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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版()
专栏：

我的罪行
　北京政法学院院长　钱端升
解放以前，我有过长期的反共反苏、拥护国民党反动派、亲美崇美的罪恶活动。解放后，党和人民不念旧恶，给我以很大的信任和很重要的工作，原希望我能够不断地进行思想改造，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但是我站在资产阶级反动派的立场上，心怀不满、不忠于党、不忠于人民。解放初期还和留京的美国特务记者见面多次，1949年和1950年还和美国特务教授费正清等通信。最近更趁党整风的机会，向党进攻，妄图在政法学院削弱、摆脱党的领导，使政法学院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拉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并且诋毁政法部门和高教部门的党所领导的工作，企图从而削弱党对政法工作和教育工作的领导。我是罪人，我的罪行对于国家、对于人民具有极其严重的危害性。我谨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全市人民和全国人民低头认罪。
接受章罗联盟领导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
章罗联盟是一个右派分子的罪恶集团。章伯钧是我所瞧不起的马路政客，但从我入盟以后，章恭维我是大知识分子，是高教界的重要人物，并说我在盟内应该连升三级。尽管他没有同我谈过他企图破坏我们国家基本制度的所谓“政治设计院”这一阴谋，可是我和章伯钧在政治上没有发生过争论。3月12日当章说盟今后应多讨论国家大事时，我还表示过赞佩。他谈到我们政协起上院的作用时，我还以为他很有见地。
罗隆基和我受过相同的资产阶级的教育，在昆明时早就有过频繁的往来。
1955年4月他要我联名在文化俱乐部请理工文法的大学教授（从前我说是政法方面未上课的教授，因为是临时答复质问，记忆上有了错误）座谈学习苏联、教研条件、工作安排、新老关系等问题时，我也欣然同意。
自章、罗抓知识分子问题以来，由于我自己有罪恶思想，妄以为章罗的领导（这领导实际上是阴谋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我接受了章罗在盟内的领导。这样使我愈陷愈深地走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也越来越走入章罗联盟的道路。由于我和章罗联盟思想上的共鸣，客观上就产生了行动上的配合。
在政法学院开始了罪恶活动，多方面破坏党的领导
我由于对政法学院的党有严重的不满和对立，我就在政法学院和政法方面进行了反党的罪恶活动。
章罗联盟自封为大知识分子的领导者，他们包藏祸心，首先企图在高等学校中赶走党。由于我自己也有反党的罪恶思想，所以听到了他们的假传达后，便信以为真，便以为有机可乘。整风一开始，我就公然提出学校可以不要党委来领导。由以我为首的校务委员会一类机构来领导。
为了最后达到削弱政法学院党的领导和提高我自己的地位，满足我自己的野心的肮脏目的，我进行了一系列的罪恶活动。我企图破坏政法学院党组织坚强的团结，说党内“宗派主义太多，有三方面来的党员，处于领导地位的是革大来的，现在应该整革大遗风。”妄图实现使党内部闹不团结和削弱党的阴谋。
汇报制度、档案、鉴定都是党的人事制度。我诬蔑这些制度，说汇报有一部分是不真实的，因此关于学生的档案和鉴定也成了问题。
为了削弱党的领导，我又寻找对党不满的对象，进行挑拨、离间和煽动。我看中老教授和老的司法人员，恶毒地说他们受到歧视。我对青年教师也同样进行挑拨，说他们不受重视。更突出的是，我利用政法学院讲师杜汝辑对肃反的不满情绪，示意他在整风中“大鸣大放”大闹特闹。
在我院的毕业生中，有些人对工作分配是有不满的情绪的。针对这一情况，我捏造事实，说1954年分配到天津的毕业生除一人外，都没有分配到政法部门，而实际情况是绝大多数是在政法部门工作，而且我是知道这个事实的。
在整风初期，我在学生中进行的破坏活动，最突出的是我鼓动一个一贯对党不满的学生章文岳向党进攻。章写给我一封充满了反动内容的信。我支持了他对班领导以至于党组织的狂妄攻击。我还肆无忌惮地给了他一封回信，要他坚持反动的立场，向党进攻。
