于章伯钧对农工民主党是如此的领导，由中央到某些地方的组织内，常常是是非不明，黑白不分，甚至颠倒黑白，以非为是，以是为非。章伯钧不止一次地说：“知识分子都是共产党的农奴”。其实，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是够尊重的，够信任的。我看倒是章伯钧自己才把农工民主党的成员视为供自己驱使的农奴。
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发生后，章伯钧认为天要变。不光苏联、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天要变，中国的天也要变。可是从未听过章伯钧谈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天要变。当然，在章伯钧看来，资本主义世界的天是永恒不变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天不仅不变，社会主义世界的天倒要变成资本主义的天。章伯钧自认为对黑格尔的哲学有研究，想必是将资本主义当作永恒的“绝对观念”或“绝对精神”，神化起来，而社会主义社会倒是短命的，还要还原到它的资本主义母亲的胎盘里去。可是历史告诉我们的正是相反，只有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决没有社会主义倒退到资本主义的道理！
宣扬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到处煽动造反说唯一出路是“匈牙利事件”。
“长期共存”、“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都被章伯钧加以歪曲，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武器。我们用事实说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章伯钧却用“两院制”，“你下来，我上去”，来宣扬资本主义有活力，有优越性。全国人都在学习马列主义，实践马列主义，章伯钧则说，“马列主义不能吃，不能穿，只有干巴巴的那么几条。倒是‘论语’、‘曾国藩家书’要走起运来”。党和政府要大家学习苏联，章伯钧却仇恨苏联，说苏联根本没有文化。他对美国的原子力量，西德的生产、技术称赞不已。他甚至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说法，是浅薄无聊”。我国社会主义的民主，一天天在扩大，在发挥作用，毛主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章伯钧却觉得没有民主。说什么“一个人如果不能独立思考，就像西郊公园里的老虎一样”。
章伯钧是个出色的、反动的政治煽动家。今年春天他视察天津新港回来车过武清灾区。在农工民主党中央的座谈会上就描绘地说，“那里离北京仅四十里，老百姓就得从先一天起，带着铺盖卷露夜排队，等候第二天的只供三天充饥的混合粮、萝卜干或一块豆饼。有时还得吃树叶。而这边呢，高楼大厦，黄油面包”。这就是章伯钧描绘的一幅天堂地狱图。最后他还提到天津码头上的工人也出了问题。去年冬，章伯钧借交通部长之名视察水道，专轮漫游长江苏杭一带。归来又在中央座谈会上说，“我到处刺目惊心的是，共产党党部都是最好的洋房，负责人出入是小汽车。我看这样下去，老百姓是会造反的”。又一次在农工党北京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说，“在肃反中有些知识分子被斗得很厉害，我看这样下去，知识分子是会造反的”。他去看储安平时，除谈到农民、学生问题不能解决外，还说一千多万共产党员的安排问题，不是教育所能解决。看来，章伯钧是下了决心要造反的，并且装出“悲天悯人”的样子，到处进行煽动。他认为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甚至共产党内部都有问题。在天不变，即共产党领导权不变，社会主义制度不变的情况下，这些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那么，天怎样变呢？在他看来，匈牙利事件就是榜样。可是章伯钧却忘记了匈牙利事件的最后胜利者，并不是纳吉，更不是霍尔蒂分子，还是共产党！共产党，社会主义是永远不会失败的。让疯狂的右派冒险家们碰得头破血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