要破坏党的威信，从而达到削弱、摆脱党的领导的阴谋，单枪匹马是不行的。我于是寻找助手。除了煽动、拉拢个别的人进行反党活动外，我还企图利用学校民盟和工会组织来作我的助手。我强调盟和工会要对党进行监督，实际上就是要盟员和工会会员寻找工作上的缺点来作为攻击党的根据。我还要求发展盟员，企图使盟有力量来和党分庭抗礼。此外，我还长期地、明确地有着这样一个和党闹对立的思想，我企图通过盟员来了解各有关单位的工作情况。这个思想自1952年起就存在着，也充分说明在这一点上我的反党思想也是长期存在的。
要最后把政法学院变成我的独立王国，也不仅仅为了大权独揽，而是有把政法学院拉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的企图的。1952年，院系调整，北京政法学院建立起来了，随后就有了新的培养目标和新的教育方针。这几年来，年幼的政法学院，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我的资产阶级办学的思想根深蒂固，经常作祟，我也只接受了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的形式，而拒绝接受其精神实质。我对于早期的二年制和对于当时对青年学生所进行的必要的和正确的思想改造的教育，总是格格不入，不以为然。我仍然迷恋于较长期的和所谓“正轨”的教育，而实则就是旧的资产阶级的教育。
关于大法学院的各种方案，我没有谈过，在回国以前也没有听人谈过。但我的确是企图拉些原来教过政法的人到政法学院来担任教学工作的。如楼邦彦，也同他谈过几次；复旦大学的张企泰，我虽没有同他谈过，心中也希望他能来；尚在德国的陈育凤，我也希望他来。这几个人都是我从前的学生。这些人我都希望他们自己会要求回国，要求来院，这样就可以掩盖我的拉人的意图。因为我知道明目张胆地拉人是会露马脚的。这种愿意为我的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学校服务的人来得多了，资本主义的学校的复辟也必然成为唯一可能的结果。
我诬蔑政法部门有严重的宗派主义，诬蔑高教部门有严重的教条主义，也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使我心目中的学校的毕业生能够很容易有工作。我于是在批评宗派主义的幌子下，诬蔑政法部门的“清一色”，妄图使政法部门对干部不再强调政治条件。这样，复辟到资本主义道路上的政法学院毕业的学生，也自然可以有工作了。政法部门充满了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人们之后，也必然会走向资产阶级民主的法制的反动道路。
我是一个披着“学者”外衣的政治野心家，长期以来，企图利用“教授”的好名称，来满足我的政治欲望，企图把学校作为地盘而增加我的政治资本。政治野心家的野心总是得寸进尺，总是没有止境的。尽管我在整风初期乱鸣乱放，大放毒素时，我还不自觉地意识到这样大的政治野心，但政治野心是水涨船高的，野心有它客观的发展规律。我有篡夺政法学院领导权的野心，更从而发展到具有篡夺政法部门的领导权的野心，也是客观的发展规律。我的罪恶活动的危害性，今天我认识到了，要远比我在作出罪恶活动时严重得多。我真是党和人民的罪人。
同美国特务结成“亲密朋友”，在解放以后仍有密切联系
我还和披着“教授外衣”的美国特务费正清有过长期的关系。自1937年起，我到美国必去访问他。在1947年冬到1948年冬，我到了现在看来是敌国的哈佛大学。当时我就住在他家中。这还不够，解放后，在1949年和1950年，为了促成我用英文写的一本关于旧中国政府的书的出版，并为了要他代购一些书籍和代领应退的一部分所得税，我去过二十封信，他来过十八封信。信中还讲到许多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所决不会讲的话。1949年3月9日去信有这样一段：“作为一个要求合乎时代的中国人，我诚意地钦佩新秩序的缔造者，尽管我本人可以遭受一些不方便和不谅解，而且在今后还会遭受”。9月6日去信有这样一段：“我的在贝克莱（加州大学所在地）和伦敦的中国朋友告诉我说，他们知道一些关于我的广为流传的信，我想这一定是指我给你的信。请将此信留给你自己（就是不要流传之意），因为，有时可以有复杂的事情发生。”这件事他于10月4日来信也承认了。在1950年6月30日的去信中介绍了国家经济好转情况。写这些信，不但是敌我不分，丧失了民族的立场，而且使敌人可从中取得情报，从而加以渲染曲解，以达到诬蔑我们党、我们人民的企图。祖国是已经解放了，但我仍然保持着极端顽固的买办思想，而且在批判白皮书的学习之后还继续保持下去。不但不值一文钱，而且对人民有害的书偏要出版，不义之财仍然要取回。我犯了极其严重的罪行，而且一直没有交代，更是罪加一等。
费正清披着“中国近代史专家”的外衣，长期为美国国务院服务，抗战期内更往来于中美两国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有意识地为美国帝国主义培养一批白皮书中所谓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而我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我早年留学于美国，自1937到1948年，十一年中去过四次，一次是跟胡适去的，目的是要求美国帝国主义为蒋介石反动派打气。第二、第三次是去出席美国反动的太平洋学会。第四次是卖身投靠式的教书。在此期中我成了费正清的亲密朋友。他又把美国在华的不少官员和记者介绍给我。在官员中，在昆明做过领事的石博思和我往来频繁。由于费正清和石博思的介绍，我认识了十来个在美国或在中国的美国记者，而这些记者在大战期中又往往是美新处和战略情报局的人员。美国的所谓“教授”在大战期中也有不少人搞情报工作的。我记得昆明美新处的负责人最早就是一个叫做柏克的记者。
我是1948年12月初回到北京的。解放前后，在京美国记者同我有过接触的有：赖文霍德之妻，斯蒂耳，巴乃德，柏克，赖盎斯（女）等人。赖文霍德夫妇是我1947年到1948年在美国时由于费正清的介绍而认识的。赖服务于克简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印发一种有关国际事务的定期通讯，也当然是一个特务机关。其妻在我回京的次日即去了上海。斯蒂耳是所谓老牌“名记者”，首次在昆明蒋梦麟家见面，以后陆续见过几次，解放前即已离京。巴乃德也是上述克简基金会的访员，是回京后由赖文霍德之妻介绍而认识的。柏克即上述昆明美新处的最先负责人，是我在纽约时在我爱人的哥哥陈公与的妻子（英人，美籍）处认得的，1948年在京时仍为记者。赖盎斯也是陈公与的妻子的朋友。
当1949年2月，北京初解放后，巴乃德和赖盎斯来访过我，出门后，附近解放军同志即进来作必要的查询。由于党和人民政府的照顾，此事即结束了。但我尚不知改过自新。因他们不断来电话要求访我，我在2月27日还去见了他们中的一些人。此时，人民政府下令停止外国记者活动，他们也终于消了声匿了迹。但当赖盎斯在4、5月离京返美，清华美籍教授温德为她饯行时，邀我作陪，我仍然去了。这要是温情主义的话，也已经是买办的温情主义，而不是一般人的温情主义了。
这些特务记者同我谈的，在围城期中，是关于和平解放或是武力解放那个可能性较大的问题，也问及学校情况，哪个人逃了等。进城后，主要是他们希望我能设法介绍他们给负责人见面。我拒绝了。他们也问及学校情况以及已否上课，已否接管等。
当时，美国帝国主义的领事柯乐博，在我军一进城后，即连二接三地要找我。我不愿意他来我家，我去过一次，他也提出了要我介绍见负责同志的请求。我说负责同志太忙，决不会见，而且我也不熟悉，要他不要再麻烦我。自此以后，我从未和他再见过面。他3月初送来过一封信转达哥伦比亚大学要我去，并要我将复电副本送他。我直接电复，拒绝前往，也没有把复电副本送给柯乐博。以后，7月4日美国国庆，他有请柬来，我早晨打去电话祝了国庆，但推有事下午没有去参加。
此外在北京解放后，我和美国人杜乐文还有过三、四次往来。杜是在昆明时由现在在北大的美籍教师温德的介绍而认识的。他当时是美国红十字会的驻华代表。他在昆时，在医药上曾给我们不少帮助，过从较密。他比我先到北京。解放前他做过有关救济工作的美国驻华代表。以后他做木器家具出口的买卖。他的弟弟杜乐武和他住在相邻的房子中，在战时曾做过美军的情报工作。胜利后，他的职业是木器家具出口商，经常请茶会等等，协和的医生们也时有参加的，围城期中或解放几天后，即举家离京。
在解放之前，我是认识不到这些妖魔鬼怪是在中国进行特务活动的。党对我不咎既往，给了我宽大的对待。
我不但在解放以前有着长期的罪恶活动，而且1952年经过忠诚老实学习，我又不彻底交代我的罪行，这更增加我的罪行的严重性。我现在谨再向人民低头认罪。我甘愿受一切应得的处分和惩罚。我痛下决心，我一定要算清自己的帐，新的要算清，旧的也要算清，要彻底交代一切罪恶的活动，也要彻底交代一切错误的言行，特别是关于和美国帝国主义有关的罪恶活动。我记得的我一定要在几天之内逐件交代清楚。
（这是钱端升在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本报略有删节，插题系本报所加。）